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说到，“俾斯麦”的沉没和“提尔皮茨”的蛰伏，雷德尔元帅和他那套“主力舰决战”的陈旧理论，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在，轮到那个一直以来不受重视、甚至有些被排挤的男人，来执掌德国海军的权杖了。
他的名字，叫卡尔·邓尼茨。他将指挥一群被称作“灰色狼群”的海底猎手，对大英帝国的生命线，发动一场险些成功的、致命的绞杀。这，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真正的大西洋战役。
卡尔·邓尼茨，是整个二战德国海军中，思想最具革命性、眼光也最毒辣的战略家。他不仅仅是一名海军将领，更是U艇（德国潜艇的简称）战的思想之父、战术导师和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
他这个人的思想，完全是在一战的潜艇里泡出来的。他在一战时就是个U艇艇长，还在一次战斗后被英军俘虏，在战俘营里待了不短的时间。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形成了两个如同磐石般坚定的信念：
第一，单枪匹马的潜艇，去攻击有军舰护航的船队，是极其危险且效率低下的。这就像一头狼，去挑战一群有牧羊犬保护的羊群，就算能得手，自己也多半要被咬得遍体鳞伤。
第二，以德国的国力和地理位置，想在水面舰队上跟家大业大、坐拥全球的皇家海军搞军备竞赛，纯属脑子进水。德国海军唯一的出路，就是“非对称作战”——用我们最擅长的武器，去打你最脆弱的命门。而英国的命门，就是它那条横跨大西洋的海上贸易线。
基于这两个信念，他创立了一套颠覆了过去所有潜艇作战模式的全新战术。这个战术，日后将令整个盟军闻风丧胆。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狼群战术”。
这个战术的核心思想，翻译成咱们中国人都懂的白话，就是四个字：“集中优势兵力”。它听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是一套精密、复杂、由中央集权控制的系统工程。
第一步：侦察与召唤。 邓尼茨会像撒网一样，把U艇分散部署在广阔的大西洋上。一旦其中一艘U艇（或者德国空军的远程侦察机）发现了盟军的护航船队，它不会立刻攻击，而是像狼群中负责侦察的头狼一样，悄悄地、远远地缀在船队后面，然后立刻通过无线电，向设在法国洛里昂的潜艇指挥部报告船队的位置、航向、速度和规模。这艘艇，被称为“接触艇”。
第二步：集结与设伏。 在洛里昂总部的作战室里，邓尼茨和他手下的参谋们，就像一群冷静的棋手。他们盯着巨大的海图，根据“接触艇”源源不断发回的信息，开始调兵遣将。他们会向附近所有能赶到的U艇发出指令，命令它们从四面八方向目标船队靠拢。但不是直接扑上去，而是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在船队预定航线的前方，集结成一条“埋伏线”。
第三步：协同攻击。 当足够数量的U艇（通常是5到10艘，高峰期甚至有二三十艘）都抵达了指定位置，好戏才正式开场。指挥部一声令下，埋伏已久的“狼群”便会在夜幕的掩护下，从不同方位，同时对船队发动潮水般的攻击。
这时候的U艇，会一反常态地浮上水面。它们利用夜色和自己低矮的轮廓作掩护，开动柴油机，以超过大多数商船的高速，像鱼雷艇一样直接冲进护航圈的内部。在近到几乎不可能打偏的距离上，向一艘又一艘的商船发射鱼雷。几轮攻击过后，迅速下潜或撤离。整个船队瞬间就会陷入一片火海和巨大的混乱之中，而数量有限的护航军舰，则会被搞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这种战术的精髓，在于它将潜艇从一种守株待兔式的、被动的伏击武器，转变为一种由中央指挥系统精确控制的、主动的、协同的战区打击力量。
邓尼茨本人对他的部下和这套战术倾注了全部心血。他每天都通过无线电与前线的艇长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亲自参与每一个作战计划的制定，甚至能叫出许多普通水兵的名字。他在整个U艇部队中，建立了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信条，使得这支部队拥有近乎家庭般的紧密团结和高度的忠诚。水兵们亲切地称他为“狮子”，或是“潜艇部队的老爹”。
而邓尼茨战略的核心，是一套冰冷无情的数学——“吨位战”。他精确地计算过，英国的工业能力，加上美国的援助，每月大概能建造60到70万吨的新船。那么，只要德国的U艇，每月能击沉超过70万吨的盟军商船，英国的造船速度就永远跟不上损失的速度。假以时日，英国的石油会耗尽，食物会告缺，工厂会停摆，它的整个战争机器和民生经济，都会因为物资枯竭而彻底崩溃。
