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原本打算待到新年再走，现在留不下去了。
回到馆驿后，众人心情沉重地收拾行李，准备踏上回家的路程。
驿将奉鸿胪寺之命，送了他们一百匹绢，充作回程的旅费。
马哈木没有拒绝，痛快地收下了。
他们确实需要钱，出使一年有余，再多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遥想出使之前，大家携带了超多的货物，以为可以在夏国发卖，小赚一笔呢。这批货物确实卖了个好价钱，但也只是作为他们一路上的花销，堪堪够维持罢了。
要是再多留几个月，没有钱用，难道上街卖艺耍把式？
临走之前，马哈木认真阅读了塔姆给他准备的多份报告，心中愈发忧愁。
他现在真的怀疑，夏国其实是有能力灭亡波斯的，只不过不想引起国内动荡，加上没有办法统治，所以干脆不费这个事，专心经营葱岭以东。
如果葱岭以东经营完善了，几十年后，他们会不会对波斯有想法？没人能保证。
因为涉及到了国家的生死存亡，马哈木觉得应该制定一个根本战略出来了，即以保住萨曼波斯的存在为最终目标，小心翼翼地处理好两国的关系。
十一月十二日，在波斯人启程前一天，邵树德在霸上阅军，邀请波斯人一同观看。
铁林、武威、义从、天雄、突将五军各一个步兵指挥总计一万人；各四个骑兵指挥，总计一万人。
飞龙、金刀、黑矟三军，各两个指挥，总计一万二千人。
飞熊军一千骑，总计三千人。
各支部伍累积三万五千人，比之前的第二批轮换部队少了整整七千。
三万多将士的集中操演，声威震天。
邵树德策马阅兵，欢声雷动。
其实，比起十七年前，禁军将士的面孔是换了不少的。
以今年为例，他就从各支杂牌部队中拣选了两千精兵，又从陕、灵、渭、郓、沉五大院中挑选了一万多新兵，再从诸宫奴部、草原蕃部中挑选了三千壮士，补入禁军各部，完全编制，弥补战损、老退带来的缺额。
实话实说，现在禁军的战斗力可能不如十七年前了，但也差不到哪去。
因为这十七年间，战事可不少。
给部队带来最大锻炼的还是攻打河北、契丹的战争。
扫平南方、攻灭渤海、长和、高昌等势力的战斗，烈度、规模都要差一些，但也是有收获的。
如今与波斯大军成规模的战争，又分批锻炼了禁军各部——哪怕只有一部分——给补充进来的新兵提供了宝贵的战场经验，加上军中风气尚可，老兵又没一下子退光，带个五六年，打了三年，新兵们的提升很大，整体战斗力依然可以用“强悍”二字来形容。
在处理完金枪军后，真正的杂牌部队还剩平卢、横野、落雁、广捷、天威、奉国、胜捷七支部队，总计十万余人——宁远、清海二军四万人，多年前就有将他们编入禁军的风声，虽然一直没有落实手续，但真算不得什么杂牌部队了。
杂牌部队，也会招募新兵，正常训练、驻防、打仗，就如同一支正常的部队在运转那样。
朝廷对他们的限制措施，主要是一步步减少兵额，慢慢缩减规模，最后一步处理到位。
这十万多杂牌军，在大夏开国后战斗任务其实不少，甚至比禁军还苦、还累，打的仗也很危险，战斗力不弱的。
尤其是晋兵占多数、至今仍有两万余人的广捷军，战斗力雄冠各路杂牌之首。其日常招募的新兵，也主要来自淮南、蔡地及河东，整体素质不错，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练出来的兵敢打敢拼，邵树德今年就打算把他们投入北庭，与定难军一起西行，替换当地的驻军。
马哈木看得面色忧郁，塔姆则目不转睛。
波斯当然也有军威如此雄壮的部队，比如奴隶学校经过七年培养的古拉姆。各地总督、贵族们自己编练的古拉姆也不错，战斗力说得过去。甚至就连一些贵族的私军、经历战事较多的各省地方部队，也能上阵打一打，与这些夏兵过过招。
但人数呢？远远不及。
这就是国力的差距了。按照夏国人所言，阿赖山一战，殿后的几千古拉姆全军覆没，那损失可太大了。这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才能恢复过来，且新编练的古拉姆究竟还有没有原来的那些人能打，有没有他们丰富的战场经验，可是很难说的。
如果这些精锐部队持续消耗，那么对于波斯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不知不觉间，马哈木的内心之中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动摇。而他的见闻、想法，一旦与波斯国内那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贵族、将军们结合起来，即便大维齐贾尹罕尼再德高望重，也不得不为之妥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答应夏人的条件。
