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北线打得热闹的时候，刘海元的六团那边也不断地把南线长江两岸的战况通过溃兵之口搜集整理上来。
身为军事主官，赵骥首先提出自己对战局的看法：“虽然北线的倭寇第二军已经无力切断平汉铁路，但南线的长江战场形势则不容乐观”。
“鬼子夹江而进、水路并行，国军舰艇早已折损殆尽，又无法掌握制空权，鬼子因此可以随时随地从绵长的长江航道上任意一点登陆，配合正面主力侧击国军，按照国军祖传一字长蛇阵的部署，怕是没有什么取胜的机会”。
“依我看，国军在接连丢失九江、湖口、黄石等前沿据点后，大概率是要放弃武汉直接撤退的，不会再像南京那般困守孤城了”。
赵骥指着地图给廖春华和杜斌彬分析说：“国军一撤，到时候大别山及周边地区就只剩下我们和倭寇了”。
“下一步，我建议应该全力跟倭寇争夺大别山区周边的县城”。
廖春华听完有些不同意见：“国军一走，大别山就只剩我们独立师一支孤军了，我的想法是依托山区跟鬼子打游击，等站稳脚跟后再往周边县城的农村地区发展壮大力量，跟鬼子争夺县城未免有点过于激进了”。
赵骥点了点地图上平汉铁路的位置解释说：“倭寇侵略我们是一场蛇吞象的战争，它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兵力来占领和控制住每一个地方，对它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控制住交通要道的沿线据点，特别是铁路沿线”。
“国军主力尚存，鬼子的大军肯定不会止步于武汉的，等它们继续南下后，我们再以主力出击袭扰平汉铁路沿线，逼迫鬼子把兵力收拢到大别山西麓一侧，到时候大别山北麓、东麓、南麓三面的县城就会是我们的”。
赵骥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是因为在原本的时空中，国军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战区，一个长期孤立于敌后的战区——第三次划分后的顾祝同第三战区。
第三战区的主要防区在皖南、苏南地区和浙江省，这个战区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于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倒不是因为顾祝同有多能打，或者说国军突然具备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能力，而是鬼子实在没功夫理会不在交通要道上的国军部队。
一样的道理，在平汉铁路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鬼子是不会介意放弃大别山南北两侧地区的。
廖春华也是打过仗的人，经过赵骥一番分析后也渐渐明白了其中的关窍：“好，我同意了，你尽管放手去干，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大略既定，又刚打了胜仗，廖春华的心情非常好：“我这边会马上把战报拟好，同时上报东南局和军部”。
开完会，赵骥随即就遵循会议精神开始调整兵力部署。
伤亡较小，建制相对完整的二团和五团驻防霍山以南的大化坪、黄尾镇地区，卡住大别山东北侧进山要道，作为全师的警戒兵力。
三团、四团向西移动到富金山以南的青山镇地区拦截国军溃兵，并密切关注宋希濂和胡宗南两部国军的动向，做好其撤退后随时接防的准备，以免被倭寇占据山口险要位置。
六团继续留在山区南麓收容国军溃兵。
伤亡较大的一团则随师部一起后移至山区深处的石子咀一带进行休整补充。
六个步兵团除完成警戒任务外，还需要抓紧用新拨下的IG18型步炮和St5型速射炮组建团属步炮营和营属机炮连。
师部的直属部队是变化最大的，在赵骥这一轮的扩充计划中，首先需要补强的就是各专业兵种，除原炮营扩编为四营制的炮团外，工兵连将利用缴获的倭寇工兵联队装备扩编为工兵营。
新的工兵营下辖一个舟桥连、三个工兵连，除土工作业的老本行，还要担负起布雷、扫雷和爆破突击的新职能。
坦克连则连升两级扩编成坦克团，由于编制缺口太大，赵骥专门下令允许周驰可以从全师范围随意抽调符合要求的兵员。
另外还新组建了一个运输营，共装备八十多辆五十铃六轮卡，主要承担野战期间前沿补给和重物资运输任务，日常的粮食、被服等运输任务依旧只能有赖于发动群众来帮忙。
在得到赵骥收留伤员和释放女兵的承诺后，第十三师团的百余名被俘军医也自愿留了下来替独立师医治伤兵，一个完备的师属野战医院总算是搭了起来。
为了加强对这些被俘军医的思想工作，身为在四明山游击队时期就加入队伍的原卫生队元老，张诗阳被任命为野战医院教导员兼总护士长，并从南京难民里招募了几百女性学习急救和护理知识。
至于没敢自杀的两百多鬼子女护士，赵骥本想拿来跟第二军换点物资，可东久宫念彦王根本不顾这些女人的死活，一口直接咬死拒绝谈判。
消息传回来后，一群女人哭得死去活来，军医们也心如死灰，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接受赵骥给出的第二个方案——移交给它们眼中更可靠、更文明的“正规军”。
于是乎，在私下作价五百条步枪和若干弹药以后，两百多倭寇女护士兴高采烈、千恩万谢地被赵骥送去了驻防麻城的胡宗南部。
时间来到十月，会战的整个形势日渐明了，虽说独立师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挫败了倭寇第二军的北线包抄，但倭寇大本营很快就又抽调了三个师团组成第二十一军从海上突袭兵力空虚的广州，然后沿着粤汉铁路北上，绕过国军重兵驻防的长江战场，试图从南面直插武汉城下。
已成孤城之态的武汉自此失去了继续坚守的军事必要，随着重庆政府的撤退命令下达，数十万国军分作西、南两路撤出战场，倭寇随即占领武汉。
就在赵骥准备分兵四出抢地盘的时候，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把原先的计划给打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