这个“70万吨”的数字，成了整个U艇部队的最高目标，像一个神圣的咒语，驱动着每一次出航和攻击。邓尼茨的思想，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的。他没有把目标对准敌人的军舰，而是瞄准了其最脆弱、也最致命的经济与后勤中枢。他认识到，在现代总体战中，摧毁敌人的战争潜力，远比在战场上消灭几支军队更具决定性。
狼群战术的兴衰，便是这场伟大的战略理论，在残酷的现实中，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型实践。
然而，就在邓尼茨和他的狼群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他们却迎头撞上了一个看不见，却极度致命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英国的驱逐舰，也不是皇家空军的巡逻机，而是他们自己——德国海军引以为傲的鱼雷。
这场被后世称为“鱼雷危机”的技术灾难，是德国海军最重大的内部失败之一。它在战争最关键的头两年里，像一个无形的诅咒，严重削弱了U艇的战斗力，甚至可能让德国错失了在大西洋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黄金机会。
简单来说，当时U艇装备的两种主力鱼雷，都存在着系统性的、灾难性的缺陷。
磁性引信失灵：德国鱼雷装备了一种非常先进的磁性引信（型号pi1）。它的设计理念很超前，不是非要撞上船身才爆炸，而是在船体下方一定深度爆炸。利用水的不可压缩性，巨大的水压冲击波能像掰火柴一样，将整艘船的龙骨（船的脊椎骨）直接折断，从而达到一击必杀的效果。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种引信对地球磁场在不同纬度的微小变化极其敏感。这导致在挪威等高纬度地区，鱼雷还没到船底下呢，自己就“砰”地提前引爆了。更别提盟军后来还发明了一种叫“消磁”的技术，能大大降低船只的磁场信号，让这种引信彻底抓瞎。
深度控制失灵：作为磁性引信的备用方案，传统的触发式引信鱼雷（型号G7e）同样问题重重。它的深度控制器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导致鱼雷的实际航行深度，总是比艇长设定的深度要深个两三米。这意味着，艇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占据了完美的攻击阵位，计算出了精确的提前量，结果射出去的鱼雷，像个淘气的孩子，直接从目标船底几米深的地方呼啸而过，连根毛都碰不到。
这场危机的最初迹象，在战争头几个月就出现了。在奇袭斯卡帕湾时，向静止不动的“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发射的第一波鱼雷，就全部失效了。只是因为这次行动本身太过成功，这个小插曲才被掩盖了过去。不久后，另一艘U-56号潜艇，在北大西洋上碰到了英国战列舰“纳尔逊”号，艇长威廉·扎恩在极近的距离上，向“纳尔逊”号发射了三枚鱼雷，全部命中，但诡异的是，一枚都没有爆炸。扎恩眼睁睁地看着三道白色的航迹撞上目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气得差点把潜望镜给砸了。
然而，当这些来自前线的愤怒报告雪片般地飞回总部时，负责研发鱼雷的海军鱼雷局的官僚们，却摆出了一副傲慢的姿态。他们拒绝承认自己的技术存在问题，反而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了前线的艇长们，说什么是他们“经验不足”、“操作失误”或者“过于紧张看错了”。
这场危机的全面爆发，是在1940年4月的挪威战役期间。当时，为了入侵挪威，大量的盟军战舰和运输船，拥挤在狭窄的挪威峡湾里，很多还是静止不动的绝佳目标。这对于U艇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个千载难逢的狩猎盛宴。
然而，U艇的艇长们却绝望地发现，自己手里的武器，全是废物。他们发射的鱼雷，要么在半路上就炸了，要么从船底穿了过去，要么就是结结实实地撞上了船身，然后像根烧火棍一样，毫无反应。普里恩在攻击一个运输船队时，一口气发射了8枚鱼雷，结果一个水花都没看到。
这次耻辱性的惨败，终于捅破了天，迫使海军高层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调查组成立了，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原来，鱼雷局的所有测试流程，都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所有的鱼雷测试，都是在风平浪静、水文条件稳定的波罗的海进行的，完全没有模拟北大西洋那种低温、高压、风大浪急的恶劣环境，而这些环境因素，恰恰对鱼雷精密的深度调节器和磁性引信造成了致命的影响。更离谱的是，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他们在测试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装满炸药的实弹！这导致引信的击发问题，长期以来都未被发现。
