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的菜市场,潮湿的地面洇着烂菜叶的汁液,卖菜人把最后一捆菠菜摆上摊时,指关节已经冻得发僵。她的秤是祖传的杆秤,铜秤砣磨得发亮,秤星却比市场规定的标准少了两钱,这不是故意作假,是十年前给孙子换奶粉时,秤杆被重物压弯后没修好。
“这菠菜怎么卖?”穿貂皮大衣的女人用涂着蔻丹的指甲戳了戳菜叶,“称两斤。”
卖菜人手忙脚乱地捆好,秤杆刚抬起来,女人突然尖声喊:“你这秤有问题!我昨天在超市买的两斤比这多一半!”周围的摊主纷纷侧目,几个买菜的老太太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现在的小贩心眼真黑”。
“不是的,俺这秤……”卖菜人想解释秤杆的毛病,话没说完就被女人推了个趔趄,菠菜撒了一地。
女人掏出手机对着她拍:“大家快看啊,黑心摊贩缺斤少两还想耍赖!”
市场管理员闻讯赶来,没等卖菜人开口,就指着墙上的标语:“赶紧给人家赔钱!”
“我没骗她,俺这秤……”
“少废话!”管理员不耐烦地打断,“人家是常客,还能讹你这点钱?要么赔钱,要么我没收你所有东西!”
卖菜人看着满地狼藉的菠菜,又看看女人手机屏幕里自己佝偻的身影,突然蹲在地上哭起来。
她想起三年前老伴住院,她在医院门口卖煮鸡蛋被保安赶走,鸡蛋撒了一地,保安骂她“穷疯了,医院门口也敢摆摊”;想起孙子在学校被同学推倒,对方家长穿着西装来学校,说她“没本事教好孩子就别送出来”。
那天她最终赔了五十块钱,是她三天的菜钱。收摊时,隔壁卖猪肉的偷偷塞给她一把排骨:“别往心里去,人家穿貂皮的,咱跟她讲道理,就像拿鸡蛋碰石头。”
男人坐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手里的判决书被攥得发皱。他的三轮车被一辆宝马车撞了,交警认定对方全责,但对方律师在法庭上出示了他“未经许可上路”的证据,他的三轮车没有牌照,因为车管所要求的三百块牌照费,他攒了三个月还没攒够。
“法官说了,你这属于非法营运,对方最多赔你修车钱。”同村的老乡拍着他的肩膀叹气。
他的三轮车是唯一的谋生工具,每天凌晨拉着蔬菜往返于批发市场和菜市场,车斗里的铁皮被磨得发亮,车把上缠着防滑的布条,那是用老伴的旧衣服改的。
开庭那天,对方司机穿着定制西装,坐在原告席上玩手机,律师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被告明知三轮车不能上路,仍执意营运,对事故发生也有责任。”
他想反驳,说自己每天给社区的孤寡老人送菜,从没多收过一分钱;说那天是为了赶在暴雨前把菜送到,才会在路口被闯红灯的宝马撞了。但他刚开口,法官就敲了法槌:“被告,陈述事实,不要说无关的话。”
最终,法院判决对方赔偿他五百块修车费,而他的三轮车维修费需要两千块。走出法院时,他看到宝马司机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现金递给律师,笑着说:“还是你厉害,对付这种人,就得用规矩压他。”
他推着被撞变形的三轮车往家走,路过天桥时,看到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在乞讨,面前摆着一张纸,写着“妈妈重病,求好心人帮助”。他想把刚领到的五百块钱递过去,又想起家里等着买药的老伴,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女人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三天三夜,她的儿子患了急性白血病,医院催了三次缴费单,总额已经超过十万。她的丈夫在工地摔断了腿,工头只给了两万块就再也联系不上,她把家里的麦子、玉米全卖了,又借遍了所有亲戚,才凑了三万块。
“女士,你儿子的化疗不能再拖了。”医生的语气很温和,但眼神里的催促藏不住。
她跪在医生面前,说可以去医院做护工,可以去献血,甚至可以卖肾,只要能救儿子。
医生叹了口气,递给她一张贫困患者救助申请表:“你试试这个吧,不过审批很难,需要很多证明。”
她跑了五天,盖了七个章,终于把申请表交了上去。一周后,她收到了驳回通知,理由是“家庭收入超过贫困线”!她丈夫受伤前每月能挣四千块,虽然现在一分钱没有,但系统里显示的还是他以前的工资。
那天她在医院的走廊里拦住了院长,院长的秘书把她拉开,说:“院长很忙,你这样会影响其他病人。”
她看到院长陪着一个戴金项链的女人走进VIp病房,那女人的丈夫只是感冒发烧,却住了最好的单间。
晚上,她在医院的楼梯间偷偷哭,一个清洁工阿姨递给她一个馒头:“我女儿以前也得过这病,我卖了房子才把她救回来。你别放弃,但也别跟他们硬碰硬,咱们穷人,没那个本钱。”
女人咬着馒头,看着窗外灯火辉煌的城市,突然觉得很陌生。她想起女儿说想当医生,她说“好啊,以后就能救很多人”,现在她才知道,有些人生病了,连被救的资格都没有。
男人在工地上扛了十年钢筋,他的肩膀比常人宽出一截,那是常年负重压出来的。今年夏天,工地的脚手架突然塌了,他的腿被砸断了,工头送他去了附近的小诊所,开了点消炎药就再也不管了。
他躺在工棚的木板床上,腿肿得像馒头,同屋的工友偷偷给了他一瓶红花油:“别去找工头了,他上面有人,咱们斗不过他。”
男人不甘心,他拄着拐杖去了劳动局,工作人员让他填表格,要他出示劳动合同、工资条、工伤证明,他什么都没有,工地上的工人大多没有合同,工资都是现金结算。
“没有这些,我们没法受理。”工作人员的语气很冷淡。
男人在劳动局门口守了三天,终于等到了工头,工头带来了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把他拖到偏僻的巷子里打了一顿:“给你五千块,这事就算了,不然下次打断你的另一条腿。”
