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位名叫余司理的官员，他的生平事迹如同迷雾中的古城，鲜有人知晓。但“司理”这个称谓，却如同历史的回响，诉说着他曾经的职责与荣耀。司理，原本是“司理参军”的简称，到了明代，又成了“推事”官的别称，掌管着狱讼刑法，手握权柄，心怀苍生。
余司理曾在延平郡担任司理一职，勤勉尽责，深得民心。嘉靖甲寅年（1554年），一纸调令，将他从繁华的延平郡调往偏远的福宁州，代理知州之职。这对他来说，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新的开始。
赴任途中，余司理必经塔岭庵。这座庵堂，古朴而庄严，祀奉着古神医官尊王，香火鼎盛，远近闻名。庵前有一颗奇异的石珠，圆润光滑，仿佛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那日，余司理因等候公差车辆，驻足于短亭之中。他怀着敬畏之心，拜谒了官尊王的庙宇，感受着神灵的威严与庇护。望着那颗古老的石珠，他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异感，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
果然，不久之后，余司理突然身患重病，痛苦不堪。在病榻之上，他恍惚间梦见自己与神灵对话，接受着神灵的指引与恩赐。次日清晨，奇迹般地，他的病情竟然痊愈了。
康复之后，余司理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敬畏。他深知，这一切都是神灵的庇佑与恩赐。于是，他挥毫泼墨，写下了一首感激之诗：
“因候公车驻短亭，拜瞻遗庙肃威灵。 一圆药石星霜古，万姓疮痍旦夕宁。 病里怔忡寻药裹，梦余恍惚进参苓。 余生再造无能报，采藻陈词荐麻醯。”
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对神灵的虔诚之心和感恩之情，更见证了塔岭庵与石珠的神奇与灵验。余司理的好友徐珪，得知此事后，也为之动容。徐珪乃明弘治六年（1493年）贡士，曾任福建省考官、赣州通判、罗源县令、广西钦州知州等职，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他将余司理的诗与事迹记录下来，写成了《塔岭庵记》，流传后世。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转眼间已是数十年后。塔岭庵依旧屹立在山间，历经风雨，见证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而余司理的名字，也随着《塔岭庵记》的流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在福宁州，余司理的事迹被编成了歌谣，传唱于街头巷尾。人们都说，他是一位公正廉明、心系百姓的好官。在他治理下，福宁州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塔岭庵神灵的庇佑和余司理的勤勉尽责。
有一日，一位年轻的书生来到塔岭庵，他手持一卷古籍，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他正是听闻了余司理与塔岭庵的传奇故事，特意前来探访。他站在庵前，望着那颗古老的石珠，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敬仰之情。
书生走进庵堂，向庵中的和尚打听余司理的事迹。和尚微笑着，将他引至一处静谧的禅房。禅房内，挂着余司理的画像，画像中的他，眉宇间透露出一股坚定与睿智。和尚缓缓讲述起余司理的故事，从他在延平郡的勤勉尽责，到调任福宁州的传奇经历，再到与塔岭庵的奇缘。
书生听得如痴如醉，仿佛置身于那段历史之中。他感叹于余司理的公正无私和神灵的神奇力量，更对塔岭庵充满了敬畏之情。他决定，要将余司理的事迹和塔岭庵的传奇，写入自己的作品中，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感受这份信仰的力量。
于是，书生开始在塔岭庵中潜心创作。他每日沐浴更衣，虔诚地拜谒神灵，祈求灵感。在他的笔下，余司理的形象更加鲜活立体，塔岭庵的传奇也更加引人入胜。他的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轰动，人们争相阅读，传颂不已。
从此，塔岭庵不仅是一座古老的庙宇，更成为了一个文化的符号，承载着人们对公正、信仰和美好的追求。而余司理的名字，也永远地镌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成为了一段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