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武元年九月，原福建总兵、南安伯郑芝龙向楚国公孙稷侠上帖，自言愿为一老卒，从此追随楚国公征战沙场，言辞之间，情真意切，让人不忍拒绝。
同时，为了改善孙稷侠对自己的感观，为他和郑家争取最大利益，郑芝龙提出向孙家军输捐两百万两，以资军财。他这是下血本了，虽然郑家这些年在海上走私攒下来不少家底子，但养军也颇为不易，耗费糜多。现在一次性掏出两百万两，对于郑家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款子了。
郑芝龙的态度，让孙稷侠很是满意，对其伴随左右的要求欣然接纳，尤其是那一手两百万两“带资入股”的大手笔，更是让堂堂楚国公都心花怒放。
虽然海晏商会这两个月有几十万两白银的进账，但毕竟经营之日尚短，许多地方还要花钱，剩下的部分还有几家“股东”分账，所以能用作孙家军军饷的部分暂时还不丰裕。
但现在好了，郑芝龙输捐的这笔款子，刚好用在了这段青黄不接的时节。
好家伙，这是知道我缺钱，赶着过来送钱的吧，我的郑大财神爷！
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对方都这么识相了，孙稷侠当然也不会再过多为难了，当即便任命郑芝龙三兄弟为幕府高参。这只是个临时性的闲职，待他回朝之后自然另有安排。
闽海之上的这场龙蛇之争，最终以孙稷侠尽收闽地大权，郑芝龙三兄弟决然出闽而落下帷幕。
闽地大事既毕，孙稷侠也无须滞留于此，遂决定返回杭州。
来时，轻车简行。回时，却是浩浩荡荡。
此次返杭，队伍里除了随行的护卫外，还有郑芝龙三兄弟及其一众家属。而且为了将两百万两军饷，安全的解送回杭州，郑森还增派了三千精锐闽军，充作外围护卫。这样一算起来，孙稷侠的随行队伍达到了五千余人，就算是皇帝出行，也不过如此了。
北上的队伍宛如游龙，众星拱卫的楚国公大驾也逐渐远去，在队伍的最后，只剩下了郑氏父子。
离别之际，郑森双目湿润，心中纵有万千言语，嘴中却吐不出一句真言，他只好缓缓跪下，面向父亲，重重磕下了三个响头。
往日里总以冷峻威严面孔相对的郑芝龙，今日却显得极为慈祥和蔼，他拍了拍郑森的肩膀，叮嘱道：“森儿，为父此去，归期不知，尔既为郑氏家主，又为国家干臣，当奋勇向上。于内，振兴家族，于外，效命国家，勿使乃父失望。”
郑森抬起头来，心中五味杂陈，从前对父亲的种种怨怼和不满，终究随风散去。
“森，谨遵父命！”
郑芝龙轻轻颔首，随后他回头看了眼自己花费毕生心血经营的福州，此时他心中十分清楚，自己这一去，极有可能再无回来之日。
“为父去矣！”
郑芝龙轻踩马鞍，飞身上马，然后一提缰绳，身形便似离弦之箭般北去，再不回头。
......
风起于青萍之末！
就在明清两军拉锯之际，古老的齐鲁大地上，斗争亦从未停止。
两个月前，高苑义民谢迁，因不满清廷推行的“剃发令”和种种暴政，率乡民千人，打出“反清”旗帜，攻克高苑县城，处决满清任命的知县。随后义军迅速壮大，军力扩充至数千人。谢迁趁势，再克新城、长山、常山各县，义军一路攻城陷地、处决奸佞，气势如虹。不久，义军又在义士丁可泽里应外合下，攻破淄川县城。
义军攻占淄川后，声势达到了高峰，随后谢迁在部众拥戴下，于淄川建立政权，自号“大元帅”，其沿用大明隆武年号，废除清廷一切暴政，并发布《讨清檄文》，痛斥清廷“剃发易服”、“圈地害民”，号召民众“反清复明”。
周边饱受清廷暴政的山东民众，纷纷割掉厌恶至极的猪尾巴辫子，加入谢迁义军，义军兵力迅猛扩张，号称三万，清廷大震，称其为“山东第一巨寇”。
那日紫禁城御前会议过后，摄政王多尔衮即令吏部侍郎马光辉总督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清军剿贼。马光辉上任三省总督后，立刻召集三省军将进行剿匪军议，最后认为淄川贼匪之危害，已经超越在鲁西南活动的榆园贼匪势力。
榆园军能在清军进剿之下，生存这么久，原因就在于曹州、濮州那里大大小小的榆树林，榆园军可以依托这些榆树林和地道与清军打游击战。而现在也正是因为这些榆树林，注定了其部无法成为流寇，只能成为坐寇，如同鱼儿不能离开水一样。
相比之下，谢迁所部之危害，远胜于榆园军矣。因为谢部已经明显成为了流寇，自古以来，流寇的危害远远超过了坐寇，他们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至尾大不掉，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就是前车之鉴。尤其是现在谢迁在淄川建立了政权，让人不自觉的就联想起了当年的李闯王和张献忠，他们不就是这样成势的吗？
在这种情况下，三省总督马光辉定下剿匪方略，决定将围剿重点放在淄川贼匪之上，对榆园贼匪则以围困为主，尤其要注意防备两部贼匪的合流。
淄川地处鲁中要冲，为了防止谢贼再次流窜。权衡再三下，马光辉决定采取“剪其羽翼，困其根本”之策——以清军主力压境淄川，再令偏师沿黄河、运河构筑封锁线，意图将谢部一举围歼于此。
方略既定，马光辉遂传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督抚，调遣河北镇标骑兵八千、山东绿营步兵一万二千、河南抚标精锐及乡勇万余人，总计马步三万两千人，于九月初七在泰安集结。他亲任主帅，率山东绿营正面威逼淄川，再以河北副将李际遇率骑兵绕道博山断其后路，最后再令河南参将王进宝扼守淄河渡口防止谢贼南逃。
鲁中大地上，一时战云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