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初春，东江县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寒意。一辆吱呀作响、浑身沾满泥点的破旧中巴车，像一头疲惫的老牛，在坑洼不平的砂石路上颠簸了四个多小时后，终于喘着粗气，停在了此行的终点——清风镇政府大院门口。
车门“哐当”一声推开，张建国一手拎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一手扶着磨得发亮的行李箱，有些踉跄地跳下车。冷风夹着细雨星子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脚下的路早已被连日雨水泡成了烂泥塘，一脚下去，泥浆没过半截解放鞋帮，冰凉黏腻的触感瞬间穿透鞋袜。
眼前就是他将要开始新生活的地方——清风镇人民政府。几排红砖瓦房构成的院子，墙皮剥落得厉害，屋顶长着几丛顽强的茅草在风里摇晃。门楣上挂着的白底红字木牌，“清风镇人民政府”几个大字倒还清晰端正，只是牌匾也蒙了一层灰扑扑的泥印子。没有想象中政府大院该有的肃穆或者热闹，只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萧索和……沉滞。
他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带着泥土和某种说不清的腐败气味钻进鼻腔。这就是起点，一个刚从省城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带着分配通知书和一腔未曾被现实蹂躏过的书生意气，来到了东江县最偏远、最穷的乡镇。
推开党政办公室斑驳的绿色木门，一股混杂着劣质烟草、煤炉子、以及陈旧纸张的浑浊气味扑面而来。光线昏暗，五六张破旧的办公桌挤在一起，桌上堆满了文件报纸、搪瓷杯和杂物。屋里只有两个人。
一个四十多岁，穿着灰色夹克，头发梳得油光水亮、竭力想显得精神但难掩眼底疲惫的中年男人，正皱着眉头打电话，声音带着点烦躁：“……哎呀，老支书，催也没用嘛！你报告里说那个灌溉渠塌方的问题，涉及几个村的协调，这是老大难了！再说，镇里哪来的钱？县里拨款等猴年马月……好了好了，知道了，你先把两边安抚住，别闹起来！我这边还有事！”他“啪”地挂了电话，脸色不太好看，抬眼瞥见站在门口的张建国，愣了一下，随即脸上挤出一丝职业化的笑容：“哦，来了？你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张建国？”
“是，领导您好！我是张建国，今天来报到！”张建国挺直腰板，声音洪亮，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报到日期是昨天，但昨天那趟车在半路抛锚了。
“什么领导不领导的，叫我刘主任就行，刘爱民。”中年男人摆摆手，语气随意里带着点居高临下的审视，“档案和通知带了？”他随手拿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热水和劣质茶叶的苦涩味道飘散开来。
张建国连忙从蛇皮袋里翻出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档案袋和一个皱巴巴的信封，恭敬地递过去。刘爱民接过来，慢悠悠地拆开，一边看一边点头。“嗯，省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高材生啊！不错不错，到我们这穷山沟，委屈你了。”他这话听着像客套，但语气里的疏离感却很明显。
他放下档案，指了指角落里一张堆满旧报纸、落了厚厚一层灰的桌子：“喏，小张，以后你就在那儿办公。小李休假生孩子去了，地方空着。现在人少事多，你先熟悉熟悉。镇上简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事情杂得很，以后有你忙的。”
这时，门被猛地推开，一个六十来岁，穿着洗得发白蓝布褂子的老农民闯了进来，脸上满是焦急和愁苦，衣服肩膀、裤脚都湿透了泥水，显然是冒雨走来的。
“刘主任！刘主任啊！”老农民急得声音都在抖，“您可要管管啊！钱老三、钱老三带人去拆我家的屋了！说我婆娘超生，又不给补票，就要推房啊！”他冲过来，差点撞到张建国身上。
刘爱民眉头拧成了疙瘩，脸上写满了不耐烦和司空见惯的漠然：“老根！嚎什么嚎！这事不是都跟你们说过流程了吗？超生就得认罚！找计生办王干事去！他负责这个！找我有什么用？镇里开会三令五申要严抓！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他挥着手，像是驱赶一只苍蝇。
“找了啊！王干事说他就管收罚款，拆房的事他管不了！是钱老三硬来啊！那新砌的房顶才补上瓦……”老根叔急得要哭了，一把抓住刘爱民的胳膊，“刘主任，求您打个电话，就说一声！我家上有老下有小，那屋拆了，我们一家子住哪儿啊？这天气可要冻死人啊！”
