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君主修养自身品德，能感化世间万物；说出的话真诚恳切，能沟通神灵。臣虽然愚昧无知，有幸在宫中任职，却没能辅佐陛下宣扬仁德恩泽，感动天地神灵，心里又惭愧又愧疚，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臣退朝后私下思考：火星停留、桑谷生长这样的异常现象，是上天给太戊、宋景公两位君主的警示；至于其他那些微小的怪异之事，大概只是家门口的小神在作祟罢了。观察天地间的变化，并没有其他大的变故，反而吉祥的征兆接连出现 —— 先是看到了明珠，接着又出现了白雀，这说明吴国万亿年的福运，确实是神灵所赐予的。陛下拥有天下九州作为宅邸，把整个天下当成家，和那些需要迁徙的普通百姓可不一样啊！
再说现在的宫殿，是先帝（孙权）当年主持修建的，当初选址奠基，可不是什么不祥之地。而且杨市的土地和皇宫相连，如果新宫殿真的建成，陛下迁都过去，那些负责守护宫门、道路的神灵，都得跟着迁移，臣还担心新宫殿就算能长久使用，也未必能比旧宫殿好。
频繁迁都肯定不行，继续留在旧宫殿又会让陛下心里有顾虑，这就是臣日夜忧心焦虑的原因啊！臣查阅《月令》（古代记录节气、政令的书），发现季夏（夏季的最后一个月）这个时候，不能兴土木动工，不能召集诸侯，也不能调动军队、发动战事 —— 只要做这些大事，肯定会招来大灾祸。
现在虽然没有召集诸侯，但征调百姓修建宫殿，和调动诸侯的军队也没什么区别。六月的戊日、己日，是土神当令掌权的时候，本来就不能冒犯；再加上现在正是农忙时节，耕种的时机一旦错过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从前鲁隐公在夏天修建中丘城，《春秋》特意记载了这件事，就是要把它当作后世的警示。
现在修建新宫殿，本是想为国家打下长久的根基，可却违背了天地间的重大禁忌，重蹈《春秋》里记载的覆辙，荒废了顺应时节教导百姓耕种的重要事务 —— 臣凭着愚笨的见识，实在觉得这样做不妥。
臣还担心，那些被征召来修宫殿的百姓，说不定会有不来的。要是去征讨他们，就会耽误工程进度；要是不征讨，逃兵就会越来越多，事情会变得更难收拾。就算所有人都按时到齐，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很难不发生疾病。而且人心安定的时候，才会想着做善事；要是生活困苦，就容易心生怨恨、背叛朝廷。
江南的精锐士兵，是北方敌人很难相比的，据说北方要十个士兵才能抵挡咱们东吴一个士兵。现在天下还没平定，这样的兵力实在值得珍惜。要是因为修宫殿，导致五千士兵死亡或叛逃，那北方敌人的力量就相当于增加了五万；要是死亡或叛逃的士兵达到一万，敌人的力量就会增加十万。生病的士兵会造成人员损失，叛逃的士兵还会到处传播对朝廷不利的话 —— 这可是敌人最乐意看到的情况啊！
现在咱们正该在中原和敌人较量，确定谁强谁弱，这正是关键的时候。要是敌人的力量增加，咱们的力量减少，再加上百姓劳累困苦，这可是有胆识、有智谋的人最担心的事啊！
臣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要是没有足够三年的粮食储备，就会说 “这个国家算不上真正的国家”。太平盛世尚且要这样防备，何况现在敌人强大，咱们却忽视农业生产、忘了储备粮食呢？
现在虽然种了一些庄稼，可之前因为洪水淹没，剩下的庄稼也需要除草收割。可地方官员为了赶工期，让沿江各郡的百姓亲自进山，拼命砍伐木材，荒废了农活。士兵和百姓的妻子儿女都瘦弱不堪，耕种的土地又少，要是再遇到水灾旱灾，就再也没有收成了。
各州郡现存的粮食，本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那些不从事生产、靠朝廷供养的人，全要靠官府救济。要是朝廷和百姓都陷入空虚匮乏，运输的粮食供应不上，而北方敌人又来侵犯边境，就算让周公、召公（西周贤臣）复活，让张良、陈平（西汉谋士）再生，也没法为陛下想出好办法啊！
臣听说，君主英明，大臣才会忠诚；君主圣明，大臣才会直言进谏。所以臣才敢怀着诚恳的心意，冒着冒犯陛下威严的风险，恳请陛下能体察臣的苦心，怜悯百姓的困苦。”（华核这封劝谏的奏疏，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孙皓看了奏疏后，根本没采纳华核的建议。后来华核调任东观令，兼任右国史（负责记录国史的官员）。华核特意上疏推辞这个职位，说自己不能胜任。
孙皓回复他说：“收到你的奏表了。你说东观是收藏儒家典籍的地方，应该负责研讨校正文献典籍，解决疑难问题，汉朝的时候，都是有名的学者、渊博的儒生才担任这个职位，所以你请求另外选拔贤能的人。
朕听说，你钻研古代典籍，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可以说是个喜爱礼乐、重视诗书的人。你应该挥笔写作，用优美的文辞赞美当下的时事，超过杨雄、班固、张衡、蔡邕（都是汉朝着名文学家、史学家）这些人。朕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谦虚，过分看轻自己。你应该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超越古代的贤人，别再反复推辞了。”
当时吴国国库空虚，没有粮食储备，可民间的奢侈风气却越来越严重。华核看在眼里，再次上疏劝谏：“现在敌人到处都是，征战从来没停过，咱们国内没有够吃好几年的存粮，军队外出也没有应对敌人的物资储备，这可是有国家的人最该深深担忧的事啊！
钱财和粮食，都是老百姓生产出来的。顺应时节、鼓励农耕，这是国家最紧急的大事。可京城各个部门的官员，负责的事务各不相同，却各自向下发布政令，一点不考虑百姓的承受能力，还总是定下很短的期限。地方长官怕被治罪，就白天黑夜地催促百姓，百姓只好放下田里的农活，急忙赶去赴约，按要求把物资送到京城。可有些物资送过来后，又被堆积在那里用不上，白白让百姓耗费力气、耽误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