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全部废除完了，司马光就要着手处理外部关系，有段时间，他每天上朝时候都唉声叹气地说：“西夏未服，吾死不瞑目。”
这话一经传出，搞得朝野议论纷纷，宋夏征战百年，看来司马相公终于忍不住要向西夏动手了，很多武将也是开始安顿家里准备出征。
几天后，司马光颁布的举措却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司马光说，西夏人之所以和我们常年打仗，是因为我们没有用礼教感化他们，而这都是王安石惹的祸。他接着说，那我们怎么感化他们呢——土地换和平，把前些年打下来的地方米脂、葭芦等四座城寨还回去，另外再开展榷场贸易，每年还继续给西夏岁币，一切恢复成仁宗时代的样子……
接到来信的西夏人惊呆了，每年光写信称个臣就能换得这么大利益？在反复确认不是陷阱以后，他们立即答应了，赶紧诚惶诚恐、生怕宋朝人后悔地忙不迭接收过四座城寨，再接受过真金白银的大笔岁币，至于称臣的信件，他们写了好几封，反正以前李元昊的时候早就定下过了君臣名分，现在写这玩意又没啥成本。
就这样，神宗时期五路西征，花费无数民力财力才占据的战略要地，用无数将士的牺牲才换回的横山门户，被司马光轻飘飘地就拱手还回去了。
拿着西夏称臣顺表的司马光心情大好，他立马昭告全国，看看吧，礼教才是根本，西夏被我这样征服了！兴奋上头的司马光意犹未尽，他想起了王安石执政时期曾拿下过一片叫作熙河路的领土，既然和人交朋友那就要诚意满满，好人当到底，于是他张罗着要把熙河路也还给西夏。
这时候，他的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手下就有人拿来了地图，告诉他熙河以前是吐蕃人的地盘，跟西夏没有关系，况且要是把这里再给西夏，那人家就把大宋给合围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就算了吧，司马光意犹未尽地叹了口气。
这已经是司马光生命前的最后时刻，挣扎着做完这些，他的心力已经耗尽了，元佑元年的九月一日，司马光心满意足地死了，享年六十八岁。
在司马光当权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他的狭隘迂腐，朝政出现了大幅的倒退，国家更加的千疮百孔，割地求和的卖国行为更是让大宋空耗国力，以后还要花百倍的力气才能拿回，司马光啊，死晚了。
但作为帮高老太太清除她儿子新法的大功臣，司马光的葬礼规格相当之高，赏一品礼服，授太师、温国公，赐石碑刻“忠清粹德”，谥号是文官最高等级“文正”。
葬礼前，掌握朝政的一大帮旧党们撺掇着太皇太后、皇帝亲自去给司马光吊唁，而那个高滔滔立马就答应了。一个误国误民的人却能举办最高荣誉的国葬，但谁又敢制止这一切呢？
正当这浩浩荡荡的一行人刚刚走到了宫门口时，却被一个身影陡然拦住了，此人正是——咱们的大思想家程颐。
现在的程颐可是不同以往了，他学问成了体系，桃李满天下，理学宗师的地位已经确立，而他担任的是个叫作崇政殿说书的职位，也就是给小皇帝当“帝师”。
想当初司马光推荐程颐当帝师，就只是想让他教点理学思想而已，结果程颐就职以后，立马表现得那叫一个锋芒毕露，挥斥方遒般的是啥都敢说。程颐经常以向皇帝讲书的机会借题发挥，是一会说司马光的废弃新法用力过猛了，一会说司马光的割地有损国家，“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还充分鼓励赵煦要有自己的主见和思想。
这就引起了旧党的极大不满，有人严厉指责程颐，要求把他“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于是，撵走程颐的事情很快就提上了日程，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候，司马光却是病倒了，不久就死了，结果我们的程颐大师也就没走成。
我们的这位程颐大师那是极聪明的，这一次，站在高滔滔和满朝文武面前，他没有选择正面硬刚，而是找了个“刚刚举行完九月吉日的明堂祭礼，再参加葬礼不合礼法”的理由，来反对君臣去参加葬礼。他的反对立马招来了旧党如潮水般的指责，有人当场骂他是如“叔孙通”一样的腐儒，有人说他公报私仇。
而程颐只是淡淡地笑着听着，片刻后立马展现出了战斗模式，逐一批驳了那些敢在他面前叫嚣的人，把所有人都驳斥得哑口无言。
就在这帮大臣们不知所措的时候，高滔滔却是冷着脸走出了人群，霸道地挥了挥手，不许所有人再说话，然后带着大家是飘然离去。
高滔滔实在是太强势了，而且是根本不讲道理的强势，纵使程颐再有能言善辩的本领，他又能做什么呢。
高滔滔终于还是带着小赵煦亲临了葬礼，她本人还当众流下了几滴眼泪。
【致读者：关于历史褶皱中的一粒倔强星火】