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嘛。这些事情，不经过讨价还价，又怎么可能最终定下来？
只不过，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双方的武人、百姓肯定又要受苦了，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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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会结束后，邵树德来到了中书省集贤殿书院。
这是国家的藏书机构，遇到孤本、珍本，就抄录一份，甚至还承担勘误、校对的职责，前唐时代的老手艺了。
里面办事人员的工作量很大，几乎每天都有活。为此，有专门的拓印、装书、修订、造笔工匠，可见一斑。
有时候，里面的学士还要给天子、皇子、公主们讲学，其实是一门好差事——对学士而言。
邵树德来到此间后，官吏们纷纷行礼，他挥了挥手，让人各司其职，该干啥干啥，自己则找了个地方坐下，审阅书院里刚刚翻译、校对、抄录完的书籍。
第一本是有关医学的。
在医学这条路子上，阿拉伯人是比较奔放的，因为他们公然解剖人体，获取知识，这就比较那啥了。
在中国古代，或许也有人做这类事。但往往社会压力极大，不得不偷偷摸摸，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以至于到了清代，医师们仍然痛感解剖知识的贵乏。
邵树德不知道阿拉伯社会对这种事的容忍程度如何，大概是比较宽容的。因为在一百年后，有位叫依本·西拿或者阿维森纳的布哈拉人，就整理前人资料，推陈出新，写了本《医典》，内容涵盖解剖学、外科学、药学等方面，非常大胆。
其实，在这一时期，阿拉伯、波斯的医学还是有可观之处的。他们提出了不少概念，为后世所引用。比如，糖浆（syrup）、苏打（soda）水等词汇，就源自阿拉伯语。
他们与中医一样，非常喜欢用软膏、搽剂，两国医学颇有可通之处。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秦鸣鹤用景教刺络放血术给唐高宗治疗风眩。
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治疗白内障，就是请擅长此道的婆罗门僧人。
而阿维森纳的《医典》中，也收录了17种中国药物。
闭门造车，水平越造越差，还是需要交流。
第二本是有关乐器乐谱的。
邵树德露怯了，看不太懂。他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实在有点差，不过没关系，交给专业人士就行。
第三本是天文方面的。
他看了看，有点离谱，居然是地心说。
这本书应该不是阿拉伯人写的，而是他们翻译了古希腊的相关学说后，自己进行阐发，写的一本书。
地心说当然是错误的。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你怎么证明它是错误的呢？是不是需要天文望远镜？
想起内务府那一地鸡毛的眼镜产业，他只能叹一口气。到现在还在用天然水晶磨制镜片，成本极其高昂，产量十分低下，有点离谱。
但天文与航海密不可分，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近海航行的难度很低，因为有陆地参照物，但你若想离开海岸远一些，深入大洋，那么如何定位就很重要了。
东晋僧人法显在访问印度乘船回国时曾记述：“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
是的，在大海上可以靠星辰定位，但此时的技术还十分落后，误差很大。这从九成九以上的船只仍然走近海就能看得出来，偶有进入深海航行的，经常偏航。比如，从明州出发前往日本的船只，就经常跑到朝鲜去，这就是在大海上偏航了。
想到此处，他勐然惊醒，喊道：“韩全诲。”
“陛下。”韩全诲走了过来，躬身行礼。
“波斯使者走了没？”他问道。
“已行十余日。”韩全诲答道。
“派人追上他们，就说如果能从巴格达图书馆——”邵树德说了一半，又摇了摇头，道：“算了，这样太操切了。让李守信过来见朕。”
李守信是鸿胪寺少卿，建极十四年随驾西征，同光元年返回。
在结束西征，返回长安的路上，邵树德就萌生出了派人出使西方各国的念头。
回到长安后，因为随驾出征甚久，邵树德不好意思立刻就让李守信出使，于是便放他在家休息了一年时间。
现在么，似乎可以行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