这场由技术缺陷和官僚主义共同酿成的内部危机，其影响是灾难性的。它发生在盟军反潜力量最薄弱、最没有准备的1939年到1941年间，极大地削弱了德国最有效的战略武器。据战后估计，当时德国鱼雷的失效率，高达惊人的25%到30%。这意味着，U艇部队在已经取得惊人战果的同时，还白白错失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潜在战果。
对艇员士气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一群水兵冒着生命危险，在深海里潜伏几天几夜，好不容易占据了完美的攻击阵位，结果射出去的，却是一堆“木头鱼雷”。这种挫败感，几乎让整个潜艇部队丧失了信心。
这场危机，为摇摇欲坠的盟军，赢得了近两年的宝贵喘息时间。这两年里，他们得以发展反潜技术、完善护航体系，并最终从大西洋战役的悬崖边上，被拉了回来。
尽管存在着致命的鱼雷危机，德国U艇部队依然在战争的某些特定时期，取得了近乎神话般的辉煌战果。这些时期，被幸存的德国潜艇兵们用一种充满黑色幽默的口吻，称之为“快乐时光”。
第一次“快乐时光”（1940年7月 - 10月）
1940年6月，法国投降。这对德国U艇来说，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战略性转折。他们获得了法国在大西洋沿岸的所有优良港口，比如洛里昂、布雷斯特和圣纳泽尔。
这意味着，U艇再也用不着从德国本土的港口出发，冒险穿越被英国人看得死死的、狭窄的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它们可以直接从法国的港口出发，一头扎进广阔的大西洋。这不仅大大缩短了往返的航程，更使得它们在作战区域的停留时间，显着延长了。
与此同时，英国人正处在最虚弱的时刻。他们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虽然把人救回来了，但丢弃了几乎所有的重装备，更损失了大量的驱逐舰等护航舰艇，导致护航兵力严重不足。而皇家空军的远程巡逻机，也因为航程问题，无法对大西洋中部提供有效的空中覆盖。
天时，地利，人和，全在德国人这边。邓尼茨的狼群战术开始发挥出惊人的威力。U艇得以在那些护航力量极其薄弱的航线上，肆无忌惮地攻击盟军船队。从1940年7月到10月这短短四个月里，U艇共击沉了超过149万吨的盟军船只，而自身损失却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段时间，对于U艇艇员来说，出海就像是在一个管理松懈的果园里摘果子，轻松而愉快。
第二次“快乐时光”（1942年1月 - 8月）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干了一件大事——偷袭珍珠港。希特勒随后对美国宣战。美国，这个沉睡的工业巨人，正式加入了战争。
邓尼茨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巨大的机会窗口，打开了。他立刻策划了代号为“击鼓行动”的突袭计划。他把自己手头仅有的几艘能远航到美国本土的远洋型U艇，全部派了过去。
此时的美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但在反潜作战上，简直就是个毫无准备的“小白”。
他们的东海岸，从纽约到迈阿密，一到晚上就灯火通明，城市璀璨的灯光，为在夜间捕猎的U艇，提供了绝佳的背景板，商船的剪影在灯光下一清二楚。
他们的商船，习惯了和平时期的自由航行，根本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护航体系，都是各走各的。
他们的海军和陆军航空队，极度缺乏反潜的经验、装备和训练。
德国潜艇兵们惊讶地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装备精良、但靶子又多又傻的露天射击场。他们在美国沿海、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展开了一场一边倒的屠杀。仅在1942年的前8个月里，他们就在美国海域击沉了超过600艘船只，总吨位高达恐怖的310万吨，而自己几乎毫发无损。
这次“击鼓行动”给美国造成的船只和人员损失，甚至超过了珍珠港事件本身。美国的石油公司甚至一度无法用油轮将德克萨斯州的原油运到东海岸的炼油厂，导致东海岸的航运和战争物资生产，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这两段“快乐时光”的出现，本质上是德国U艇部队，在战术和地理上，精准地抓住了盟军防御体系的“窗口期”。它们充分凸显了狼群战术在特定条件下的巨大威力，也彻底暴露了盟军在战争初期反潜能力的严重不足。然而，盛极而衰，这些巨大的成功，也像警钟一样，彻底敲醒了盟军，加速了他们反制措施的到来，为日后U艇的末日，埋下了伏笔。