看到诸君对荆公王安石和温公司马光孰是孰非的争论，我突然想起在开封古城砖缝里看到的的铁线蕨，那细若游丝的绿意攀着青石裂痕生长，恰似我对熙宁变法的理解——在历史的断壁残垣间，总有些理想主义者的根脉在倔强延伸。
一、青苗法里藏着未写完的活民书
我独见王安石眼中火，因他的人生是一卷用血泪写就的《活民书》，写满了“虽千万人吾往矣，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义无反顾。
我常在故纸堆里触摸到这种温度：元丰年间开封府衙役名册上，李三郎的名字旁赫然注着\"纳免役钱七贯，免充押纲\"，这行褪色墨迹背后，藏着个险些破碎的农家：老父不用变卖耕牛应役，妻子不必典当嫁妆赎人，孩童终能在秋收时捧着新麦笑闹。这些墨渍斑驳的民间实录，远比《宋史·食货志》更能诉说新法的温度。
在鄞县任上的王安石，曾在暴雨夜提着灯笼巡视河堤。泥浆漫过官靴时，他听见老农王五的叹息：\"县尊可知江南青黄不接时，佃户向豪强借粮的契书怎么写？'春借一斗，秋还三升'啊！\"二十年后，当他在政事堂力推青苗法时，那声老农的叹息，始终萦绕在王安石的耳畔，成为鞭策他变革的动力。
当王安石先生赋闲半山园时，他将御赐玉带典当的钱财，上交江宁府作\"贷本钱\"——这等风骨，连政敌陆佃都在《陶山集》里叹服：\"荆公非为己也，虽仇者亦不能诬其心。\"
那个在江宁守孝时亲见\"贫者无立锥\"而彻夜难眠的拗相公，毋庸置疑是那个时代里\"变更天下之弊法\"的孤勇者。
第二，谈谈司马温公的铜鉴。
我绝不否认司马光皓首穷经着《资治通鉴》的伟业。但诸君且看元佑元年他废除免役法时，苏轼递上的札子：\"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这个曾激烈反对新法的眉山文人，此刻却在为王安石的政策求一线生机。而温公坚持\"尽废新法如扫尘\"，连他亲手栽培的程颐都说：\"此举恐伤国本\"。我写司马光时，总看见那面他日日拂拭的铜鉴，照得见千年兴替，却照不见汴河码头因停发市易贷而破产的船商眼泪，映不出开封郊外重新扛起差役扁担的农户脊骨断裂的凄楚。
我写司马温公的\"迂腐\"，并非是贬损其人格，实是叹其困于历史的褶皱。他像极了捧着《周礼》药方的老医正，坚信只有千年古方才能调理元气，却看不见病人唇间新溢的血色。而荆公恰是那个冒险开出麻黄汤的郎中，纵然药性峻烈，终究是想把奄奄一息的病者从床榻上拽起来。
第三，聊聊历史评价的循环迷宫。
千年来对他们的评价恰似钟摆运动：南宋朱熹斥王安石“弃诚怀诈”，元代史官将其钉上“靖康祸首”的耻辱柱；而清末梁启超却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司马光同样经历从“元佑奸党”到“儒家完人”的沉浮，其画像曾被哲宗下令销毁，又被清帝悬于孔庙。这种反复不仅源于政治需要，更暴露历史书写的吊诡——当《资治通鉴》成为帝王教科书，编纂者的保守立场被悄然神圣化；当现代化进程需要改革图腾，王安石又被重新赋魅为“穿越者”。
两人的争议早已超越具体政策，直指人类组织社会的根本命题：当传统成为枷锁，是应像王安石般挥动变革之斧劈开混沌，还是如司马光般谨小慎微维系秩序？北宋的悲剧在于，王安石看到的是土地兼并的毒瘤，却用手术刀切断了社会毛细血管；司马光诊断出新法的排异反应，却选择倒退回治疗前的溃烂状态任其恶化。这让我想起黄仁宇在《汴京残梦》中的叹息：\"他们都在医治同一个病人，却各自划开了不同的伤口。\"
但“变法死，不变亦死”，如果非要在两种死亡方式中去选择，那我们宁愿做王安石，做一只“宁鸣而死，不默而亡”的涅盘凤凰，去为自己深爱的国家争取那一线生机。
今人读史，常困于\"成败论\"的窠臼。但请诸君试想：若没有熙宁年间那场失败的变法，南宋陈亮怎会疾呼\"王霸并用\"？朱熹又何以反思\"义利之辨\"？王安石的真正遗产，或许正是用他破碎的理想，为后世撞开了一扇思考的大门。
绍兴七年，南逃的赵氏朝廷重新启用经界法，奏疏里赫然写着\"参熙宁方田遗意\"；洪武十九年，大明宝钞的流通机制暗合市易法精要；甚至八百年后，某位黄土高原上的书生在《读王临川集》批注：\"其志可哀，其诚可鉴\"。这些时空碎片，让我在写作时常常恍惚：那个被污名为\"三不足\"的孤臣，是否早就把他的改革基因，写进了华夏文明的血脉？
本文并非照史抄书，而是一曲献给理想主义者的安魂诗。我愿做那个举着风灯在故纸堆里寻路的人，只为让读者看见：在\"元佑更化\"的漫天大雪里，曾有人试图点燃春天的火种。即便这火焰最终灼伤了自己，但那缕青烟，仍在历史的天空写着未完成的诗行。
诸君若仍觉我偏颇，不妨将此书看作开封虹桥上的一个特殊视角——正如张择端画尽市井百态，我独聚焦于那个在桥头与商贩细算货值的紫袍身影。他的袍角沾着新法的泥泞，眼中却燃着照亮千年迷雾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