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25日凌晨1时45分，久卧病榻的大正天皇驾崩，这位据闻患有严重脑病的天皇在位15年政绩明显不如他的前任明治天皇，加上在位期间历经关东大地震等天灾人祸，人们总以“不幸”相称，这一刻，“不幸的大正时代”终于宣告结束了。
虽然被冠以种种“不幸”的名头，但大正时代其实是日本近代一段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并成长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大正天皇在位初期，经过明治维新，德英、德美战争使得不少甘愿冒险的外国商人前来日本投资，造成新日本的一片繁华景象，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民主自由的气息十分浓厚。
大正时代还有一件事影响政局深远的是，居然有人敢刺杀总理大臣。原敬就是史家所说第一个平民首相，但他也是第一个被刺杀的现任总理大臣，而且在以后的虎之门事件1更有人敢刺杀摄政裕仁亲王，这些都令激进派想到以更激烈的手段去达到目的。
只可惜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大正天皇去世后大约两个小时，25岁的皇太子裕仁正式继位为第124代天皇，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改元昭和。
在这位身体健康、富有活力的天皇继位之后，整个日本从上到下都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充满希望。客观环境让昭和时代拥有一个非常理想的起步点，两年前美国在与德墨的战争中遭遇战败，一个《亚特兰大条约》将经济、工业一流的美国变成了一个经济受制于人、工业颓废的国家，亚太地区日美争锋地贸易局面随之成为日本一家独大，日货开始充斥太平洋和东南亚区域。北至千叶群岛、南临印度洋、西抵中国沿海、东达夏威夷和波利尼西亚群岛。放眼望去，无比辽阔的区域均已成为这个帝国的势力范围。
担任摄政多年的昭和天皇实际上早已执政多年，登基不过是改换一种身份继续统治这个国家罢了。雄心勃勃的裕仁为日本定下了经济上加紧侵略美国和东亚各国，军事上力图早日夺取澳大利亚，在这之后，日本周边就只剩下一个国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但是国力孱弱、任人宰割的国家，那便是昭和年代前20年的终极目标。
对于新天皇的这份雄心壮志，不论政府内阁要员还是军队高层将领都纷纷表示愿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并以毕生精力辅佐天皇完成这个伟大的理想。
可是裕仁的这份雄心还未来得及实施便造当头一棒——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经济危机的策源地并不是新近战败的美国或是经济落后的俄国，更不是东亚的爆发大户日本，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由生产过剩引发地危机以无可阻挡之势席卷欧洲，尤其是刚刚经历了一个十年黄金发展期地德国，大量非洲劳工的涌入为各经济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地劳动力，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例如雇主宁愿雇佣廉价的非洲劳力、本土公民失业率增加；另一方面，各行各业的卡特尔聚敛了社会的大量财富和生产资料，工业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变得不像从前那样均衡。工业增长集中到了一些利润较高的部门。本土矿产开采、皮革行业都开工不足，行业兼并之风盛行；法国、波兰和非洲的廉价农作物德国本土农业收入降低，固守土地的大容克地主们不得不面临因农作物价格下降而带来的不利局面。许多农民选择前往非洲淘金，农村呈现出一种不景气状况，农村购买力逐年下降。
为了应对这次来势汹汹地经济危机，德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政措施”，首先是提高从非洲进口各种商品的关税税率，并规定本土农作物最低收购价格，凡低于此价格部分一律由政府补贴，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容克地主和小农们的权益；在金融体系里，银行资本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寡头，为了解决工业发展不均的问题。德国政府采取半强制的措施联合银行巨头们建立一个拥有雄厚资金的“工业辅助基金”，对利润相对较低的行业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并降低这些行业的税率，以达到均衡利润的目地。
对于德国公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德国政府宣布了新的带薪预备兵制度，并以政府出资30%、企业出资70%的方式建立了一系列女工作坊，着但凡身体合格、有预备兵资格的失业者均可领取相当于普通军人213的薪金，带薪预备兵每周必须前往附近的兵营训练五天，训练内容和强度与正规军相同。周末可自由返家或选择留在兵营，食宿完全由政府提供，具有德国公民身份、身体健康的失业女性则可报名进入女工作坊，薪金以政府规定最低的小时工资计算，专门生产带薪预备兵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军服、武器、弹药、食物等等，形成了一个以带薪预备兵这种准职业军人为主的产业体系，德国军队为此增加了320万随时可以动用的兵员和600多万女工，虽然政府的财政压力有所增加，但大大缓解了本土的就业情况，失业率也从经济危机爆发时的百分之十九降低到了百分之五以下，尽管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但对于稳定民心还是起到了不错的作用。
