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安定山西
粮食产量的增加，带来了一个深远的影响就是粮价下跌，连带着各种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以吉林为例，以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价格为最高，约为正常年份（以整个宣统3年为100%）的128%，但自从东北全部光复尤其是限价法令出台后，粮价直线下跌，特别是小麦收获后，价格跌到了正常价格的79%，入秋以来，价格虽然有所恢复，但仍然徘徊在83～86%这个区间里。粮价下跌有利于工业人口的增加，也降低了社会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北疆铁路建设如火如荼，庞大的筑路工人队伍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粮食，没有低价、充足的粮食供应，这种作为是不可想象的。
粮价下跌还带来了一系列的溢出效应。山西是人口大省，在北疆体系里仅仅次于辽宁。但山西地少人多，工业不发达，很多人只能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而且山西土地也不很肥沃，故而粮食生产成本过去一直要高于东北各省，当然也不是高出很多，刚刚可以抵消东北粮食外运的差价。今年东北三省的粮价大幅度下跌，使得地区差价显著起来，山西本地的粮价虽也有一定的回落，但不明显，而厘金关卡的废除，使得东北的粮食蜂拥而至，在东北的低价粮面前，山西本地粮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
夏海燕所描绘的，正是在夏秋时节爆发的粮食购销大战。本来山西富商见东北低价粮食涌入，以为有利可图，纷纷吃进，甚至疯狂到说“来多少吃多少”的地步，拼命向钱庄贷款支付款项，试图保持山西的高价局面。但好景不长，各大农场知道山西高价收购后。纷纷用火车装运，有时一天就到货400个车皮(每个车皮45吨)，价格直线下跌，那些投机商吃不住了，纷纷往外抛手里的粮食，这一抛带动了各大粮商手里的粮食跌价，造成了恐慌心理。有一段时期山西的粮价，甚至和辽宁是持平地。等于火车运费都免去了。这种情况下，很多投机商、粮商破产，连带着钱庄也倒闭了不少……
“你们两人在说什么悄悄话呢？”一阵爽朗的笑声传了进来。原来是沈麒昌和禹子谟来了。
秦时竹赶紧让座，夏海燕乖巧地说：“我和复生在说今年山西粮食大战的事情……听说沈老的老朋友，渠本翘也参加了投机？”
“唉，别提啦。他不信邪，也参加了投机，要不是我及时阻止。估计得亏成一塌糊涂，就这样他还亏了80万，不得不把大同煤矿的股份卖掉了一点才度过难关……”
“这股票想必都落到您的手里了吧？”秦时竹笑道，“我的岳父大人可真是做生意好把式……”
“复生，我老啦。形势也判断不准了，这还是蓉儿建议我的。”沈麒昌虽然这么说，但脸上还是有一些得意，“这也是拉他一把。不然他卖给谁去？……”
“只是如此大起大落，对山西农民不利啊！”禹子谟叹了口气，“本来粮价下跌是好事，但如果谷贱伤农，就不是我愿意看到地了。”
“凡事有利就有弊，谷贱伤农是避免不了的，但好歹每家每户的损失不是很大。”秦时竹宽慰他，“从整体来说。最近几年，我们一方面减免税收，一方面大力开垦。因此只要风调雨顺，粮价肯定是要下跌的，既然实行了自由贸易，农民必须得适应这个市场……”
“表面上谷贱伤农确实伤到了农民，但从长远来看，对农业反而有利。”夏海燕分析道。
“有利？”禹子谟和沈麒昌都迷惑不解。
“山西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在封建势力的压榨、盘剥之下利润较少。且不稳定，还不如坐收地租丰厚可靠。”
山西的地租额一般都占收获物的50～60％以上。从而使地主出租土地较雇工生产更为有利。禹、沈两人都点头称是，山西地主盘剥之严重，是他们都清楚地。
“这种高额地租率不仅妨碍了地主的封建式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而且还经常促使富农或经营地主、农牧垦殖公司倒退回封建剥削方式。但是，一旦粮价下跌，建立在分成租基础上的封建形态农业必然无利可图，这就逼得他们不得不投资于工业，而不是继续买地坐享其成……从土地流转的角度考虑，如果地租收益不大，那么其余有实力地地主是不愿意投资的，因而价格肯定会降低（土地价格和地租收益成正比）但小农出于对土地天生的爱恋，必然会收买下来，虽然粮价下跌影响现金收入，但摆脱了五到六成租金的地主盘剥，反而有利于小自耕农增加收入。这就是为什么人民银行太原分行、大同分行不贷款给粮商反而贷款给农民地道理……”
“听说这是蓝天蔚要求的？”
“确实是蓝天蔚提议的。”秦时竹回答道，“蓝天蔚到了山西，震惊于山西农民的贫苦，很想有一番作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嘛。正好当时我去山西巡视，他找到我和秉三，恳谈了半天，希望能给山西农民指一条光明大道。我当时给他出了四个主意，前三个都已经应验了，这是第四个……”
“还有哪几个？我们一起听听复生的高见……”