刘爱民用力挣开他的手，脸上的不悦变成了冰冷的官腔：“老根！注意你的态度！影响政府机关正常办公秩序！钱主任（指计生办主任）按政策办事，没做错！你要真觉得有问题，写书面材料反映！别在这里哭天抢地的，像什么样子！”他指了指门口，“赶紧去找王干事解决！再闹，我叫公安了！”
老根叔被他冰冷的态度和“叫公安”三个字镇住了，僵在原地，浑浊的眼睛里是绝望和无助的泪光，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最终颓然地佝偻着背，失魂落魄地转身，一步一顿地挪出了办公室，冰冷的泥泞拖在他的解放鞋底，像一道沉重的锁链。
整个过程，张建国像根木头一样杵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基层的粗暴、百姓的绝望无助、领导的不耐与推诿……这些在书本和校园里从未想象过的场景，赤裸裸地砸在他眼前。他想说点什么，想做点什么，但初来乍到的陌生和无形的规则壁垒，让他一个字也吐不出来，胸口像堵了一团湿冷的棉花，又闷又难受。
刘爱民看着老根叔失魂落魄地消失在门外，这才舒了口气，拿起暖水瓶给自己的搪瓷杯添满热水。他看了一眼还处于震惊中的张建国，脸上恢复了之前那种带着点距离感的淡然，随口吩咐道：“看见了？基层工作就是这样，啥事都涌到你面前，千头万绪。以后啊，该你管的要管，不该你管的别乱插手。新人嘛，首要的是多看多学少说话。”
他顿了顿，指了指桌上的电话和墙角那台笨重的油印机：“喏，小张，第一个任务。先把那个汇报材料（指之前看到的刘老栓的报告）……哦对了，老根叔他们村那个刘老栓的报告你看到了吧？就桌上那个牛皮纸袋的，印十份，下午要给县里送去。油印机用过吗？旁边那个箱子里面是蜡纸和墨。另外，看煤炉子该添煤了，加几块煤饼进去，别熄了火，这天湿冷的。”
张建国看着桌上那份沾着泥点、皱巴巴的关于“金辉矿业”强行占地补偿问题的报告（落款人：刘老栓），又看看墙角那台黑乎乎的油印机和一个角落里蒙着灰的铁皮煤炉，炉火微弱得只剩一点暗红。报到第一天，没有欢迎，没有程序，直接就是印材料、伺候煤炉子。这就是基层的起点？一股混杂着失望、委屈和不甘的情绪在他年轻的胸腔里翻涌。
他默默地放下行李和蛇皮袋，那里面装着母亲塞进来的腌咸菜和十来个煮鸡蛋。走向那台冰冷的油印机时，他脚步沉沉地踏在泥泞尚未完全干涸的地面上。窗外，初春的冷雨依旧淅淅沥沥，打在斑驳的玻璃窗上，蜿蜒的水痕模糊了外面泥泞的世界，也模糊了他原本清晰的路。
就在他笨拙地拿起蜡纸，试图塞进滚筒时，一个低沉、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小娃子，手放平，别急。心要正，印出来的字才不会歪。”
张建国抬头望去，门口站着一个头发花白、穿着同样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裤、脸庞黝黑布满深刻皱纹的老者。他的眼神平静深邃，像一口古井，看不出情绪，却让张建国莫名感到一丝踏实和暖意。
这位老者，正是镇上唯一没有打伞，顶着细雨而来的老支书，耿长山。
当老支书耿长山那句“心要正，印出来的字才不会歪”落在寂静的办公室时，刘爱民主任刚才接的关于灌溉渠坍塌的急促电话铃声，似乎还在耳边回荡。张建国看着这位浑身透着泥土气和岁月沉淀气息的老者，感受到一丝不同于周遭沉闷的氛围。他正准备虚心请教油印机如何使用，办公室那部老旧的黑色电话机又“叮铃铃”地急促尖叫起来，声音刺耳，瞬间打破了屋里刚刚凝聚起来的一点点宁静。
刘爱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抓起话筒，声音带着被频繁打断的不耐：“喂，哪位？”但紧接着，他脸上的不耐烦迅速凝固，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攥了一下，腰杆也不自觉地挺直了几分，语气变得异常恭敬，甚至有些谄媚：“……是是是！王县长您指示！……嗯……嗯……明白！我一定亲自督促！……好的好的，刘老栓……不，是刁民胡搅蛮缠，我们会处理好的！不会让他影响县里的评估！您放心！……是！我马上处理！……”他的声音越压越低，最后几乎是贴着话筒在说话，背对着张建国和老耿，看不见表情，但那微微弓起的背和刻意压低的嗓音，都透露着电话那头人物地位的不凡。
老支书耿长山仿佛没看见刘爱民的异状，他只是往前走了两步，站到张建国的油印机旁边，粗糙的手指点了点滚筒旁边一个生锈的小扳手：“小张同志，这个旋钮要拧紧，印的时候才不会打滑。力道也要匀。”他的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谈论春耕播种，仿佛刚才那个哭喊着被拆房子的老根叔，以及眼前这位恭敬接电话的刘主任，都与他身处两个世界。
张建国按着老支书指点的手势，笨拙却用力地拧紧旋钮。电话那头被刘爱民口口声声称作“王县长”的人，显然就是那个“金辉矿业”报告中提到的，负责协调此事的王有财副县长？能让刘主任前倨后恭，瞬间变换两副面孔，这位王县长的权势可见一斑。
