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王刘昉的一家的还京，只是开宝十七年冬大汉京外宗室、勋贵、大臣们活动的一个缩影，并没有太多私下串连，但是不约而同，有太多坐镇地方的封疆大吏，赶在开宝十八年开春之前，匆匆返京，就像一条条积极的溪流，欢欣雀跃，要回到京城这片祖源之中。
目的嘛，自然是为刘皇帝大寿，这样的情况，哪怕在大汉也不少见，毕竟帝国版图过于庞大，想要把天南海北的大臣们齐聚一堂，是很困难的。
前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是刘皇帝登基三十年的庆典，再前一次，就是泰山封禅了。
而鉴于这样的情况，针对这股风气，民间也出现一首童谣，说：天子生辰忙，诸侯奔波苦。黎民何所愿，唯盼瑞雪临。
这首童谣出现得很突兀，但却不胫而走，在京城广为流传，并且从京畿向周边扩散。
自古以来，类似童谣、谶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定的政治内涵，抑或揭露社会现状、民间疾苦，也往往带着一定的警示意义。
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大汉民间不是没有出现过童谣，但大多是一些地歌功颂德、宣扬德化、传播“正能量”的声音，像此番这般，隐含挖苦、讽刺，并直指刘皇帝过寿的铺张，还是头一次。
这首童谣从何而来，由何人所作，不为所知，但是，大汉朝廷，还是有些反应的，甚至有些紧张，稍微有些政治嗅觉的人都能察觉出这首童谣的“威力”，以及背后蕴藏的风险。
而反应的最激烈的，是一名叫王禹偁的侍御史，他直接以此童谣附一份奏表，进谏刘皇帝，直陈其事，希望刘皇帝能在来年的嘉庆节有所收敛，不要大操大办，搞得铺张浪费。
由于出身农家，王禹偁对农事十分了解，也更关心民间疾苦，在奏章中也建议刘皇帝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施恩百姓上，不要因一个每年都过的嘉庆节，怠慢了国计民生。
虽然在遣词造句上，王禹偁已经尽量注意了，但他表达出的思想，却是直接的，换个角度来看，都可以说是在批评指着刘皇帝了。
王禹偁虽然才二十六岁，但在大汉士林之中，却已经名气斐然了，文才尤其受人称道，也是个九岁就能写文章的天才，并且，二十二岁就中了进士，算是年少得意。
当年进士及第时，也得到了刘皇帝的接见，琼林宴上，挥笔而就，写下一首《吾志》，以抒胸臆，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当时就给刘皇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得到刘皇帝的赞赏与勉励。
而在近几年的为官生涯中，王禹偁也是失志不渝地践行其志，不违初心。这真是个直言敢谏之人，看不顺眼的，往往能化为一道文采斐然、赤忱丹心的奏表。
大概是知道朝廷中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种能言敢谏、血气方刚的人，也营造出一种言路畅通的氛围。对于王禹偁，不管他言辞有多激烈，用词有多冒犯，刘皇帝态度还是和蔼，多予以包容，至于听不听，则是另外一回事。
但这一次，收到王禹偁的谏章，刘皇帝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一笑了之了，当着赵普等臣的面，就直接斥责，说王禹偁大胆，把他的宽容当作放纵，越发不知收敛，肆意妄言。
一个小小的侍御史，自以为忠诚，自以为忧国忧民，居然敢对君父如此横加指责，出言不逊。那种恼羞成怒的姿态，在刘皇帝身上，还是很少见的。
不过，怒归怒，也只是口头上发作了一番。当然，若不是刘皇帝了解王禹偁是个刚直的性子，或许就把他下狱了，当然，还是为了维持此前的人设。
即便如此，刘皇帝也下令，让王禹偁回家，闭门反省，写他的诗文去......
