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意志在各方疆域内化为具体的行动，忠诚受到考验，古老的秘密初现端倪，而远方的观察者也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策略。每一处微小的波澜，都在累积着改变时代格局的力量。
都督沈光对仓曹参军赵铭的调查已证据确凿。他没有进行公开审判，而是在一个深夜，将赵铭及其直接关联的两名波斯商人“请”到了都督府的地牢。地牢阴冷，只有火把噼啪作响。
沈光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将查获的账本和密信扔在赵铭面前。赵铭面如死灰，瘫软在地。
“说吧，除了已查实的，还泄露了什么，传递给了谁。”沈光的声音如同地牢的石壁一样冰冷。
在“靖安司”专业的手段面前，赵铭的心理防线迅速崩溃。他交代了自己在对方许诺将其家人安置到呼罗珊并给予重金的诱惑下，陆续泄露了一些猛火油储存的注意事项和唐军日常巡逻的部分规律，但坚称尚未接触到核心配方和弩机图纸。
沈光面无表情地听完，下令：“按律，通敌窃密者，斩立决，夷三族。念你尚未造成最严重后果，三族可免连坐，流放安西苦寒之地戍边。至于你……”他顿了顿，“明日清晨，于市集口，明正典刑。”
赵铭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次日，赵铭的人头悬挂在巴士拉最繁华的市集口，旁边张贴着列数其罪行的布告，以儆效尤。与此同时，那两名波斯商人也以间谍罪被公开处决，其家族财产全部抄没。沈光用最残酷的方式，再次向所有人宣告了触碰红线的下场。
经此一事，沈光提出的“技术换市场”策略推行得异常顺利。那些被选中的大商人，亲眼目睹了背叛者的下场，也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合作机会。他们迅速联合起来，成立了“大唐西洋货殖行会”，宣誓效忠大唐，并主动配合“靖安司”监控市场，举报可疑行为。一道由利益和恐惧共同编织的、更为牢固的防护网，在巴士拉逐渐成型。
就在巴士拉血雨腥风之时，南瞻洲“望金港”的学者们，正沉浸在巨大的兴奋与困惑之中。他们对那几块刻有奇特符号的石板进行了无数次拓印、比对和研究。那位提出文字猜想的老儒生，甚至废寝忘食，以至于形销骨立。
终于，在一份最新制作的、极其清晰的拓片上，他指着一个由圆圈、线条和点组成的复杂符号，声音颤抖地对周允和其他学者说：“诸位请看！此符号结构，虽与甲骨文、金文形体迥异，然其‘以形表意’之核心，尤其是对‘天’、‘日’、‘王’等抽象概念的表达逻辑，与上古先民‘观物取象’之思维，何其相似！还有这几个序列符号，分明具备了一种……一种原始语法的雏形！”
他激动地铺开自己整理的对比图册，上面将石板符号与已知的几种古老文字进行了并置。“看这‘太阳’的符号，虽刻画方式不同，但核心都是突出其光芒与圆形；这‘山’的符号，都抓住了山峰连绵的特征……这绝非偶然！这证明，在极其遥远的过去，人类的不同文明源头，可能曾共享过某种最原始的智慧基础，而后因地理隔绝，才各自发展出不同的文字体系！”
这个结论，比之前“可能存在联系”的猜想更为石破天惊。它指向了人类文明的史前同源性。周允立刻意识到此事关乎重大，不仅仅是学术发现，更蕴含着巨大的政治意义。他想起了太孙李昊那句“是否是归家”的疑问。
在给长安的密奏中，周允除了详细汇报文字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外，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构想：既然南瞻洲的文明可能与华夏文明有着古老的、渊源于蒙昧时代的共同根脉，那么，对待这片土地和其上的归附部落，或可超越传统的“羁縻”或“殖民”思路，而应采用一种更具亲和力的“兄弟之邦，文明同源”的话语体系，将其纳入一个以大唐为核心的、基于文明传承的“华夏共同体”之中。这或许能从根本上消弭隔阂，实现更长久的融合。
君士坦丁堡，博尼法斯教士经过数月的观察与学习，终于向罗马教廷发回了他的第一份详细报告。报告中，他客观描述了拜占庭的繁荣与强大，但用更多篇幅着重描绘了那个从各种渠道了解到的、更加遥远和神秘的东方帝国：
“……其国并非蛮荒，相反，它拥有不亚于罗马的、甚至可能更加悠久的文明与令人震惊的秩序。其民众并非偶像崇拜者，而是遵循一套复杂而理性的世俗哲学。值得注意的是，一种被称为‘景教’的、源自我们信仰但被视为异端的教派，在该帝国似乎得到了有限的容忍。这或许是一个切入点……直接派遣拉丁仪式的传教士目前风险过高，建议先尝试与东方的景教徒建立联系，通过他们了解帝国内部情况，并寻找传播真正福音的机会……”
这份报告在罗马教廷内部引起了激烈讨论。一部分人认为异端景教的存在证明了东方灵魂需要拯救，另一部分人则担忧与异端接触会玷污教廷的纯洁。最终，教皇决定暂时采纳博尼法斯的建议，指令他设法与东方的景教团体取得联系，但行动必须极其谨慎。
与此同时，赫斯塔尔的丕平在东方航路屡屡受挫后，终于将战略重心彻底转向了内部。他加紧了蚕食墨洛温王室最后权力的步伐，并积极整军经武，准备向莱茵河以东的萨克森人等日耳曼部落发动大规模征服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他在欧罗巴的霸业。东方的诱惑依然存在，但已退居为远期目标。欧罗巴的历史车轮，在其内部力量的驱动下，开始加速滚动。
南瞻洲关于文字研究和“兄弟之邦”构想的奏报，以及巴士拉肃奸成功的消息，几乎是同时送达长安。朝堂之上，再次为之震动。
太孙李昊那句“是否是归家”的疑问，因南瞻洲的发现而被赋予了全新的、沉重的分量。支持周允构想的大臣认为，这是“天下一家”理念的绝佳体现，能极大增强帝国扩张的合法性与文化向心力。反对者则忧心忡忡，认为将“蛮荒之地”拔高到“文明同源”的地位，会模糊华夷之辨，动摇国本。
李琰在仔细听取了所有争论，并亲自审视了南瞻洲送来的符号拓片对比图后，做出了最终决断：
“南瞻之土，无论其上古是否与华夏同源，今既归附，便为王土。周允‘兄弟之邦’之构想，立意高远，可取其神髓，而非全盘照搬。可对外宣示，南瞻洲之民，与我华夏子民，同受昊天眷顾，其古老文明之光，虽微弱未彰，然亦是人类智慧星火之一脉。大唐身为天朝上国，有责任助其重现光华，共襄文明盛举！”
他没有明确承认“同源”，而是巧妙地使用了“同受眷顾”、“智慧星火一脉”等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表述，既抬高了对方，又确立了大唐的主导地位。他下令成立“南瞻文明研习院”，由朝廷直接拨款支持，大规模招募相关学者前往，系统性地进行考古、语言和人类学研究。
同时，他对巴士拉沈光的处置表示满意，并正式批准了其“技术换市场”的细则方案，明确了可输出的技术目录和严格的监管流程。
帝国的回应，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基于文明自信的宏大胸怀。它不再仅仅依靠武力征服和利益捆绑，而是开始尝试构建一种以文明传承和引领为纽带的、更具韧性和吸引力的世界秩序蓝图。忠诚的代价是鲜血，而起源的回响，则可能在未来塑造出全新的认同。时代的洪流，正被这只看不见的手，悄然引导向一个全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