对于在那场战争中服役的约4万名德国水兵来说，波澜壮阔的大西洋之战，并非战略图纸上冰冷的数字游戏，而是一场在幽闭、肮脏、充满着无尽的恐惧和单调的“钢铁棺材”中，进行的漫长煎熬。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整个二战所有战斗部队中最恶劣的之一，而他们最终的伤亡率，也高居德军各军种之首。
一艘典型的德军VII型U艇，是狼群战术的主力。它的内部空间极其狭窄，大约50名官兵，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里面。除了艇长能有一块用帘子隔开的、所谓的“私人”铺位外，其他人几乎没有任何私人空间。许多水兵的床铺，就直接设在鱼雷舱里，当鱼雷装满时，他们的床铺就必须折叠起来，人只能在过道里待着。
全艇只有两个厕所。其中一个，在每次出航时，都会被塞满各种食物和补给品。所以，通常情况下，全艇50个大老爷们，只能共用一个厕所。在长时间潜航或战斗期间，为了保持绝对的安静以躲避敌人的声呐，使用厕所是被严格禁止的。
卫生条件更是糟糕到无法想象。一次战斗巡航，短则数周，长则数月。在这期间，淡水是比黄金还宝贵的资源，被严格限制用于饮用和机器冷却。洗澡和洗衣服，是绝对的奢侈，想都不要想。船员们不能刮胡子，也不能更换衣物，只能穿着身上那一套衣服，直到发霉发臭地返航。海水会浸透他们的皮肤，留下一层盐分，又痒又痛。为了清洁，他们会使用一种特殊的海水肥皂，但这玩意儿洗完后，会在皮肤上留下一层黏腻的薄膜，更加难受。为了掩盖艇内混合着柴油味、汗臭味、食物腐败味和厕所味的恐怖气味，一种名为“Kolibri”的廉价古龙水被大量使用。以至于德国潜艇兵自嘲，他们吃的每一口面包，都带着一股“柴油味”。
U艇上的生活，是极致的单调与极致的恐惧的交替。在漫长的、无聊的巡航中，除了无尽的海洋，什么也看不到。为了打发时间，船员们会听听留声机，打打牌，或者进行一些古怪的比赛，比如看谁的胡子长得最快，来保持摇摇欲坠的士气。
而一旦发现目标，或者被敌人发现，艇内的气氛会瞬间从松懈转为极度的紧张。在北大西洋的狂风恶浪中，在指挥塔的舰桥上站岗，是全艇最危险和最痛苦的差事。冰冷刺骨的海浪，会像一堵堵墙一样，不断地拍打在指挥塔上，了望人员即使穿着特制的防水皮衣，也会在几分钟内浑身湿透。他们必须用安全绳把自己牢牢地固定住，否则一不留神，就会被巨浪卷进无边的大海里，连个泡都不会冒。
然而，最可怕的经历，还是被盟军的护航舰艇追杀。当敌人的驱逐舰在头顶上，开始像播种一样投下深水炸弹时，U艇内部就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深水炸弹在潜艇附近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会使艇身剧烈地、发出呻吟般地扭曲震动，所有的灯光瞬间熄灭，仪表盘的玻璃纷纷破碎，管道爆裂，冰冷的海水从各种裂缝中，发出“嘶嘶”声地渗入。船员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和冰冷中，唯一能做的，就是死死地抓住身边任何能抓住的东西，默默地忍受着死亡的威胁，听着头顶上“咚…咚…咚…”的爆炸声，等待着这场不知何时会结束的攻击。每一次爆炸，都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秒。
这场残酷的消耗战，最终体现在了一组惊人的伤亡数字上。在整个战争期间，约有4万名德国青年在U艇上服役，其中，有近3万人，永远地留在了大西洋冰冷的海底，另有5000人被俘。U艇部队的阵亡率，高达恐怖的75%，远超德国陆军在东线或其他任何军种的伤亡比例。
在战争后期，每一次出航，都近乎于一次自杀任务。据统计，德国在战争中总共建造了约1100艘U艇，其中，超过780艘被击沉。对于一名U艇水兵来说，葬身冰冷的大西洋海底，是比活着回家，概率要大得多的结局。这种巨大的、几乎无法承受的牺牲，为邓尼茨的吨位战，付出了惨重到极点的人力代价。
在U艇部队这种极端残酷的战斗环境中，自然也涌现出了一批战绩卓着、声名显赫的王牌艇长。他们凭借着高超的技巧、过人的胆识和独特的个人魅力，成为了德国战争宣传机器中的超级英雄。在这些王牌中，有两位最具代表性，他们是U艇部队的两面旗帜：京特·普里恩和奥托·克雷齐默。
普里恩中校的成名之战，是整个二战中最具戏剧性、最大胆，也最不可思议的一次突袭。
1939年10月14日，也就是战争爆发仅一个多月后，他指挥的U-47号潜艇，干了一件让整个世界都掉了下巴的事情——他把潜艇开进了英国皇家海军最神圣、防卫最森严的母港：斯卡帕湾。
斯卡帕湾，被英国人认为是固若金汤的海上堡垒。它的几个主要入口，都布满了沉船、防潜网和水雷。但邓尼茨通过空中侦察的蛛丝马迹，发现其中一条狭窄的水道——柯克海峡，其防御可能存在漏洞。普里恩的任务，就是去钻这个漏洞。
