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福正帮着收拾碗筷，听见爹又在念叨“找对象”，手里的盘子“当啷”一声磕在灶台上。她蹲下身捡碎瓷片，指尖被划了道小口子，血珠冒出来，她却像没看见，只是盯着地上的水渍发愣。
“老四这是咋了？”娘凑过来，拉过她的手往伤口上撒白糖，“好好的掉啥泪？”
来福的眼泪“啪嗒”滴在灶台上，混着水渍晕开：“娘，哪是不想找……”她吸了吸鼻子，声音闷得像堵着棉花，“当年我在山里搞地质勘探，跟队里的赵工处得好好的，他总说等我们测出金矿的储量，就带我去见他爹娘。后来他去深山取样，遇上了泥石流……”
她忽然咬住嘴唇，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阳光从厨房的窗棂照进来，落在她手背上的伤疤上——那是当年去找赵工时被树枝划破的，至今还留着浅褐色的印子。
“那之后我就总觉得，”来福的声音轻得像叹息，“他说不定在哪处山坳里等我，说不定哪天真能在矿样里发现他留下的记号。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矿山，其实就是想问问山里的风，他到底去了哪里。”
梁老汉蹲在门槛上，烟锅灭了也没察觉。他想起老四当年背着地质包离开家的模样，扎着高马尾，说“爹，我要去给咱村找金矿”，眼里的光比星星还亮。哪成想这丫头心里，还藏着这么重的念想。
娘往她兜里塞了块手帕：“傻丫头，心里装着人，也算有个念想。找不到也没关系，咱慢慢来，总有个知冷知热的人，能陪你看遍山里的日出。”
来福擦了擦眼泪，忽然笑了，眼角还挂着泪珠子：“您放心，我没事。就是有时候在矿上看见野花开了，总想起他说‘这花跟来福一样，看着蔫，根扎得深’。”
她把碎瓷片扔进垃圾桶，转身往院里走：“我去给菜浇点水，您看这黄瓜苗，长得多精神。”
月光落在她的背影上，像给她披了层薄纱。梁老汉摸出火柴点烟，火光里忽然明白，老四不是不想找对象，是心里的那片山，还没等到合适的人一起爬。这事儿急不来，得等风把山里的消息捎回来，等她自己愿意走出来。
院里传来来福哼的调子，是当年赵工教她的勘探队歌，虽然跑调，却透着股子韧劲儿。梁老汉吸了口烟，觉得这丫头就像她种的黄瓜苗，看着细弱，却能顺着架子往上爬，总有一天能结出甜丝丝的果。
来福刚上大学那年，拖着个补丁摞补丁的帆布包站在地质学院报到处前，身上那件水绿色的连衣裙显得格外惹眼——是大姐招娣特意托人从县城捎来的新衣服，领口绣着朵小小的栀子花，针脚有点歪，却是大姐熬了三个通宵绣的。
“这裙子好看吧？”同宿舍的姑娘凑过来打量，“料子摸着挺舒服。”
来福赶紧把裙摆往下拽了拽，脸比裙子的颜色还红：“是我大姐买的，她说上大学得穿体面点。”话虽如此，等放下行李，她还是换回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把连衣裙叠得整整齐齐，压在帆布包最底下，像藏着件宝贝。
新生军训时，别的女生穿着花裙子在树荫下聊天，她却穿着蓝布褂子蹲在操场边，对着块碎砖块研究得起劲，手里还攥着本《岩石鉴定手册》。有男生捧着奶茶走过来，说“你的裙子真好看，什么时候再穿”，她头也没抬：“那是出门做客穿的，现在研究石头，穿这个方便。”
系里组织迎新晚会，班长特意叮嘱“女生最好穿裙子”，来福犹豫了半宿，终于把那件水绿色连衣裙翻了出来。站在舞台侧边候场时，裙摆被风吹得轻轻晃，她却总觉得不自在，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比起裙子，她更习惯穿裤腿上有口袋的工装裤，方便装地质锤和放大镜。
