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们听了都觉得这事不靠谱，纷纷反对：“丹杨地势太险了，还和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个郡接壤，方圆好几千里，山里全是重重山谷。那些躲在深山里的百姓，从来没进过城，也没见过官吏，常年拿着兵器在野外游荡，一辈子都待在树林里。还有不少逃犯和作恶的人，也都躲在里面。山里还出产铜铁，他们能自己打造铠甲兵器。当地人本来就喜欢练武、擅长打仗，爬山越险、穿越荆棘丛，对他们来说就像鱼儿游进深水、猿猴爬上树木一样轻松。他们还总盯着机会出来抢劫，朝廷每次派兵去打，刚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他们打仗时像蜜蜂一样一拥而上，打输了就像鸟儿一样四散逃跑。从以前到现在，就没人能管住他们，这事儿太难办了！”
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听说后，也觉得儿子这事肯定成不了，还叹气说：“诸葛恪这孩子，要是办不成这事，不光不能让咱们家兴旺，反而会让咱们家族遭遇灭顶之灾啊！” 可诸葛恪却坚持认为自己一定能成功，反复向孙权陈述计划的可行性。孙权最终被他说服，任命他为抚越将军，兼任丹杨太守，还赐给他三百名手持棨戟的卫兵。任命仪式结束后，孙权特意让诸葛恪摆出仪仗，配上鼓吹乐队，护送他回家。这一年，诸葛恪才三十二岁。
诸葛恪一到丹杨郡府上任，就立刻给周边四个郡的属县县令写信，让他们各自守住自己的辖区，整顿好手下的队伍，把那些已经归顺朝廷的百姓，全部集中起来居住。接着他又把自己手下的将领分派出去，让他们带兵驻守在深山险要之处，只做防御工事、加固防线，不主动和山民交战。等到山民种的庄稼快成熟时，他就下令士兵去把庄稼全部收割干净，连种子都不留。
山里的存粮吃完了，新种的庄稼又被收割，那些集中居住的归顺百姓也没法给他们提供粮食，山民们很快就陷入饥饿困境，只好渐渐走出深山投降。诸葛恪又下了一道命令：“山民们放弃作恶、归顺朝廷，都要好好安抚，把他们迁到外面的县城居住，不能猜忌他们，更不能随便关押。”
臼阳县县长胡伉抓到一个叫周遗的投降山民。这周遗本是个作恶多端的人，这次是因为实在饿得没办法才出来投降，心里还想着以后再叛乱。胡伉没管诸葛恪的命令，直接把周遗捆起来送到郡府。诸葛恪一看胡伉违反了自己的规定，当即下令把胡伉斩首示众，还把这事的经过详细上报给孙权。
山民们听说胡伉因为关押投降的人被处死，终于明白官府只是想让他们出来归顺，并没有恶意，于是老少相扶，纷纷走出深山。到了三年之期，收服的人数果然和诸葛恪当初保证的一样。诸葛恪自己统领一万兵马，剩下的士兵则分给了其他将领。
孙权为了嘉奖诸葛恪的功劳，派尚书仆射薛综去慰劳军队。薛综先给诸葛恪等人写了封信，信中说：“山越人靠着地势险要，历代都不肯归顺，朝廷宽松时他们就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朝廷施压时他们就像狼一样警惕逃窜。如今皇帝威严震怒，下令让您率军西征，朝廷在后方制定精妙策略，军队在前线展现强大威势。将士们的兵器没沾血，铠甲没沾汗，就把为首作恶的人消灭了，山越部众也都归顺了朝廷。不仅扫荡了山里的贼寇，还为军队补充了十万兵力，野外没有残留的贼寇，城镇里也没有剩余的奸人。既铲除了凶徒，又充实了军力，就像把野草变成了良草，把鬼怪变成了勇猛的士兵。这固然是国家威严震慑的结果，更是您这位元帅亲自指挥、治理有方的功劳。就算《诗经》赞美俘虏敌人，《周易》嘉奖斩杀敌首，周朝的方叔、召虎，汉朝的卫青、霍去病，也没法和您相比啊！您的功劳超过古人，勋业超越前代。皇上心里特别高兴，在远方都为您赞叹，还想起古代‘四牡’出征的典故和‘饮至’庆功的礼仪，所以特意派我这个朝中近臣，来为您送上犒劳赏赐，表彰您的大功，慰问您的辛劳。”
之后孙权升任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他为都乡侯。诸葛恪又请求率军到庐江、皖口（今安徽安庆附近）一带屯田，还趁机率领轻装部队偷袭舒县（今安徽舒城附近），俘获了当地百姓后返回。后来他又派人远远地派出侦察兵，探查地形要道，想趁机攻打寿春（今安徽寿县附近），孙权觉得时机不成熟，没同意他的计划。
赤乌年间（公元 238-251 年），魏国的司马懿谋划着要攻打诸葛恪，孙权正准备派兵支援，可观测天象的人说这时候出兵不吉利，于是孙权就把诸葛恪的军队调到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驻守。