U-47号在夜幕和汹涌涨潮的掩护下，像一条滑溜的泥鳅，从水面潜入了这条极度危险的水道。在狭窄、水流湍急的浅水里，普里恩小心翼翼地操纵着潜艇，绕过水下一艘艘沉船的残骸，甚至一度搁浅，艇身和沉船的缆绳发生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刮擦。
历经千辛万苦，他终于进来了。然而，普里恩在港内转了一圈后，失望地发现，英国本土舰队的大部分主力舰，都不在港内。但他还是发现了一个大家伙——静静地停泊在那里的老式战列舰“皇家橡树”号。
他的第一次攻击，就遭遇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鱼雷危机”。发射的几枚鱼雷，只有一枚击中了“皇家橡树”号的舰艏，而且还没造成致命损伤，以至于船上的英军官兵，还以为是舰内的油漆库发生了什么小规模的意外爆炸，根本没当回事。
普里恩没有放弃。他冷静地指挥潜艇掉头，在狭窄的港内重新装填鱼雷，然后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一次，幸运女神站在了他这边。三枚鱼雷，准确无误地命中了“皇家橡树”号的舷侧，并成功引爆了它的主弹药库。这艘排水量近三万吨的巨舰，在短短13分钟内，就倾覆沉没，834名官兵随舰遇难。
在港内一片巨大的混乱中，普里恩指挥着U-47号，原路返回，毫发无损地成功逃离。
这次如入无人之境般的大胆突袭，极大地鼓舞了德国的士气，也让不可一世的英国海军颜面尽失。普里恩一夜之间，被纳粹的宣传机器，塑造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被授予了骑士十字勋章，并获得了一个响亮的绰号——“斯卡帕湾的公牛”。他的U-47号潜艇的指挥塔上，也画上了一头愤怒的、正在喷着鼻息的公牛图案，这成了U艇部队的标志之一。
普里恩成为了U艇部队的偶像和象征，直到1941年3月，他和他的U-47号，在一次攻击护航船队的行动中，永远地消失在了大西洋的迷雾里。据信，他被英国驱逐舰“金刚狼”号发现并击沉。
奥托·克雷齐默——“沉默的奥托”
如果说普里恩的标签是大胆、勇猛、富有攻击精神，那么另一位王牌，奥托·克雷齐默上校，则以其冰一般的冷静、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和令人恐怖的猎杀效率，成为了整个二战中，击沉敌方总吨位最高的U艇王牌。
从1939年9月战争爆发，到1941年3月被俘，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克雷齐默指挥他的U-99号，共击沉了47艘船，总吨位超过了27万吨。这是一个至今都无人能及的记录。
克雷齐默的战术理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弹一船”。他极度鄙视那种在远距离上，像撒网一样发射扇形鱼雷的浪费做法。他更喜欢的，是在漆黑的夜晚，利用U艇在水面上低矮的轮廓和柴油机提供的高速，像驾驶一艘鱼雷快艇一样，大胆地、悄无声息地从护航船队的阴影侧，或者迎风侧（这样可以避免自己的柴油机废气和舰首的浪花暴露目标），直接突入到戒备森严的护航圈内部。然后在近到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上，对选定的目标，进行精准的、致命的单发鱼雷攻击，然后迅速下潜或撤离。
这种战术的风险极高，稍有不慎就会被护航军舰发现并击沉，但效率也高得惊人。
他因此，也获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沉默的奥托”。这个绰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他那神出鬼没、如同幽灵般的攻击技巧。二是指他这个人在巡航期间，极度不情愿使用无线电向总部发报。
这并非出于抗命，而是源于他那猎人般敏锐的直觉。他很早就怀疑，盟军似乎有某种神奇的手段，能够通过无线电测向（hF\/dF）来大致定位正在发报的U艇的位置，甚至可能已经破译了德军的密码。事实证明，他的怀疑，是完全正确的。他用沉默，为自己和船员赢得了更高的生存机率。
克雷齐默的行事风格，也完美体现了老派普鲁士军官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谨。当时的其他U艇，在结束了漫长而艰苦的巡航、返回法国港口时，船员们通常都是留着大胡子，衣着随意，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但克雷齐默的U-99号，每次返航，都要求所有船员必须刮干净胡须，穿着整洁的制服，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保持着严格的军容，仿佛是在接受检阅。