但是，王禹偁那道劝谏奏表，显然还是刺激到了刘皇帝，至少让他不再那么心安理得、称心如意，心里就像吃了只苍蝇一样难受。
在刘皇帝看来，皇子、勋贵、官僚、将军们入朝给他贺寿，既然显示臣子们对他的忠诚孝敬之心，于他而言，也是一个抚慰、采谏的机会。
帝国这么大，自西向东，正常行路，走几个月都走不完，臣子们分驻各方，为国戍守固防，平日里本就难以见到，连他的儿子几年都见不到一次，何况其他人。
借着这个机会，不只是给他祝寿，也是一个内外军政重臣齐聚一堂、共商国是的机会。朝廷需要听取下面的意见，综合情况，及时调整或更改政策，下面的臣僚们也需要明确贯彻朝廷的政策方针，以免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出现什么差池。
显然，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沟通的过程，对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治理而言，也是有好处的。迫于交通信息条件受限，自然不可能经常搞，但借着他五十岁生辰，组织一场国事交流会谈，还是值得去做的，有意义，也有可操作性。
不过，话是这么说，刘皇帝也以这个理由来自我安慰，但王禹偁那道谏章，还是在他心中埋了根刺，让他极不痛快。
多疑的刘皇帝，也难免去猜想，官民百姓对他，真的有了其他看法？他如今的所作所为，还像个圣主明君吗？
我不会真变成李隆基吧？这样的念头，刘皇帝以前从未想过，因为他是一向有些看不上唐明皇的，把好好一个帝国，折腾到崩溃边缘，直接从盛世走向没落。
但是，嘴里说着以史为鉴，但现实中，往往不自知，反思虽然是刘皇帝的一个好习惯，但是不知觉间就容易沉浸在那辉煌之中......
朝廷中从来不缺见风使舵之人，皇帝心里不痛快了，下面自然有闻风而动者。朝廷内部，尤其是都察院，就有好几名御史，在卢多逊的指示下，上表弹劾王禹偁，说他狂傲自矜，滥言造次，冒犯君父，要求严惩。
不过，马屁该是拍到马蹄子了，对于这些人，刘皇帝格外恼怒，他需要对一个小小的王禹偁打击报复？去为成全他的忠直清名？
因此，那些上表谈何的御史，反倒吃了挂落，责的责，贬的贬。用刘皇帝的话说，王禹偁虽然刚直犯上，但可体其一片忠心，你们这些御史言官，该进谏的不进谏，该纠弹的不纠弹，只会落井下石，小人之行。
于是，好几名御史被贬出朝廷，卢多逊失去了几名心腹干将，本人还受了池鱼之灾，被刘皇帝批了个御下不严，玩忽职守。
与此同时，开封府以及皇城司也是大肆出动，横行京师，开始“消灭”那些莠言谬论。如此声势，自然闹得鸡飞狗跳，京内一时噤然，几乎所有的士民，见此情形，都严厉地约束自家孩子，不许再乱传乱说，“刑徒营”也成为了大人吓唬孩子的手段之一。
皇城司也感受到了源自于刘皇帝的压力，他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便是监察东京舆情，那童谣都传得漫天飞了，竟然毫无作为。
张德钧虽然有些郁闷，但也只能更加卖力，想要做出点成绩，以消官家之怒。开始大加侦探谁在背后传播流言，蛊惑人心。
结果嘛，以皇城司的能力，也没查出个“谋反分子”，东京城内各酒楼、茶肆的说书先生，倒是有好些被带回皇城司问话，也没个结果。
查到最后，在五丈河边找到一块石头，上边刻着那首童谣。这样的结果，可就严重，这岂不是在说，此次风波，并非人为，属于上天“警示”？
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张德钧严令封锁消息，然后匆匆忙忙去见刘皇帝，陈述此事。得知皇城司在开封的动作后，刘皇帝更加恼火了，狠狠地把张德钧批评了一番，这不是在给他招黑嘛......
同时，原本并没有那么在意的刘皇帝，反而起了疑心，童谣并不可怕，百姓们也好愚弄，热度过去就好。
但是，他可不相信有什么石碑能天然地刻着这样一首童谣，这假托神只的背后，必定有鬼魅奸邪作祟。
于是，给张德钧的指示，只有一个字，查！一查到底！
开宝十七年冬季发生的这场风波，只能算一个小插曲，一点小阴霾，虽然把刘皇帝搞得有些郁闷，有些恼怒，但来年的嘉庆节，他还得庆祝，他的五十大寿，仍旧要办得风风光光，红红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