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两个官僚集团之间，并没有因为即将展开的合作，而变得友好和谐，反而纷纷暗中串联，聚集在一起谋划着如何打压对方。
朱媺娖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不禁大为恼火，深知这种内部的争斗和混乱如果不及时制止，将会严重阻碍新政的推行，甚至危及到国家的稳定。
于是，她责令钱谦益、毕懋康、李若琏三人组成审查小组，对所有被任命的官员进行筛查，将那些拉帮结派，以及有劣迹前科的官员全部查找出来。
在免去官职后，移交给帝国法院进行审判，以彰显新政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在朱媺娖的强势干涉中，新旧两个官僚集团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逐渐安静了下来，坐在一起接受学习培训。
崇祯十六年，北京沦陷后，朱媺娖肩负起了重塑大明山河的重任。
她在完成一系列国本制度改革，以及体制内官员的任命后，随即就颁布了《大明帝国税务法》。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若要使大明帝国重获生机，财税改革与民生问题乃重中之重。
新税法就是要彻底消除特权阶级的利益索取，为百姓谋福祉，减轻其沉重的负担。
在朱媺娖的全局谋划中，百姓的赋税和劳役要大度减免，使无数在苛捐杂税和繁重劳役下，苦苦挣扎的国民看到生活的希望。
《大明帝国税务法》还具有重大的革新意义，取消了士绅集团、商人集团、勋贵集团，以及宗室集团享有的一切免税特权。
至此，大明国内无论贵贱贫富，在税法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也都要依照各行业的收入比例，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这部税法不仅保障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确保各级官府能够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兴修水利、维护官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救助。
孤苦无依的老人、流离失所的孤儿，身有残疾的贫苦之人，都将能得到国家的救济与帮扶，感受到帝国的关怀与温暖。
与此同时，朱媺娖还颁布了《大明帝国土地法》，旨在激发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的蓬勃发展。
该法案鼓励百姓开荒耕种，规定官府在新开垦土地产出粮食后，就要为拓荒者发放土地契约，并免税十年，以资奖励。
这一政策，当即就激发了广大百姓的积极性，被荒芜的大片土地逐渐被开垦。
将原皇族、宗亲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以及查抄北方投降人员的土地，朱媺娖采取了一项创新而利民的措施。
她将这些土地委托给当地的中华银行，由银行出租给无地的百姓耕种。十年内，每亩土地租金仅收取二十斤粮食。
其目的不言而喻，首先是为了剥夺皇室和宗亲的土地，消除不劳而获者的阶级优越感。
同时也给贪婪的地主阶级做出表率，警告他们不要通过手中的生产资料，肆意剥削、压榨广大的无产业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帝税务法》明确规定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而不是依附关系，一切纠纷都可以上诉官府主持公道。
彻底改变佃农在土地租赁中的弱势地位，为保护佃农的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税法规定，土地产收益分配比例为地主二成，佃农七成五，国家只收取二十税一。
使佃农的劳动付出，能够得到更为合理的回报，不但提高无产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维护了帝国内部的公平与稳定。
在税收种类方面，朱媺娖保留了矿税、盐税、丝税、酒税、烟税、关税、契税、茶税，免除了丁税和一切杂税。
并在律法中明确写明了，《大明帝国税务法》将一百年不变更，给予了百姓们一颗定心丸，让他们能够放心的规划自己的生活和生产，也为帝国注入了可持久发展的动力。
税法对于劳役制度，也进行了人性化的改革。
规定二十岁至五十岁的成年健康男子，每年只需在农闲时服劳役二十天，避免因征发劳役而影响到农业收成。
对于那些没有时间服劳役的百姓，允许他们用一百斤粮食顶替十天劳役，给予了百姓一定的自主选择权。
当国家面临特殊情况，需要增加百姓劳役时间时，朱媺娖也充分考虑到了百姓的付出，规定按每人每日十斤粮食进行补贴。
官吏、军人、女人、残疾人，以及在读学生都被免除劳役，体现了帝国对特殊群体的关怀与照顾，也使劳役制度更加合理、公平、人性化。
全面取消了华夏沿用千年的户籍制度，从此以后，帝国内原本泾渭分明的士农工商兵阶层，乃至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
其身份仅仅只是单纯的职业称谓，不再是国家为了便于统治，而强行划分的阶级标签。
这一举措就宛如一道曙光，穿透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重重阴霾，使得人人平等的理念，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传播开来。
大明帝国将执行人人平等的基本国策，国民皆享有自由权力、民主权力、监督权力，简称“新三民主义”。
每一位大明百姓，无论出身贵贱、贫富、聪慧、愚钝与否，都不会再遭受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任何形式上的压迫与桎梏。
所有人都能自由的选择职业，凭借自身的才华与努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而不是从一出生就被户籍等苛政决定了命运。
朱媺娖通过内阁颁布的众多新政，就犹如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迅速激起了层层波澜。
宗室成员们，原本安享的特权与优厚待遇受到了冲击，他们习惯了高高在上、不劳而获的生活，如今却要被推下神坛后，去自谋生路。
勋贵们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些靠着祖辈功勋，而世袭到的荣耀和财富，在新政面前似乎不再稳固；
士绅阶层一直以来，都凭借着关系和门第优势，在旧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今却要面对与平民同等的生存环境；
官僚手中的权力被规范和约束，不再能肆意妄为；商人则担忧新税收政策和市场监管措施，将会断送他们垄断商业后的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