1941年3月17日，就在普里恩失踪后不久，克雷齐默在一次成功的夜间攻击后，他的U-99号也被英国驱逐舰“步行者”号和“范诺克”号发现，并用深水炸弹重创，被迫上浮。克雷齐默冷静地下令自沉潜艇，并与他的大部分船员一同被俘。他的王牌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即便是在战俘营中，他依然不屈不挠地组织抵抗，策划越狱，将他的传奇，一直延续了下去。
大西洋之战的胜负天平，最终并不是由这些王牌艇长的个人英勇所决定的。其胜负手，在于一场在电波中进行的、看不见的战争。这场情报战的核心，一方是德国人引以为傲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另一方，则是英国布莱切利园里，那群天才的密码破译专家。
“恩尼格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机电式转子密码机。德国军方坚信，它所产生的加密电报，是绝对无法破译的。而邓尼茨的狼群战术，又高度依赖无线电通讯来联络和协调攻击。这就意味着，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份的加密电报，在U艇和总部之间传来传去。这虽然是狼群战术的优势，但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破绽——它为盟军的监听和破译，提供了海量的素材。
早在战争爆发前，波兰的密码专家就已经在破译“恩尼格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在德国入侵前，无私地将他们的全部研究成果，分享给了英国和法国。以此为基础，英国在伦敦郊外的布莱切利园，成立了“政府代码暨密码学校”，汇集了包括伟大的数学家艾伦·图灵在内的一大批顶尖人才，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攻克德军的密码。他们破译出的情报，被赋予了最高安全等级——“超级机密”。
然而，德国海军使用的“恩尼格玛”，是所有军种里最复杂的版本，密钥更换也更频繁，这给破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破译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转折点，发生在1941年5月9日。这一天，被许多历史学家誉为整个大西洋战役中，最重要的一天。
在一次对ob 318护航船队的攻击中，由另一位王牌艇长弗里茨-尤利乌斯·伦普指挥的U-110号潜艇，被英国护航舰艇用深水炸弹重创，被迫上浮。在弃船的混乱中，伦普和部分船员不幸丧生，但他的潜艇，却奇迹般地没有立刻沉没。
英国驱逐舰“斗牛犬”号上的官兵，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一名叫戴维·巴尔姆的中尉带领的登船小队，冒着潜艇随时可能沉没的危险，成功地登上了这艘U艇。
这次代号为“报春花”的行动，取得了无价的、决定性的收获。登船小队在U-110的无线电室里，发现了完好无损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当月以及未来几个月的全套密钥设置表、密码本以及其他所有的关键文件！
为了保守这个天大的秘密，U-110号在被拖曳回港的途中，被英军“故意”弄沉了。它的幸存船员也被秘密隔离关押。德国人那边，始终以为U-110号连同它所有的机密，都早已沉入了海底，丝毫没有起疑。
U-110的战利品，被用最快的速度，送到了布莱切利园。它为图灵和他的团队，提供了破解海军密码的“罗塞塔石碑”。从1941年6月起，盟军开始能够稳定地、近乎实时地阅读U艇的所有加密通讯了。
其影响，是立竿见影的。英国海军部的“潜艇跟踪室”，现在能够像上帝一样，在海图上精确地绘制出每一条U艇巡逻线和每一个狼群集结点的位置图。他们可以指挥护航船队，像一个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和蒙着眼睛的人玩捉迷藏一样，轻松地绕开这些危险区域。
盟军商船的损失吨位，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从1941年6月高峰期的43.2万吨，骤降至8月份的不足8万吨。
为了掩盖这个秘密，盟军的情报部门，也个个都是“影帝”。比如，他们通过破译密码，得知了某艘德军U艇补给船的确切位置。但他们不会直接派军舰去击沉它。他们会先派一架侦察机，在那个区域上空“恰好”飞过，假装是“偶然发现”了目标，然后再引导攻击部队前往。这样一来，德国人就会相信，自己的补给船只是运气不好被常规侦察发现了，而绝不会怀疑是密码被破译了。
尽管邓尼茨曾多次因为U艇与盟军护航队之间“巧合”到不可能的相遇，而怀疑密码的安全性，并一度在1942年2月，引入了保密性更强的、拥有四个转子的恩尼格玛机，使得布莱切利园的破译工作一度陷入了长达十个月的“黑暗期”。但通过缴获其他U艇（如U-559）上的密码材料，盟军的破译天才们，最终还是重新攻克了难关。