刘爱民小心翼翼地放下电话，转过身时，脸上换上了一副沉痛又严肃的表情，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他清了清嗓子，目光刻意避开老耿，直接对张建国下了命令：“小张啊，你手脚麻利点，先把刘老栓那份报告印出来。我马上要去趟县城，王县长那边……嗯，有个紧急会议需要我汇报情况！镇上的工作……”他眼神扫了一眼老耿，最终还是没敢直接指使这位资历深厚的老支书，“……有什么事你先找值班的老宋！或者听耿支书安排也行！但原则是，少说多做！别给镇里捅娄子！”说完，他拿起桌上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公文包，胡乱掸了掸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几乎是急匆匆地拉开办公室门就出去了，脚步声迅速消失在门外湿漉漉的院子里。
办公室里只剩下张建国和老耿两人。老支书看着刘爱民消失的方向，鼻子里很轻地哼了一声，含义不明。他没有看张建国，而是走到刘爱民刚才坐的位子旁，拿起桌上那个皱巴巴的牛皮纸袋——正是那份写着“金辉矿业强行占地补偿问题”的报告。
“金钩子挖到大鲤鱼的尾巴喽。”老耿看着文件袋，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低声喃喃了一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张建国说。他没再多解释，拿着文件袋慢慢踱步到靠窗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有张更破旧的小桌子，上面放着一个白底蓝字写着“农技站”的小木牌。老耿坐下，戴上老花镜，又拿起桌上另一个翻得起毛边的工作笔记本和一杆蘸水钢笔，开始在一份关于水稻病虫害防治方案的报告上批注。
张建国收回目光，定了定神，继续对付那台沉甸甸的油印机。在老支书的指点下，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勉强印出几份字迹还算清晰的材料。期间，又有两个村干部模样的人找刘爱民签字，听说不在，便匆匆去找老宋了。老宋是镇政府传达室的门卫兼打杂，五十多岁，干瘦，平时笑嘻嘻的人缘不错，这会儿正被那几个村干部围着问东问西。
时间在忙碌和沉默中流逝。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天色却变得更加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下来，透着一种山雨欲来的窒息感。办公室那个取暖的铁皮煤炉也终于坚持不住，微弱的炉火彻底熄灭，丝丝寒气开始从门窗缝隙里钻进来。
就在张建国艰难地印完第十份报告，感觉腰酸背痛手指发僵时，一阵猛烈的拍门声伴随着一个男人粗鲁的喝骂从前院方向隐约传来：
“……耿长山！你他妈给老子滚出来！老根头家的房是我钱老三带着人拆的！天王老子也挡不住！你这破支书算个什么东西？敢打老子的人？！”
紧接着是几个年轻人起哄和推搡的声音，还有老宋试图劝阻的急切话语。
张建国心里咯噔一下，猛地抬头看向老耿的方向。只见老支书已经从那张农技站的小桌前站了起来。老耿脸上没有任何慌乱，只有一种磐石般的凝重。他放下手里的钢笔和笔记本，动作缓慢但异常沉稳。他没有去看张建国，也没有回应外面的叫嚣，而是不紧不慢地解下围在腰间的洗得发白的蓝色布围裙，仔细叠好，放在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他弯下腰，从自己那张桌子最底下、最靠里、落满灰尘的角落里，摸出了一根东西。
那根东西在昏暗中发出冰冷的金属光泽——一根半米多长，通体黝黑，沉甸甸的…铁锹把。木柄部分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显然有年头了。锹头部分不见了，只剩下坚固厚实的铁制连接套筒和一小截光秃秃的棍体。
老耿将铁锹把在手里掂了掂，那沉重的分量仿佛带着某种沉甸甸的责任。他浑浊的眼睛眯了一下，刚才那丝忧虑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到可怕的光芒。就像一头护犊的老牛，平时温顺沉默，但一旦有人闯进它的地盘触碰了它的底线，那力量就足以掀翻虎狼。
“小张，印好了放我桌上。”老支书只对张建国丢下这句话，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沉稳。他不再理会外面愈发激烈的叫骂和推搡声，径直朝着办公室门口走去。那根断柄铁锹把，此刻在他手里不再是一件农具的残骸，而是一件沉默而致命的武器。一步，两步……厚重的布鞋踩在潮湿冰冷的水泥地上，无声无息，却踏出一种山岳将倾前的沉寂威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