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杀雄狮》完成拍摄并通过审查后，试映反响颇佳，获得勋宗的高度评价。影片随即进入全球发行阶段。
苏联调动国家资源，全力确保这部纪录片的影响力。
社会主义阵营全覆盖：通过经互会文化协定，华约国家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同步播出十集，配各国语言字幕，覆盖人口达2.3亿。卫星信号优化至最佳状态，确保播出质量。
全球渗透式传播：大量胶片拷贝和录像带通过“友好组织”、使馆及地下渠道，向世界各地广泛分发。宣传部门同步制定周密计划，辅以报刊摘要、广播评论及学者座谈，在社会主义阵营掀起强劲宣传浪潮。
拉美游击战式推广：顾问团负责拉美地区发行，古巴电影协会向周边左翼组织提供胶片拷贝，哈瓦那电台剪辑广播版，向全美洲西班牙语听众播放。
西欧的“禁片”策略：大量伪称“美国禁映”的拷贝混入戛纳电影交易市场，流入伦敦英国电影学院、巴黎电影资料馆等左翼影评人聚集地。法意等国共产党控制的工会更在工人俱乐部组织放映。
东西德这一冷战桥头堡——被视为两大阵营的文明示范窗口——更是宣传重点。
此前，东德的老百姓更青睐西德的影视作品，原因无他，苏联和东德制作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太无聊了，再看西德放的呢？《教父》《巴顿将军》《公民凯恩》《发条橙》《2001太空漫游》《驱魔人》，哪一部不比东德作品好看？
不过，《猎杀雄狮》的上映扭转了这一局面，并创造了难以想象的收视率。
《猎杀雄狮》的第一集别出心裁地采用了独立片名《打字机上的幽灵》，刻意回避了主标题的直白表达。而内容模仿悬疑片的叙事结构，以层层设问的方式不断抛出疑点。
现场照片中，海明威的遗体姿势诡异，不符合自杀者的常见状态；
弹道轨迹与死者持枪角度存在明显偏差，暗示可能存在外力干预；
打字机上检测出陌生指纹，而警方却未深入追查；
最关键的自杀凶器——双管猎枪，在案发后迅速被警方收走，档案记录语焉不详。
这些细节被逐一抛出，最终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海明威真的是自杀吗？还是说，有人杀了他？
此种叙事手法其实暗藏着一个有趣的创作渊源——利亚在构思时，脑海中浮现的正是童年时期那个让她又爱又恨的《走进科学》节目。
当年还是个小姑娘的利亚，总被这个科普节目故弄玄虚的叙事手法耍得团团转。
每集开头那些耸人听闻的悬念：“村民家中为何到处带电？”“谁在背我飞行？”“天降蓝冰包治百病？”
最终却往往以“测电笔坏了”、“幻想加梦游”以及“飞机排泄物”这样或平淡或搞笑的真相收场。这种先吊足胃口再揭晓谜底的套路，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今被她用在了这部纪录片里，相信也会给所有的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随着后续剧情的展开，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所谓的“幽灵”并不存在，真正的凶手是霉国政府的经济绞杀与精神酷刑。
镜头聚焦在那些触目惊心的段落。
IRS以莫须有的税务问题对海明威展开长期调查，实则是经济层面的精准施压；
海明威的妻子玛丽发现住所有被非法闯入迹象。
FbI档案中赫然记载着对海明威的“思想审查”：“目标对象海明威表现出对工人阶级不切实际的同情……”；“与多个左翼颠覆组织成员保持接触……”；“对*某些社会特殊群体*（指变种人）表达人道主义关切……”；“建议持续密切监控，评估其思想危害性。”
随后是胡佛粗暴的红笔批示：“加强力度！”被一次次高亮放大。
解说词适时响起：“看，这就是自由灯塔对一位伟大作家的审判。他的罪行，仅仅是同情苦难的人民，同情被欺凌的少数。”
揭露完真相，导演又以极具沉浸感的主观镜头，带领观众亲历海明威在梅奥诊所接受电击治疗的恐怖体验。
摄像机模拟患者视角——走进冰冷的诊室，与医生程式化的交谈，最终被固定在电疗椅上——这种后来被恐怖片广泛采用的拍摄手法，在此刻让观众成为了暴力迫害的亲历者。
细节的铺陈充满暗示性：医生在海明威转身时与护士交换的微妙眼神；治疗台上摆放的、可能加重病情的违禁药物；主治医生手中被刻意销毁的关键病历……
倾斜的镜头语言成为精神崩溃的视觉隐喻。
前半段采用平稳构图，随着治疗进程推进，画面逐渐产生倾斜、抖动。到后期，扭曲的镜头角度与失焦的影像，直观呈现了海明威被电流摧残后的认知紊乱。
当画面停留在海明威因电击痉挛的痛苦特写时，导演并未就此止步。一个冷酷的蒙太奇切换，将故事引向历史真相——
镜头缓缓推近1953年行刑室的档案照片，焦点落在那两张空置的电椅上。
下面字幕浮现：朱利叶斯与艾瑟尔·罗森堡。
画外音以审判般的节奏陈述：“同样的电流，从治疗室流向异见者的居所，流向终结生命的高压电椅……他们的罪名为*在战争时期从事间谍活动*，但指控的罪行发生时，美苏并未交战。”
紧接着闪过纪录片收集到的罗森堡夫妇留下的两个孩子的照片，死刑判决后因为惧怕会遭到报复，甚至没有亲戚胆敢领养这两个孩子。
画外音紧跟：“什么样的国家，会用电流撕裂父母的肉体？让失去父母的孩子无家可归？它也同样摧毁了书写人类精神的巨匠。暴力机器，从无仁慈。”
在描绘海明威精神彻底崩溃至自杀的段落中，导演插入了一组极具冲击力的画面。
查理·卓别林被迫离开美国的背影，他站在轮船甲板上回望逐渐远去的自由女神像，手中紧握着那张被吊销的再入境许可；
阿瑟·米勒在国会听证会上因为保持沉默而被控“藐视国会”（旁白适时告知观众：最可笑的地方在于，拒绝回答=有罪，指认他人=合作，保持沉默=藐视国会，这就是麦卡锡的逻辑）；
罗伯特·奥本海默被撤销安全许可后，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空荡走廊里的孤独剪影；
好莱坞“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档案镜头：制片厂大门外，排着长队的电影工作者正被迫签署“忠诚宣誓书”。
纪录片的旁白以冷峻的语调响起：“在麦卡锡的猎巫名单上，还有无数名字。他们是作家、演员、学者、教授、工人、记者……他们可以是任何人，但只要被怀疑，就可能被列入黑名单，失去工作。他们唯一的*罪行*，同海明威一样——思想危险、质疑权威、同情底层。于是他们失去了工作、名誉、甚至国家。当怀疑就可以定罪，沉默或流放就成了唯一出路。海明威用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痛苦，而更多人，则死于漫长的精神电刑。”
纪录片的叙述策略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它并未直接为任何意识形态背书，而是以扞卫思想自由、揭露体制虚伪、追求真相为切入点。
通过将海明威的悲剧与麦卡锡时代的集体迫害并置，它成功塑造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控诉——所有的“异类”（无论是左翼知识分子、民权运动者还是变种人）都将成为国家暴力机器的猎物。
纪录片还没播放完，风暴，已经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