可以说，布莱切利园里那群默默无闻的英雄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赢得了大西洋战役中最关键的一役。情报，不仅拯救了无数的生命和船只，更从根本上，瓦解了狼群战术的根基——即通过集中指挥，获得信息上的优势。
当邓尼茨元帅的棋盘，对盟军来说，已经变得单向透明时，狼群的覆灭，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到1943年初，大西洋之战进入了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白热化顶点。
邓尼茨的U艇部队，在数量上达到了顶峰，狼群战术的运用也日臻成熟。1943年3月，U艇的战果达到了整个战争期间的最高点，一个月内击沉了超过120艘船只，总吨位接近70万吨——那个邓尼茨梦寐以求的数字。英国的补给状况，一度危急到有传言称战争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邓尼茨本人，也在这年1月，接替了老迈的雷德尔，成为了德国海军的总司令，登上了个人权力的顶峰。
然而，这辉煌的顶点，恰恰是崩溃的前夜。
1943年5月，后来被幸存的德国潜艇部队，用颤抖的声音称为“黑色五月”的这个月份，战局发生了雪崩式的、不可逆转的逆转。盟军在过去几年里，卧薪尝胆，积累的技术、战术和情报优势，在此时此刻，集中爆发了。它们形成了一套致命而高效的系统性反潜体系，彻底地、无情地击溃了狼群战术。
这场胜利，并非源于某一种单一的“超级武器”，而是多个系统协同作战的结果。它堪称是现代网络中心战的雏形：
制空权的延伸——关闭“空中缺口”：在广阔的大西洋中部，有一片区域，因为超出了当时陆基飞机的航程，被称为“黑色深渊”。这里一度是U艇最安全、最惬意的猎场。但随着航程更远的b-24“解放者”轰炸机的大量服役，盟军终于能够为这片“黑色深渊”，提供持续的空中掩护了。U艇从此在大西洋上，再无安全藏身之所。
移动的机场——护航航空母舰：美国那恐怖的工业力量，开始展现威力。大量廉价、用货船船体改造的、可以快速建造的护航航空母舰，像下饺子一样开始服役。这些被戏称为“吉普航母”的小航母，虽然不起眼，但却能为每一支护航船队，提供专属的、随叫随到的空中力量。反潜作战，从此不再仅仅是被动的防御，盟军可以组建由一艘护航航母和几艘驱逐舰构成的“猎杀小组”，主动出击，猎杀U艇。
科技的利刃——雷达与声呐：新一代的、工作在厘米波段的机载雷达，可以清晰地探测到U艇露出水面那小小的潜望镜或通气管，即使在黑夜或浓雾中，也无所遁形。而被安装在几乎所有护航舰艇上的高频定向仪（绰号“哈夫达夫”），能够瞬时测定正在发出无线电信号的U艇的方位，引导猎杀小组，像猎鹰一样直扑目标。而“刺猬弹”这种新式的、向前抛射的反潜迫击炮，可以在不丢失声呐接触的情况下，对潜艇进行饱和攻击，极大地提高了猎杀的效率。
情报的上帝视角：到1943年，布莱切利园的破译工作已经进入了巅峰状态。海军部的潜艇跟踪室，对狼群的动向几乎了如指掌。他们不仅能引导船队避开危险，更能反过来，主动将“猎杀小组”派往U艇的预定集结区，设下致命的埋伏。U艇从猎手，变成了猎物。
这场决战的缩影，是围绕着一支代号为oNS 5的慢速船队的战斗。1943年4月底至5月初，由43艘商船和16艘护航舰艇组成的oNS 5船队，遭到了超过30艘U艇组成的、史无前例的庞大狼群的围攻。在激烈的战斗中，尽管盟军损失了13艘商船，但护航舰艇和飞机，也成功地击沉了6艘U艇。
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交换比，是邓尼茨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的。他的人力，损失不起。
整个五月份，U艇的损失数字，呈指数级增长。当月，共有41艘U艇被击沉，而取得的战果，却急剧下降。U艇出海，已经和自杀无异。
面对如此灾难性的损失，5月24日，邓尼茨元帅万分痛苦地，下达了一道命令：将所有U艇，撤出北大西洋的主航线。他在自己的战时日志中，用沉重的笔调写下了一句话：“我们已经输掉了大西洋之战。”
从这一刻起，U艇部队虽然仍在战斗，但它们已经从令人生畏的猎手，彻底沦为了被猎杀的对象。大西洋上最危险的威胁，被清除了。
而这一点的战略意义，是无比巨大的。它意味着，从美国和加拿大出发的、满载着士兵、坦克、飞机和补给的巨型船队，可以相对安全地横渡大西洋，抵达英国。为那场即将到来的、决定战争最终结局的史诗级登陆——诺曼底登陆，铺平了道路。
可以说，没有赢得大西洋战役的胜利，就没有诺曼底登陆的成功。而随着狼群战术的失败，登陆诺曼底的行动，基本上就畅通无阻了。
在U艇战残酷的绞杀与反绞杀中，还发生过一件深刻影响了海战规则和战后审判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是一场海上悲剧，更是一场关于战争伦理、指挥责任和人性底线的严峻考验。这，就是“拉科尼亚事件”。
1942年9月12日，由维尔纳·哈滕施泰因上尉指挥的U-156号潜艇，在西非海岸附近，用鱼雷击沉了英国大型运兵船“拉科尼亚”号。