有男生借着递话筒的机会跟她搭话：“你今天像从画里走出来的。”她却往后退了半步，指着墙上的地质剖面图：“你看这张褶皱构造图，是不是很像咱老家的山坳？”
晚会结束后，她连夜把裙子换下来，重新洗干净叠好。同宿舍的姑娘笑她：“穿新裙子不好吗？总穿旧褂子，男生都不敢跟你说话了。”
她把叠好的裙子放进柜子，摸出怀里的鹅卵石——那是爹塞给她的，说“带着它，就像带着家”。“我来大学是学本事的，”她翻开《矿物学》，声音轻轻的，“等我搞明白了山里的石头，别说穿裙子，穿啥都体面。”
月光透过窗户落在书页上，照亮了她写在页边的字：“大姐说，裙子是让我体面的，可我得先让自己配得上这份体面。”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未来会有个人，既喜欢看她穿工装裤敲石头的样子，也会在她穿上连衣裙时，认真地说“比山里的野花还好看”。
来福在地质学院念大二那年，收到家里寄来的汇款单，附言栏里只有一行字：“今年麦子收成好，多给你寄点。”她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指腹在“收成好”三个字上反复摩挲——她知道，那年春天村里遭了倒春寒，麦子减产了近三成。
周末去邮局取钱时，柜员笑着说：“你爹真疼你，每月都寄这么多，比城里上班的人挣得还多。”来福没说话，只把钱小心地塞进贴身的布袋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她知道这笔钱里，有爹蹲在镇上的废品站，分拣了半个月塑料瓶换来的；有娘把攒了一冬的鸡蛋，一个个数着卖给供销社的钱；还有大姐招娣在农业研究所的奖金，瞒着同事偷偷塞给爹的。
暑假回家，她半夜起夜，听见爹娘在屋里说话。爹的声音压得很低：“下个月给老四寄钱，得凑够她买显微镜的钱，我明天再去山里挖点药材。”娘叹了口气：“你那老腰能行吗？要不我去镇上给人缝缝补补，多少能添点。”
来福站在窗台下，眼泪“啪嗒”滴在鞋面上。第二天一早，她故意说：“爹，学校发了奖学金，够我买显微镜了，您不用再寄钱了。”梁老汉正蹲在院里编竹筐，闻言头也没抬：“奖学金是奖学金，家里的钱是家里的，你在外头别省着，该买的书、该用的仪器，一样都不能少。”
他编着筐，忽然说：“你大姐说了，她培育的玉米新品种在省里评了奖，发了笔奖金，让给你多寄点，说搞地质跟种庄稼一样，都得有趁手的家伙。”来福想起大姐上次视频时，眼角的黑眼圈比以前重了，却说“在研究所加班习惯了”。
回学校时，帆布包里被爹塞得满满当当——有娘烙的饼，有大姐给的新袜子，还有一沓用手绢包着的钱，每张都带着褶皱，像是被人反复数过。火车上，她把钱一张张铺平，夹在《地质学导论》里，书页上印着的矿石图片，忽然变得模糊起来。
后来她才知道，大姐为了给她凑钱买那台进口显微镜，把自己评上“先进工作者”的奖金全拿了出来，还跟研究所的同事借了些。娘说，大姐寄钱那天，特意打电话叮嘱：“别跟老四说，让她安心念书。”
现在每次寄钱回家，来福都会在附言里写“项目奖金发得多，家里别惦记”。她知道爹娘和大姐不信，却还是坚持写——就像当年他们总说“收成好”“奖金多”，不是为了骗她，是想让她在远方的课堂上，能安心地研究那些石头，不用回头看。
月光落在书桌上的显微镜上，镜筒里映着块小小的石英石，透亮得像大姐培育的玉米粒，也像爹眼里的光。来福忽然明白，那些被说成“收成好”“奖金多”的钱里，藏着比任何矿石都珍贵的东西——是家人宁愿自己苦点，也要让她看得更远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