诸葛恪曾给丞相陆逊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杨敬叔（杨竺）跟我聊起当下的看法，他觉得现在有才能的人快没了，坚守道德和功业的人没剩几个，咱们应该互相扶持，像车轮和车轴一样互相配合，对上让国家事务兴盛，对下互相珍惜情谊。他还痛恨现在社会上喜欢互相诽谤诋毁的风气，让已经有成就的人受到损害，让正要提拔的人心里不痛快。我听了这话特别感慨，真心觉得他说得对。
我认为君子不能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从前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其中才能出众的只有七十二人，像子张、子路、子贡这些人，都有接近圣人的品德，可还是各有缺点：子张做事有些偏激，子路言行有些鲁莽，子贡不遵守孔子的教诲。何况比他们差的人，哪能没有缺点呢？可孔子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缺点就不把他们当朋友，也没有因为别人的短处就忽略他们的长处。
再说现在选拔人才，应该比古代更宽松些。为什么呢？现在天下局势复杂多变，可贤能的人又少，国家的官职常常没人胜任。只要这人本性不坏，又愿意为国家出力，就该鼓励提拔，让他们在合适的职位上发挥作用。要是在小细节、私人品行上有一点不足，都该宽容对待，没必要一一追究。
而且对待士人，实在不能过于苛刻挑剔。要是太苛刻，就算是圣贤之人也会被挑出毛病，何况是普通人呢？所以说，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就很难，用普通人的标准看待别人就容易，这样才能分清贤人和愚人。
从汉朝末年以来，中原的士大夫像许子将（许劭）这类人，之所以互相诽谤，有的甚至招来灾祸，根本原因并不是有多大的仇恨，只是因为自己做不到完全符合礼仪，却用极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别人。自己做不到礼仪规范，别人就不会服；用严苛的标准要求别人，别人也承受不了。对内不服对方的行为，对外承受不了对方的指责，就难免互相怨恨。怨恨一产生，小人就会趁机挑拨。一旦有小人挑拨，那些反复传播的谗言、逐渐渗透的诋毁就会接连而来，就算是最明智、最亲近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也很难判断清楚，何况本身就有矛盾、又不够明智的人呢？
所以从前张耳、陈馀最后闹到互相残杀，萧育、朱博没能一直保持友好，根源都在这儿啊！要是不忽略小过错，对细微之处互相指责，时间长了就会家家户户互相怨恨，整个国家都找不到品行完美的人了。”
诸葛恪知道陆逊之前可能因为某些事对自己有疑虑，所以特意写了这封信，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也赞同陆逊的想法。后来恰逢陆逊去世，孙权升任诸葛恪为大将军，授予他符节，让他驻守武昌（今湖北鄂州），接替陆逊掌管荆州的事务。
过了一段时间，孙权身体越来越差，可太子孙亮年纪还小，孙权就下诏征召诸葛恪回朝，任命他以大将军的身份兼任太子太傅，又让中书令孙弘兼任太子少傅，共同辅佐太子。等孙权病得快不行了，他特意召见诸葛恪、孙弘，还有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把后事托付给这几个人。（《吴书》记载：孙权卧病在床时，一直在考虑该把国事托付给谁。当时朝中大臣几乎都看好诸葛恪，孙峻也上奏说，诸葛恪有才能、能担当辅政重任，可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孙权一开始还担心诸葛恪性格太刚愎自用，可孙峻坚持说，现在朝中大臣没人能比得上诸葛恪，反复担保他靠谱，孙权这才下定决心征召诸葛恪回朝。后来孙权把诸葛恪等人叫到自己的卧室，让他们在病床前接受遗诏。孙权虚弱地说：“我已经病得不行了，恐怕咱们再也见不到了，以后所有事，就全托付给你们了。” 诸葛恪忍不住抽噎着流泪说：“臣等都蒙受陛下的厚恩，一定会以死来奉行您的遗诏，恳请陛下安心养神，少些思虑，别再为国家外事操心了。” 孙权随即下诏给相关官员，规定所有事务都由诸葛恪统一管理，只有涉及杀人的重大决策，才需要上报给太子。之后朝廷还为诸葛恪修建了府邸，安排了护卫人员，大臣百官拜见他的礼仪规格，也都制定了明确的等级次序。要是有不方便执行的法令，诸葛恪可以一条条列出来上报，孙权都会同意修改。朝廷内外因此一片和睦，官员百姓都满心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