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义珍盯着电脑屏幕，光标还在那行字上闪烁：“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他没动，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办公室外走廊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门口。
“丁书记，高新园区三家企业的申请材料刚送上来。”安欣推门进来，手里夹着一份红头文件，“他们要求暂缓执行智能装备产业准入标准，说技术跟不上，资金也接不上。”
丁义珍把椅子往后一推，接过文件翻开。申报数据一项项列得清楚，银行授信额度几乎见底，其中一家还标注了“核心部件依赖进口，交货周期不稳定”。他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企业负责人签字时手写的备注：“若强行推进，项目极可能停滞。”
“这不是耍赖，是真难。”他合上文件，往椅背上一靠，“人可以扛事，但机器不听口号。”
安欣站在桌边没说话。他知道丁书记最讨厌找借口的干部，但也最容不得瞎指挥的政策。
“你马上联系金融办。”丁义珍坐直，“把咱们那几个产业基金的使用情况拉个清单，看看能不能腾出一块做过渡性贷款。别让他们卡在半道上。”
“可财政那边……”安欣迟疑了一下，“周叔昨天说了，五年内要是全面铺开新规划，财政压力不小。”
“那就不能一刀切。”丁义珍摆手，“转型不是砍树，是嫁接。老根还在，新枝才能活。”
话音未落，李响从门外探头：“丁书记，南湖街道五个小区的居民代表到了，在接待室等着，情绪不太稳。”
“什么事？”
“说是反对智慧社区试点，嫌网格员多了增加负担，还担心摄像头和终端收集个人信息。”
丁义珍站起身，抓起外套：“我去见他们。”
接待室里，五位居民围坐在圆桌旁，桌上放着打印好的投诉信。一位戴眼镜的大姐正拿着手机录音，看见丁义珍进来也没关。
“丁书记，我们不是不支持建设。”她开门见山，“但你们定方案的时候没人问过我们一句。现在突然说要装设备、配专人，钱谁出？出了问题谁负责？”
丁义珍坐下，没急着解释：“你们担心什么？一条条说。”
“第一，这些终端是不是强制安装？第二，采集的数据归谁管？第三，以后会不会变成收费项目？第四，网格员是不是又要搞形式主义？”
旁边一个中年男人补充：“我儿子在互联网公司上班，他说这种系统最容易被黑客盯上。你们能保证安全吗？”
丁义珍听完，转头对李响说：“三天内，民政、公安、网信三方出个说明白皮书。每一条疑问都要回应，数据怎么存、谁有权调、多久清一次、泄露怎么追责，全写明白。然后开听证会，请他们来提意见。”
那位大姐愣了一下：“您真打算改？”
“规划是为了让人过得更好，不是让人心慌。”丁义珍看着她，“要是连你们都不信，这试点就是自欺欺人。”
离开接待室，他还没回到办公室，手机响了。周叔打来的。
“京海钢铁那边炸锅了。”电话那头声音低沉，“总经理上了本地新闻，说新排放标准比国标高两倍，要是硬推，明年裁员三千，产能砍四成。现在厂门口已经有人举牌子了。”
丁义珍脚步一顿：“董事长呢？”
“托病没来，只派了个副总。刚才见面，人家两手一摊，说‘集团战略无法调整’。”
“好啊。”丁义珍冷笑一声，“一边享受政策红利这么多年，一边把社会责任当擦脚布。现在轮到他们配合改革了，就说战略不动？”
他转身走向电梯：“通知环保局，启动执法预评估程序。所有环评资料调出来，逐项核对。另外，纪委同步介入，查他们过去五年有没有违规审批、偷排漏报的情况。”
“你要动手？”
“不是我要动，是规则要动。”丁义珍按下下行键，“他们想用舆论压人，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程序反制。”
电梯门开，他走进去，对着手机继续说：“还有，让宣传口准备通稿，标题就叫《环保不是选择题》。告诉全市，谁都可以讲困难，但没人能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回到办公室，天已经黑透。周叔正坐在沙发上等他，手里捏着一份财政测算报告。
“我刚算完。”周叔抬头，“如果按企业要求全面松绑标准，五年少收税近三百亿。但如果强硬到底，社会稳定风险指数会上升两个等级。”
丁义珍脱下西装扔在椅背上，给自己倒了杯温水。
“你知道最麻烦的是什么？”他喝了一口，“不是钱，也不是压力。是很多人以为改革就是换个说法，其实真正的改革，是重新分蛋糕。”
周叔点头：“可刀子下去，总有人喊疼。”
“那就得看，是谁先疼。”丁义珍走到窗前，望着远处工业区的方向，“要是让守规矩的人吃亏，那以后谁还愿意往前走一步？”
他沉默了几秒，忽然转身：“通知下去，后天上午九点，开专题协调会。企业、居民代表、专家、职能部门，四方都来。议题只有一个——怎么让规划落地，又不让人心散。”
“你要面对面谈？”
“躲着开会是官僚，坐着听汇报是应付。”丁义珍拿起笔，在日程本上圈出日期，“这次必须面对面。不是退让，是共建。”
周叔站起身，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您真打算让居民和企业一起坐下来谈？”
“不然呢？”丁义珍翻开桌上的讲话提纲，在首页空白处写下一行字：“真正的改革，不在纸上，而在人心。”
他停下笔，抬头看向窗外。
城市灯火如常，但在某一处厂区边缘，几束强光正聚集在一起，人群轮廓隐约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