他拿着那五千块钱回到工棚,看着墙上贴的全家福,照片里妻子和女儿笑得很开心。他原本想今年冬天就回家,给女儿买台电脑,给妻子买件新棉袄,现在看来,又要等了。
夜里,他疼得睡不着,听到工友们在聊天,说隔壁工地有人因为讨薪被打死了,家属闹了很久,最后拿到了二十万赔偿。“二十万,够咱们挣好几年了。”一个工友说。
男人摸了摸自己断了的腿,突然觉得很可笑,他的腿,还不值二十万。
女孩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但她每天都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午饭总是一个馒头加咸菜。今年评选助学金,老师把名额给了班里一个成绩中等的男生,因为那个男生的爸爸是教育局的领导。
“老师,我家真的很困难,我爸爸瘫痪在床,妈妈打零工养活我们。”女孩鼓起勇气找到老师。
老师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家不容易,但评选有规定,要综合考虑。那个男生虽然成绩差点,但他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综合素质比你高。”
女孩不明白,综合素质是什么,难道比能不能吃饱饭还重要?她看到那个男生每天都喝牛奶,用最新款的手机,而她连买本辅导书都要犹豫很久。
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看到校门口有个卖烤红薯的老爷爷,寒风中他的手冻得通红,却还是笑着给每个顾客装红薯。女孩想起了自己的爷爷,爷爷以前也在村口卖烤红薯,后来因为城管不让摆,就再也没卖过。
那天晚上,她在日记里写道:“妈妈说,等我考上大学就好了,可我怕,大学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有理没理,不是看你有没有理,而是看你有没有钱。”
老人的房子在市中心,是祖传的四合院,今年要拆迁了,开发商给的补偿款是每平米五千块,而附近的房价已经涨到了每平米五万。他不肯签字,开发商就断了他家的水电,还在他家门口堆了很多建筑垃圾。
“老爷子,别犟了,你这房子没房产证,能给你这么多已经不错了。”拆迁办的人说。
老人拿出了光绪年间的地契,那是他爷爷传下来的,可人家说:“这玩意儿早就没用了,现在讲的是法律。”
他去了信访局,去了市政府,甚至去了北京,每次都被劝回来:“老人家,要顾全大局,别给政府添麻烦。”
他看到和他一起拆迁的邻居,有人拿到了好几套房子,因为他们认识开发商的亲戚;有人拿到了高额补偿,因为他们会闹,会堵路,会跳楼。
老人不会闹,他只会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百年的老槐树发呆。那是他小时候亲手栽的,现在已经长得枝繁叶茂,树荫能遮住半个院子。开发商的人说这棵树碍事,要砍掉,他抱着树干不肯松手:“要砍树,就先把我砍了。”
最后,他还是签字了,拿到了五十万补偿款。他用这笔钱给儿子在郊区买了套小房子,自己在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每次看到穿西装的人走过,他都会低下头,怕人家认出他这个“钉子户”。
卖菜人后来不卖菜了,她去了一家餐馆洗碗,老板不给她签合同,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月底发工资时还要扣这扣那。她不敢说什么,因为她知道,还有很多人等着这份工作。
三轮车夫的三轮车修好了,他还是每天凌晨拉着蔬菜往返于批发市场和菜市场,只是再也不敢走那条有宝马车出没的路。他学会了绕远路,虽然要多花一个小时,但他觉得安全。
白血病孩子的母亲最终还是失去了孩子,她卖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还清了欠款,然后去了南方打工。她在一家电子厂上班,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机器的噪音很大,她却觉得很安静,因为不用再想那些理不清的道理。
断腿的工人留下了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的,他回了老家,靠着几亩地过日子。他再也没去过城里,他说城里的路太硬,硌得他腿疼。
贫困女生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她申请了助学贷款,课余时间去做兼职,虽然很累,但她觉得很踏实。她知道,只有自己变得强大了,才能有底气跟别人讲道理。
拆迁户的修鞋摊生意很好,附近的人都愿意找他修鞋,说他手艺好,收费公道。他还是每天坐在曾经的老槐树下,只是那棵树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高楼大厦。
这个世界似乎总是这样,有些人天生就站在高处,他们的道理轻飘飘的,却很有分量;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低处挣扎,他们的道理沉甸甸的,却没人愿意听。就像菜市场的秤,准不准不重要,重要的是买菜的人信不信。而穷人的道理,就像那杆被压弯的秤,即使你知道它是准的,也没人愿意承认。
但生活还在继续,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照亮那些有理或无理的人,照亮这个既公平又不公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