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卿此法，朕以为可行。这样吧，徐卿且回去，整理成条律，再呈与朕批阅。待朕阅过，再交由大理寺、刑部去核准，是否与《大顺律》冲突。若无，则《大顺律》再成新法，诏告天下。”陆承启也是雷厉风行，虽然先前宽松的政治环境，给了商人许多便利。一些商人也捉住了空子，弄一些擦边球，行一些不法之事。这股风气，逐渐有蔓延的趋势。
陆承启是要振兴商业，可不是什么商业都振兴的。先前出手整治囤积食盐的盐商，狠狠打掉了贩卖人口一案，就给世人一个警醒。朝廷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较真起来，倒霉的还是你。这些由政治释放出来的暗示，相信许多精明的商人已经嗅到一丝危险的意味，及时收手了。可还有一些掉进钱眼去的，只管赚钱，什么是良心，能吃吗？
陆承启突然想起徐崇光奏折里面首起的那则故事，觉得挺有道理的。徐崇光是进士出身，文笔那是没得说，只是原文过于晦涩，陆承启那半桶水的古文水平，只能说出个大概来。这个故事大意是：徽州有一个商人，起先只带千钱外出做小生意，后来成为一个富翁。回到家乡，吹嘘说自己有致富奇术，所以很快就积资百万。
于是，乡里闻风赶来，登门请教他的致富奇术。这个商人待客人坐定，遂开口说：“求富不难，你们先须治其外贼，后须治其内贼。那么，起家致富之道，就已经学得一半了。”众人忙问：“何谓外贼？”商人道：“外贼有五：眼、耳、鼻、舌、身是也。”闻者震惊，但思其必有高论，乃细听他说奥妙：“眼睛贪恋美色，而娇妻艳妾之类，没有金屋岂能藏娇？我出数贯钱，买一个丑妇，不去管眼睛爱不爱看，照样可以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耳朵喜欢听悦耳之音，而笙歌乐部之类，又都是花钱的大项。不是拿银子供养着，哪里请得到堂唱，留得住家班？我就跑到田头垄上，听听秧歌，权当作丝竹清音了。鼻子的毛病，无非是要摆上宝鼎，买来龙涎，香气满室，又是一重摆设之累。我才不愿去闻其香呢。我终日躺卧于马粪堆里，也觉得挺快意啊。至于山珍海味搜罗毕致，无非是受了舌头的欺骗。我择食而不辨其味，根本不去管舌感鲜美那一套。每天喝酸腐的菜粥，也未尝不饱。最后再说说这笨笨重重的大块身体，真正臭皮囊一个，但是也是为祸最深的一个。夏天要穿细葛，冬日须裹重裘，实际上不过为他人看来美观而已，破损的却是自家辛苦积累的血汗钱。我上尊皇古之制，剪叶为衣，结草为冠，从头到脚，一文不费。这就是我治这‘五个贼’的法门。”闻者或颔首，或茫然，或做沉思状。
过了一会，又忙追问：“何谓内贼？”答曰：“内贼亦有五：仁、义、礼、智、信是也。”闻者变色，更洗耳恭听。“仁为首恶。所谓博施广济，要真那么做，尧舜也受不了。我在神前立过誓，永不妄行一善。这样一来，省却多少挥霍白费的冤枉钱。匹夫仗义行侠，威风是一时得逞，然而倾家荡产，到头来也是自受其苦。我想得干脆，见利忘义，落得一生享用。至于礼尚往来，古人也太不怕麻烦了。我的宗旨是来而不往，先占人便宜。智慧这样东西是造物主最忌讳的。有智慧的人必至空乏贫穷，所以我一辈子只求糊涂混沌，这样便可常保中庸，常守清福。信用如果真去履行，千金一诺，那更没甚用处。不妨口头上非常慷慨，内心存着机巧，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是个没有信用的人，那样永远也不会有人登门造访，麻烦请求。此五者即是我除这五个内贼的要诀。精而明之，不爱脸，不好舌，不惜廉耻，不顾笑骂。长此以往，则百万之富，简直易如反掌。”闻者无不绝倒。
陆承启知道，徐崇光讲这个故事，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放纵商贾，那商贾就是万恶的，破坏儒学的，那大顺的根基就不在了。这和后世的《资本论》，倒是有些相似，异曲同工。
可陆承启的执政理念是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陆承启隐去了无工不富，就是为了布局工厂作坊，想要集约化生产。大批量生产出来了，那得卖出去才行啊！不卖出去，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
这三个理念，缺一不可。农业生产，在这个时代，太不稳定了。一旦有个什么天灾人祸，颗粒无收那是常有的。朝廷要赈灾，也需要钱银，需要粮食不是？
农业不稳定，作坊也跟着受累。除了皇庄开设的工厂以外，其余都是些小作坊。最大的，估计就要数长安城外的印刷作坊了，雇佣工人超过了一百，算是“资本主义萌芽”了吧？虽然没有出现蒸汽机什么的，不过大顺可是有大纺车的，好像比什么珍妮纺织机也差不了什么。在幽州的那个棉纺厂，也是用这种水转大纺车，只需要两个人照看，一天一夜便能纺出一百斤棉花来，效率还是不错的。陆承启记得，后世教科书上的那台珍妮机，不也是八锭而已，而且也还是手摇的而已。这个水转大纺车现在已经增加到五十锭了，而且还是水力的，珍妮机什么的，在这个面前已经是渣渣。
至于商业，先前是粗放式地管理，由市场支配。但陆承启是过来人，知道这样的经济很容易进入极端，需要有引导才行。陆承启也是顺应了市场规律，先是提升了从商者的信心，然后再加以规范。不然的话，在这个伦理纲常为主的国度，商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看来，还是得推崇端木遗风啊……”陆承启心中喃喃地说道。
这“端木遗风”指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就连司马迁，都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子贡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和仁义、诚信上的修为。因子贡复姓端木，全名为端木赐，所以这种诚信经商作风所以被称为“端木遗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历代正直商人所推崇。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不仅聪明好学，仁义孝道，更是一个商业奇才，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子贡非常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子贡把财富用来资助老师孔子，可以说孔子能周游七国，子贡出的力最多。“端木遗风”被司马迁总结为：“君之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理念。
从先秦起，儒家对财富及仁义有着非常辨证的认识。“仁义”在儒家那里虽然是头等重要，但是儒家并不反对对“利”的追求，认为“义”和“利”并不冲突，只是对“利”的获取应该符合“义”的原则。《论语》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说明了这八个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些都不是对“利”的排斥，而只是主张先义后利，强调“义利并生”。
只是历代统治者，都厌烦商贾走南闯北的不好管理，只好刻意打压商人了。秦朝时，商贾不能穿丝绸衣物，汉朝时，商贾申报不实没收家财，大顺前期也是这样，商贾不能科考，都是对商人的偏见。诚然，商人中有奸商，但也有好的商人，不能一概而论的。陆承启要兴“端木遗风”，自然要从他最拿手的武器入手——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