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祸国？想来执此观点者并不少。事实上，在另一个时空，王安石变法在靖康之乱后便被再三诋毁鞭笞。
首先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其次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
又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但在王棣看来，这种观点原就是推诿责任，将一国之弱罪以一人，显然是无有说服力的。
他甚至认为，一旦新政在强有力的支持保证下得以延续，后面就不会有什么南宋了。
若王安石变法成功，三冗问题解决，大宋国富民强，兵强马壮，数年可灭西夏，获得产马区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关健节点，可以获取更多财富与西方技术，并可大规模组建骑兵。
到金灭辽时，强大起来的大宋可以趁机收复燕云十六州，再北上攻灭金国，吞并朝鲜，收复西域，彻底打通陆上丝绸之路。
西南吞并大理，东南移民开发台湾与菲律宾，并南下占领新加坡，再打通海上丝绸之路……
好吧，纯属不负责任的YY。事实上，大宋绝谈不上积贫积弱，三冗危机已将这驾战车推到了悬崖边上。变法，或许还能赢得一线生机。怎奈这期间的阵痛无人能够忍受，自也难有人接受。
怪就怪在王安石的思想太先近，某些新政简直就是对后世的复制黏贴。而且，改革损害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动了大多数人的奶酪，能成功才怪了。
王棣倒是不知道陈东这位有可能是史上第一的愤青何以将新政视为洪水猛兽，不知者不罪罢了。或许，真要待到侵略者兵临城下之际，他才省得，光靠满腔热血是无法退敌的，又非诸葛孔明稳坐城头高唱空城计不是？还是得靠强兵健卒舍生忘死上阵厮杀。
如此种种，只是在见了陈东所受的些微刺激，却是多了份为祖父正名的心思。
无论如何，他都无法忘却当年退隐江宁时，王安石领着他游山玩水，教他读书做人。一老一小，黑发皓首，得享天伦，其乐融融。
褰裳蹋路草，理鬓回花面。薄暮不同归，留情此芳甸。
他不管世人怎生评价王安石，在他心中，那便是最亲近之人。
忽忽二月过去，大名府迎来了入冬的第一场雪，飘飘扬扬的落的好不热闹。
王棣却没得空闲也没心思欣赏雪景。虽说是瑞雪兆丰年，作为一县主官，着眼点可绝不仅限于此。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豪奢大户有没有臭肉他不清楚，但每到寒冬冻死人却是有的。冬天冻死的人数多少甚至是官员的政绩考核的组成部分。
当然，冻死的只会是穷人。
这倒非是面子工程，亦非应付敷衍上级，王棣确是想做些什么，在其位谋其政，又或者说是达则兼济天下。
知府梁焘为人耿介，倒不会刻意刁难，但也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最憎厌的是治下属官不作为。王棣在他眼皮底下做事，可是马虎不得。
这时代可没“扶贫”一说，下基层送温暖却是有的，无非是送点粮油厚裳，让贫穷清寒人家勉强能撑过寒冬腊月。
大名府富庶，织户多过农户，赤贫人家相较于别的州县好很多，但也只是相对而言。越是富裕的国家，贫富分化越是厉害，贫富悬殊越是严重，往往是金字塔尖的富人拥有八成乃至九成的社会财富，而基数庞大的穷人连温饱都成问题。这种尖锐的社会问题很难甚至无法解决，而这许多在贫困线挣扎的劳苦大众指望政府或富人资助接济也不太现实，至多是偶尔关照一二罢了。
冬天御寒是大问题，保暖神器——棉花尚未被运用。
其实在南北朝时，高昌有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纩，名为白叠子。边疆虽有种植棉花，却是在园子里当作观赏的花卉。
不过人们会种植桑麻，然后将它收割制作成麻布，作为自己的衣服。到了冬天他们会在这些麻布里面加一些丝絮以增加厚度，抵御寒冬。虽然不算特别暖和，但是还是能凑合过冬的。
除了桑麻之外，百姓还会用动物毛皮度过寒冬。人们打猎或者养动物，剥下功物毛皮用来御寒，虽然有点寒冷，但是要想不被冻死，只能这样做。通常羔羊皮、狐白裘等高档动物毛皮，只有王室贵族才穿得起，劣质的羊皮或者狗皮才是是一般百姓所穿。除了衣物上的保暖，冬天烧炭取暖，还能盖鸭绒被子，这是达官贵人的取暖方式。一般老百姓会在寒冷的冬天都会在自己的床上铺上早前晒好的厚厚的干草，睡在草席上也可以极大程度的抵御寒冷，还用芦花和柳絮来填充被子，也可以暖和一点。除此之外，一般百姓，他们用柴火烧过之后的炭火再次放在炭火盆中烧，也能达到取暖的效果。
大名府本地百姓倒是绝大多数都不至一贫如洗，毕竟作为陪都，治下多贫民，朝廷脸面也不好看。但也正因此节，其它州府逃荒避难至本地的百姓每年都数以万计。
大宋子民是没有“过所”或“路引”这等身份证明的，可自由往来各地，一些富足州府便吸引了大批人员集居。如大名府城，人口逾六十万，便有两成非土生土长的大名人。
便是这些外来户让当地官府极难管理，虽说辖治下“人丁兴旺”了，但这些人若懂些手艺活倒还罢了，否则却是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安置。土地，不论对官府还是百姓都是寸土必争的。于治下百姓，要将田地分给外来户，自是千不情万不愿的。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一提宋代的土地政策。
宋朝实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国家不再执行强化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措施，不再运用政权力量进行土地再分配，不再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国家不再干预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对土地自由买卖和兼并持自由放任的态度。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土地买卖盛行。例如，四川立限令典卖田宅者纳税印契，一次就征收到契税四百万贯，而此时四川地价每亩仅为四贯，官府卖田定价为八贯到十贯。如果税率按一成计算，土地价格取较高者每亩十贯，那么四川此次纳税印契的田地则有四百万亩，可见土地买卖的盛行。二是土地兼并大发展。大宋前期，地主侵占土地的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到了五十年前，更是达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已成俗”的地步。三是私田数量大大超过官田。如神宗熙宁七年，全国垦田四百四十五万余顷，而当时共有各种官田四十四万七千余顷，仅占十分之一，到王安石变法，因推行出卖官田政策，官田所占比例降到七十五分之一。
由于国家利益即税收的实现以财产为基本依据，官田也逐渐向私田方向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将官田转变为私田，或是通过各种类型的售田变为私田，或是通过赏赐官僚地产而变为私田。国家采用与地主相同的地租剥削方式来经营官田，如太宗年间大臣陈鼎上言曰：“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这里无论观念还是剥削方式与数额，都与民间地主无异。
由于土地买卖盛行，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从而带来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使地主阶级具体成员经济地位经常变动，这成为宋代社会的突出现象。“千年田换八百主”，“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
土地自由买卖下的土地兼并，使土地所有权呈现强烈集中趋势，但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就使兼并所得土地越来越细小和分散。
也正是因为这种较开放型的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宋朝经济的繁荣。
但负作用也是明显的，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超级地主以及土地买卖掮客，真正靠农耕谋生的农民名下的土地日益减少，乃至于靠售卖土地养家糊口，到得最后无地可种只能受雇度日。贫富分化在这过程中日益彰显，却无以应对。
作为穿越客的王棣晓得其中利弊，但总不能把那个时空的土地政策搬来，国情制度不同，怎能生搬硬套。
不过，动动脑子想想点子让最底层的百姓过的安定些，还是大有操作空间的，譬如种植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