“第一是劝导农民来东北开垦，山西1000多万人，都挤在那点土地上，不穷才怪，而东北地广人稀，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正好两相适宜，山西农民又不懒，肯定能过上好日子。于是，蓝天蔚马上就令各地政府大力提倡，那些饥一顿饱一顿的农民不是纷纷都跑东北来了？”
“可我听说这里面还闹出了纠纷，很多来东北的农民在山西本地都欠了一屁股债，他们想走，可是债主不依不饶地……”
“确实有这么回事。但蓝天蔚有蓝天蔚的办法。他和赵戴文一商量，这里头欠债的老百姓，大多数都是当年为了应付官府税赋而不得不借下的高利贷，其情可原，政府应该予以支持……而那些放高利贷地，大多是本乡的富农、地主，没几个是好货色，于是他就听之任之了……民国法律中有一条。任何人不得自卖其身，也不得因为欠债而限制人身，那些地主老财是干瞪眼没办法……有几个不甘心，说是要打官司，哪怕远在天边也得抓回来。”秦时竹轻蔑地一笑，“打官司？哪有这么简单，蓝天蔚好好给了他们一顿教训……”
首先按比例缴纳诉讼费，有几个想想不太合算就不打了。还有的坚持要打；第二步是提供证据，借钱可有凭据，有些个是口头债务，没有凭据也不打了。当然，你如果拿出了凭据。这官司肯定是欠债的输定了，法院就判定，债主可以该农民家地财产清偿，可那些农民都是一贫如洗。逼得没办法才来东北地，哪有什么财产清偿？放高利贷的人就要求法院把人抓回来，可是法院表示国家有新条令，不能以欠债拘捕人身，建议他们去照民政部门想办法。民政部门表示这事有点复杂，虽然可以发公函要求别省政府协助查找，但要求债主提供逃债人可能地去向并缴纳10元地服务费……事到如今，只有干瞪眼啦。茫茫人海，去哪里找去？万一找不到，白白损失10元，很多人就只能作罢，打算拖到年底算帐。若是自己带人去抓，被内务厅知道了，那是要处罚的……
为了这事，政府和地主们关系闹得很僵。但粮价一下跌。问题就变过来啦，地主收租是按照收成收取的。但缴税是按照货币缴的，这一来一去，就有了差价。很多人不敢抗税，就到县里去请愿，要求减税……蓝天蔚大笔一挥，减税可以，而且是永久减税，但你们手里持有的高利贷必须有个解决法。如果还持有高利贷要求兑现，对不起，不得减税。
说到这里，秦时竹就笑了：“因而就有了那个债券折抵法。”
所谓“债券折抵法”是指将地主手中的高利贷借据转换成北疆建设公债，变私人之债为政府之债。这是蓝天蔚从秦时竹处得来的第二个连环妙计。虽然建设公债利率比不上高利贷，但毕竟是政府出面，信用比私人间借贷要可靠的多，而且从政府地做派上来看，扶持、帮助小农，为小农开脱是必然的，很多人一想，犯不着为这事和政府较劲，因此就按照高利贷的本金转换成了五年期的建设公债，年息七厘。这样既能保住本金，又能获得一部分收益，还能减税，也划得来，就都签了字。而事实上，这次减税本来就是在预计中的。
至于政府收购高利贷借据后，就立即通过北疆内部协作，找到原先从山西逃难出去现在东北落脚地欠债者。他们一听自己背负的债务已经大大减少，而且现在是政府持有，可延期偿还的消息，都喜形于色。所谓延期，无非就是新开垦的地每年再多收一些税罢了，比起以前地利滚利不知道要好多少。而公债折抵法则是秦时竹首肯的，这样蓝天蔚主政山西，秦时竹巡阅北疆，都获得好名声，得到了不少农民的大力拥护，人民党的牌子也更加响亮了。
自然，有些老百姓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无法在北疆的范围内找到，但蓝天蔚也不着急，毕竟这样的人不多，南方的人都纷纷跑到北方来谋生，南下的日子肯定不好混。
也有一部分放高利贷者混水摸鱼，伪造借据，没过多久就被赵戴文和内务厅查了出来，居然敢欺瞒政府、讹诈钱财？蓝天蔚下令严惩，统统予以罚款，视情节轻重，从10倍到30倍不止，也增加了收入，一来一去，政府不仅没有亏本，反而还捞了一笔。秦时竹说到这里，大家哈哈大笑，说蓝天蔚还是挺能耐地。
强龙不压地头蛇，蓝天蔚虽然是都督，但毕竟是外乡人，处理起政务来或多或少有些麻烦，减免高利贷一事要是没有本地集团的支持也不行。但这个问题上本地集团同样有他们的利益，以自己的行动切实支持了蓝天蔚。北方实业在山西投资建设了不少企业，里面吸收了大量的工人，这些工人很多都是破产农民，如果任由债主乱来，成天纠缠债务，岂非没人上工？为了保住这些工人，那些工矿老板和在里面有股份的议员，都强烈反对硬性遣返，要求执行人身保护条例，给了蓝天蔚极大的声援，才使债券抵扣法获得了成功。
“从短期来看，北疆方面增加了近800万的公债，但从长远地角度来看，政府并不会在经济上吃亏，在政治上更因为能得到农民地拥护而巩固地位。现在官府和人民的关系，比起前清，是相当融洽了。虽然不能说一点问题也没有，但至少官逼民反这类地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了。这样的投资，完全划算。”
禹子谟赶紧问，“那还有一个妙计呢？”
“修筑铁路。山西土地并不肥沃，收成也不是很好，但地租为什么这么高？主要人多地少造成的。如果能改变这个关系就可以扭转地租高昂的局面。从短期来说，不太可能增加可耕地，但却可以从减少人口，尤其是减少劳动人口这方面入手。”
“减少人口？怎么个减少法？”
“无论到东北开垦也罢，去山西工矿上班也罢，都吸纳了山西的剩余劳动力。但我们还有一个妙计可以再大量地吸收劳动力――大力修建铁路。你们想，铁路公司按月发钱，而且给的还不低，对那些贫苦农民有莫大的吸引力，如果不傻，肯定会放弃在土里刨食的念头而去建设工地上工。禹兄，铁路建设是你管的，你说里面有多少是山西人？“
“修路工人大概有80来万，估摸着山西人能占一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