当U-156号上浮查看战果时，艇员们惊讶地听到，海面上漂浮的成百上千的幸存者中，居然传来了大量的意大利语呼救声。哈滕施泰因这才意识到，这艘船上，除了英国官兵、平民和船员外，居然还载有大约1800名德国的盟友——意大利战俘，以及看守他们的波兰士兵。
面对这一极其意外的情况，哈滕施泰因上尉，做出了一个违背战争常规，但完全符合人道主义和旧时代骑士精神的决定：他立即停止了战斗，展开了救援行动。
他将部分幸存者（包括英国人）接到自己本就拥挤不堪的潜艇甲板上，并立刻向邓尼茨的总部报告了情况，请求指示。更重要的是，他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他用明码，向该海域的所有船只（包括敌船），广播了一段信息，承诺只要自己不被攻击，他将不会攻击任何前来救援的船只。为了表示诚意，他还在自己的潜艇上，悬挂起了一面巨大的红十字旗。
邓尼茨在接到报告后，也批准了这次救援行动。他还命令附近的U-506号、U-507号和一艘意大利潜艇，火速前往协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几艘轴心国的潜艇，共同救起了数百名幸存者。他们有的挤在潜艇狭窄的甲板上，有的待在由潜艇拖曳的救生艇里。在残酷的战场上，出现了一幅虽然混乱，但充满了一种奇异的、人道主义合作氛围的画面。
然而，悲剧，在9月16日降临了。
一架从盟军设在阿森松岛的秘密基地起飞的美军b-24“解放者”轰炸机，发现了正在水面上航行的、挂着红十字旗、甲板上挤满了人的U-156号。飞行员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求指示。
尽管现场的情况，明显是在进行一场人道主义救援，但美军的地面指挥官，罗伯特·理查森三世上尉，却下达了一道冷酷无情的命令：“击沉潜艇！”。
b-24轰炸机随即对U-156号进行了轰炸和扫射。炸弹虽然幸运地没有直接击沉潜艇，但却炸毁了两艘由潜艇拖曳的救生艇，造成了数十名“拉科尼亚”号的幸存者死亡。
为了拯救自己的潜艇和船员，哈滕施泰因别无选择。他只能痛苦地命令甲板上的幸存者，重新回到海里，割断了拖曳着其他救生艇的缆绳，然后紧急下潜，逃离了现场。
这次攻击，彻底激怒了远在法国总部的邓尼茨。在他看来，U艇展现出的人道主义行为，换来的却是敌人无情的攻击。他认为，这种“天真”的想法，会危及到他所有U艇和船员的安全。
因此，他发布了那道着名的，也是后来备受争议的“拉科尼亚命令”。该命令用异常严厉的措辞，严禁U艇指挥官，再对任何被击沉船只的幸存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救援（除非是为了获取情报而俘虏船长或总工程师等关键人物）。命令的最后一句是：“救援，违背了战争最基本的要求：即摧毁敌舰及其船员……要残酷无情。”
这道命令，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成为了起诉邓尼茨犯有战争罪的核心证据之一。检方认为，这道命令，等同于下令杀害手无寸铁的幸存者。
然而，邓尼茨的辩护，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的律师指出，该命令的措辞，虽然严厉，但只是禁止“救援”，并未明确下令“杀害”。更具戏剧性的是，美国海军的五星上将，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居然为他的德国同行邓尼茨，提供了一份书面证词。尼米兹在证词中坦率地承认，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执行了全面的、无限制的潜艇战，并且出于潜艇自身的安全考虑，通常情况下，也绝对不会救援被击沉的日本船只的幸存者。
由于盟军自己，实际上也在采取类似的做法，法庭最终裁定，邓尼茨在该项战争罪的指控上，无罪。但仍然谴责该命令的措辞是“模棱两可且应受最强烈谴责的”。
“拉科尼亚事件”及其引发的后果，成为了二战海战史上一个复杂而痛苦的道德判例。它赤裸裸地揭示了在现代总体战中，旧有的骑士精神和战争法则，是如何被残酷的现实，冲击得支离破碎的。
随着1943年“黑色五月”的惨败，随着狼群在大西洋上被成群地猎杀，德国海军，作为一个能够影响战争全局的战略力量，实际上，已经死亡。
但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德国的工程师们，仍在拼尽全力，试图用更先进的技术，来挽回败局。他们研发出了拥有革命性水下高速航行能力的xxI型和xxIII型“电动潜艇”，这些潜艇，预示着未来潜艇的发展方向。然而，它们出现得太晚了，数量也太少了，再也无法扭转战局。
不过此时对于盟军来说，狼群的威胁基本上已经解除。在1944年4月份的英国，已经集结了280万以上的军队，而且装备精良，一场加速纳粹德国的“霸王”行动马上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