薛梅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加地主子女家庭。爷爷是民国时期的秀才，法律专业毕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甚至于还会看风水，老家的房子建在地势较高地带，因此发大水时，别人家的房子都被洪水淹没，他家的房子岿然不动。
红漆刷的大门，远远就能看到，是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如果外人想找他们家，问当地老乡，就给指点找红漆大门，来人就都知道。
父亲是解放初期调到北京的国家干部。母亲家出身地主兼资本家。
本来薛梅的姥爷只做生意，不种地。天津、北京都有他家的店铺。别人总劝他说：“你虽然在外边生意做的不错，老了总要落叶归根，还是买几亩地留着好。”
姥爷耐不住别人的死缠烂打的劝慰，买了几十亩地放在那里没人种，也没人管。结果刚解放又多加了一个成份，那便是地主。
就因为这个家庭出身的问题，薛梅上学期间可是没少遭受同学的白眼。
那个年代，时不时地要求学生填家庭出身的表格。因为没有听说过自己是什么家庭出身，薛梅认为自己肯定是根红苗正。又听同学说家庭出身于工人、农民的最好。于是也没经过家长同意，便自己随便填了父亲出身工人，母亲出身贫农交了上去。
整天还乐呵呵地跟同学们炫耀。哪曾想她的母亲，就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问题，在单位被降了工资，父亲也被下放。
一个大院住着的同学，通过家属们一传十十传百的都知道她们家的事。可能是家长都不让同学们当着薛梅的面说，只是都躲得她远远地，而薛梅还傻傻地蒙在鼓里。
直到有一天，老师去家访。问她：你们家到底什么出身？薛梅没来得及说话，来看姐姐的舅舅在隔壁房间说了：“咱们家出身是地主兼资本家。”
犹如五雷轰顶般，薛梅当时就傻眼了。她心目中自己一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没想到是这般糟糕的家庭出身。
她也不顾老师在场，张口便对舅舅说出了滚蛋二字。完了，一切都完蛋了。不仅在老师面前丢面，竟然还敢张口骂人。
那几年，刚刚恢复高中，本以为多上两年高中，往后拖一拖，能抱希望高中毕业留在城里的，这下您去农村插队吧。
她乖乖地打一个铺盖卷，跟着同学们去了远郊区农村插队。而李雅丽却被留在了城里，所以她心里很不平衡。
有时候她就想，怪不得同学们后来都不怎么搭理我了呢，原来人家早就知道我的家庭出身问题，我还总是沾沾自喜。那为什么我的父母不让我们知道？难道怕我们受刺激？而这种刺激比瞒着不说更让人难以接受。
插队将近三年的时间，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年底回到了北京，分配在工厂工作。又经过自己的努力，重新上学，重新分配到一家国家机关，从事外事工作。
当她再次遇到李雅丽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下期。
首都机场候机大厅内，忙碌了一天的候机大厅，到了晚上终于安静下来些。此时出港入港的飞机不是那么频繁。薛梅准备乘坐晚上八点半的飞机，飞往南方某市出差，离飞机起飞时间尚早。她便来到三楼的商店转悠，主要是消耗等待乘机的时间。
从三楼的滚梯下到二楼，在滚梯的对面坐着两个人，她看着很眼熟。那不是李雅丽吗？边上一位男士，估计就是她的现任丈夫。
李雅丽也看见了薛梅，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互相叫着对方的名字。
“怎么这么巧在这种地方见到你？”李雅丽说道。
再次见到她，已经没有了上次见面时的神情呆滞、两眼无神的样子。好像现在心情很好，脸也有了一些光泽。
“是啊，我在等飞机。你呢？你也是等飞机吗？”
“我们也是，准备去长白山滇池看看。”在李雅丽跟薛梅说话的时候，她老公也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做自我介绍。
“你好，我是雅丽的老公高峰，经常听她提起你，说你们在中学时就是很要好的，后来高中毕业就没有了来往。”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找一个人很麻烦的。”
“那你们赶紧互相留通讯地址，下次好联系。”雅丽的老公还挺擅聊。
薛梅和李雅丽在她老公的建议下，马上记下各自的联系方式。
三个人站在滚梯旁边聊了一会儿，就都各自找自己的登机口。
望着雅丽的背影，身高算中上等、体型很匀称，她老公高峰从后面看两个人还是很般配的，但是长相真不敢恭维，因为没有见过她前夫，不知道她值不值得为了这个人而抛家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