在大半个欧洲忙于对付经济危机之时，日本人的窃喜也没有持续多久，获得东南亚的大片殖民地之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畸形情况远比欧洲严重——农民在日本原本就不受重视，落后的农业在日俄战争后不久便已呈现出不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扩展的需要，而泰国、越南、印度等地大米的涌入加剧了日本农民阶层地动荡，米价的持续低迷让农民们根本不敢奢望那些昂贵的盐、油、布料，贫穷的农民们常常是衣不蔽体；重工业和造船亚从明治时代起就是政府大力扶植的对象。从东南亚搜刮的大量资源也支持着这些产业继续发展，但日本势力范围中的东南亚各国并不需要大量购买日本的重工业产品，在美洲和大洋州，日本地重工业产品在德国人面前基本没有竞争力，造船业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日本的重工业与造船业基本上是依靠本国尤其是本国海军才有目前的“繁荣”；日本经济近年来持续发展，但是发展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军费增长，“八.八舰队案”原本就已让本不富裕的财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派出考察团实地考察德美海战之后，海军部的高级将领们意识到自己的战列舰、战巡在战术上已经落后于德国的海空立体战术，因而迫切需要建造一批足以保证日本海军强国地位地新式航母和舰载机，并且是越快越好，在得知德国海军准备建造一批所谓地“航空战列舰”之后，日本海军认为这一次不仅要“跟进”，而且十分有必要抢在德国人前头，因此又从政府那里软磨硬泡了一大笔追加预算。结果从1924年到1926年，战争的远去并没有降低日本的军费支出，日本政府糟糕地财政状况在经济危机浪潮面前根本没有像德国政府那样的应急能力……
登位伊始就碰到这样的经济危机。裕仁当然不希望在继承皇位的同时也继承大正天皇那“不幸”的头衔。而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战争几乎是联体婴，经济危机的大潮还未退去。通过战争转移民众视线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于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开始蠢蠢欲动了。
无可否认，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却又处于军阀割据状态的国家对于任何一个邻近地、具有实力与野心的国家都是诱惑力巨大的，何况是自以为至高无上的大和民族。早在德美战争打得正酣的时候，日本就通过增兵将自己在中国的驻军扩大到了8万人（包括在台湾、旅顺大连地区和东北），这已经接近德日俄1916年签订的《欧亚同盟条约》附属条款中关于三国在中国驻军总人数的限定，而且日本常驻朝鲜的两个师团也将相当一部分军队调遣到了邻近中朝边境地地区。
1926年，中国国民革命军发动了讨伐北洋政府的北伐战争，以此为契机，日本在“保护侨民”的口号下再度向中国增兵一个师团。使得日本关东军总兵力达到4个师团7万余人，并配备有坦克、重炮和各式作战飞机，第2舰队第1战队的主力舰则在中国沿海虎视眈眈，因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日军曾数次以武力干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
不过这一次，日本并没有将战争的矛头转向中国。自从1924年德国将美国干掉之后，日本在太平洋和东亚也可以安枕无忧了，目睹了德国海陆空三军的强悍，日本开始将德国作为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但这个时候决不可能却招惹同样受到经济危机波及的德国，于是他们的目光投向了英国覆灭之后的“孤儿”——澳大利亚，这个资源丰富、早已被日本政府内定为头号猎物也是各个目标中军事实力最弱的一个。
将两国实力与目标进行比较之后，人们绝对会认为这次日本人是势在必得，而德国人的劳师远征则有些令人担忧。怀着这样的心情，日本人于1927年3月底在横滨港目送强大的日本舰队和运兵船离开，战列舰虽然在航母面前黯然失色，但在日本人看来，对付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小角色却正好能够发挥一下余热，殊不知澳大利亚已经从不列颠王国秘密购入了一批作战潜艇和大量的武器但要——如果问澳大利亚人是愿意被日本人统治还是作为不列颠的邦国存在，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当日本联合舰队和5万陆军士兵出征的时候，德国人还在忙于修改和完善他们的“巴巴罗萨”计划。自从1924年携屠美之余威横扫加拿大之后，德国看似已经没有了敌人，但他们与东方农奴主之间的恩怨却始终还没有一个了结，在南、西、北三面均无可战之敌的时候，德国人终于又一次磨快了他们的刀。
将领们认为战争应该从夏天开始、在秋天结束，那样就能避免俄国的严寒对军队行进和作战的影响，而在投入的兵力上，将领们认为以目前的一百万常备军、两百万非洲殖民军和三百万带薪预备兵就能解决俄国人，海、空军的规模也无需进行扩充，而对于俄国革命武装的援助力度可以适当的增强，好让他们从背后捅沙俄政府一小匕首。
在“巴巴罗萨”计划上，辰天头一次显得比将领们还要谨慎，巨人们的前车之鉴让他明白，即便俄国是狗熊还是猫熊，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瞧了它。
因此，他认为兵员应在后勤能够保障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多，并且需要做好在俄国过冬的准备，空军、海军需要在目前基础在适当增加一些，另外土耳其人一定要参加到这场战争中来，如果日本人能够从东面牵制俄国人的一部分力量那就最好了。
此外，辰天还觉得不能小瞧俄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毕竟那位厉害的女皇登上皇位已有10年，对于军队指挥层的几次“血洗”彰显其改造军队的铁腕和决心，经济与工业虽然还是发展缓慢，但只要合理分配仍能缔造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详细摸清俄国人的底细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在革命形势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国革命党仍在偏僻地区苦苦支撑着，游击战为他们重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战指挥官，而且这些人的意志更为坚定、作战方式更为灵活，这些人也是整个俄国唯一敢于武装对抗女皇铁血统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