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甝，生卒年不详，隋代专攻经史的学者，以精研《汉书》着称于世，主要活跃于隋炀帝大业年间（605年—618年）。在隋代学术复兴的浪潮中，他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跻身京师学者之列，参与国家典籍整理工程，成为隋代专门学问研究者群体的典型代表。
隋代虽国祚短促，却在文化学术领域成就卓着。隋文帝建国后便广求天下遗书，命人校勘整理；至隋炀帝即位，对学术文化的重视更甚，不仅在洛阳营建东都藏书殿，广聚南北典籍，还下诏征召天下学者入京，一时俊才云集，形成了兴盛的学术氛围[__LINK_IcoN]。这一背景为徐甝这类专精典籍的学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契机——《汉书》作为“前四史”之一，记载西汉一代典章制度与历史变迁，是隋代经史研究的核心典籍，徐甝深耕此书，恰契合了时代学术需求。
大业年间，徐甝因“精通《汉书》”的声名被朝廷征召至京师。当时隋炀帝为梳理典籍、完善文献体系，启动了大规模的史籍整理工作，徐甝以其专业所长跻身其中。虽未明确记载其具体参与的项目，但结合隋代学术工程来看，他的工作或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汉书》的校勘与注释，隋代学者治史重实证，徐甝可能对照不同版本勘正文字讹误，补充史实考辨；二是史籍分类与编目，为配合《隋书·经籍志》的编纂基础工作，他或许参与了史部典籍的甄别与归类，这一工作直接影响了后世“经史子集”四分法的完善；三是史料辑佚与补缀，针对前代散佚的《汉书》相关注文与史料，进行搜集整理以丰富典籍内容。
徐甝的学术贡献，需置于隋代“专门之学”的发展脉络中审视。魏晋以来，学术多为门阀士族垄断，且偏于玄谈；隋代则转向经史实证，强调专精领域的深耕。徐甝专攻《汉书》，正是这种学术转向的体现——他不仅需通晓《汉书》本文，更要熟稔前代注疏（如服虔、应劭注），掌握汉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配套知识，其学识深度非泛泛涉猎者可比。这种专门化的学术能力，使他在典籍整理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
作为被朝廷征召的学者，徐甝的经历也折射出隋炀帝时期的选才特点。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设十科举人，“文才秀美”为首要标准，后又创进士科，打破了门阀对仕途的垄断。徐甝虽未涉足仕途，但其被征召入京参与国家学术工程，本质上是朝廷对“真才实学”的认可，与科举制的选才理念一脉相承，体现了隋代对专业学术人才的重视。
史书中未记载徐甝的籍贯、家世及晚年境遇，其生平轨迹随隋末战乱与典籍散佚而模糊。大业末年，天下大乱，洛阳藏书殿的典籍在战火中损毁严重，徐甝参与整理的成果或部分流失，仅能从《隋书·经籍志》所存的《汉书》相关着录中，间接感知当时的研究盛况。他或许在战乱中避世隐居，或许仍坚守整理典籍的工作直至隋亡，最终湮没于历史尘埃。
徐甝这类“专门学者”，虽无惊天动地的功业，却为文化传承筑牢了根基。隋代能成就《隋书·经籍志》这样的目录学巨着，正是无数如徐甝般的学者潜心校勘、分类、整理的结果。他们的存在证明，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度，不仅依赖于顶层的制度设计，更离不开基层学者在专业领域的深耕细作。徐甝的名字虽鲜为人知，但其对《汉书》的研究与典籍整理工作，已成为隋代学术史上不可或失的一环，为后世的史学研究留存了珍贵的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