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三，南京聚宝门（今中华门）外的江面上，一艘插着“督师淮扬”旗号的官船正劈波斩浪。船头立着个身着素服的中年男子，面容清癯——此人正是刚刚从淮安赶来的史可法。三天前，北京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像传到南京城，这座明朝的“留都”瞬间从歌舞升平跌入末日恐慌，如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问题上：大明朝，还有前途吗？
自从朱棣把家搬到北京，南京就成了“摆设都城”——皇宫留着，六部衙门留着，甚至连给皇帝准备的仪仗銮驾都全套封存，就像个随时待命的替补队员。谁也没想到，二百多年后，这个“替补”真要披挂上阵了。
当北京传来“天崩地坼”的噩耗（《明季南略》载：“三月十九日，北都陷，庄烈帝崩。消息至江南，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大哭”），南京的官员们先是集体沉默，接着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核心就一个：该让谁来当这个新皇帝？
按照朱元璋定下的“宗法礼制”，皇帝没了，该找他的儿子继位。可崇祯的三个儿子都跟着北京城一起失踪了（一说被李自成俘虏，一说流落民间），这下只能从藩王里挑。当时有资格继位的藩王不少，最热门的两位是：福王朱由崧（song）和潞王朱常淓（fāng）。
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的亲孙子，崇祯的堂兄，论血缘最近；朱常淓是万历的侄子，血缘稍远，但名声更好。本来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矩，朱由崧占着绝对优势，可东林党人跳出来坚决反对。
这事儿得从几十年前的“国本之争”说起。当年万历想立福王朱常洵（朱由崧他爹）为太子，东林党人拼死反对，硬逼着万历立了朱常洛（崇祯他爷爷）。如今朱常洵的儿子要来继位，东林党人顿时慌了：万一这位新皇帝翻旧账，咱们这些人的祖宗可都参与过反对他爹啊！于是他们抛出个“立贤不立亲”的说法，捧着潞王朱常淓使劲夸，说他“贤明仁厚”，其实无非就是怕福王报复。
史可法一开始也犯了难。他虽是东林党出身，却更顾全大局，知道“立亲”更能服众。可架不住同僚们天天在耳边念叨，加上他自己也怕担责任，居然给凤阳总督马士英写了封信，列举了朱由崧的七大“缺点”，说他“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过江七事》），意思是这人选不得。
可史可法没想到，这封信竟成了马士英手里的“王牌”。马士英是个典型的官场老油条，他看出来拥立皇帝是个天大的功劳，立刻暗中联络了驻守江北的四员大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这四位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江北四镇”，手里握着明朝军权，堪称实力派。
马士英拿着史可法的信找到四镇将领：“你们看，史大人都说福王不行，可要是立了潞王，咱们这些武将能有好果子吃？”四镇将领本就没什么政治头脑，一听这话，觉得马士英说得在理——福王血缘最近，拥立他名正言顺，将来论功行赏，咱们肯定是头一份！于是四人当场拍板，派军队护送朱由崧从淮安南下，直奔南京。
这下史可法彻底傻眼了。等他赶到南京时，发现城外已经全是四镇的兵马，福王朱由崧俨然成了“钦定继承人”。东林党人还想挣扎，可看到城门口的士兵，顿时没了脾气。史可法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见朱由崧，一边磕头请罪，一边表示“誓死效忠”。朱由崧此刻正忙着摆皇帝架子，也就顺水推舟原谅了他。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在南京紫禁城武英殿登基，改元“弘光”，这就是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登基大典那天，南京城倒是热闹非凡，官员们穿着新做的官服，百姓们挤在街头看热闹，仿佛北京的陷落只是一场遥远的噩梦。
这位弘光帝朱由崧，确实没辜负史可法给他列的“七宗罪”。刚登基没几天，他就开始忙着选秀女，派太监到苏州、杭州一带搜罗美女，甚至传出“以幼女充数”的丑闻（《明季南略》载：“上谕选淑女，太监四出，民间嫁娶一空”）。宫里的宴席更是天天不断，弘光帝酒量不行还偏要喝，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大臣们有事求见，往往要等上两三天。
有一次，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就是写“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那位）急着汇报军情，好不容易等到弘光帝酒醒，刚说没两句，就被皇帝打断：“先生说得都对，可朕昨晚喝多了，头疼得厉害，先退下吧。”气得陈子龙直跺脚，却一点办法没有。
皇帝不靠谱，朝堂上更是乌烟瘴气。马士英靠着拥立之功当了内阁首辅，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老乡阮大铖（chéng）拉进朝廷。阮大铖是明末着名的“文学家”，写过《燕子笺》这样的名剧，可人品却实在不敢恭维——早年依附魏忠贤，崇祯朝被列为“阉党余孽”，一直闲赋在家。如今被马士英提拔，立刻开始报复东林党人，把当年反对过自己的人挨个打倒，朝堂上又掀起新一轮党争。
史可法看着这一切，心里急得冒火。他知道南京虽然暂时安全，但清军已经在北方站稳脚跟，李自成的大顺军还在河南、陕西一带活动，弘光政权就像夹在两块石头之间的鸡蛋，随时可能碎掉。可他每次上奏请皇帝整顿军备、收复失地，弘光帝都含糊其辞，马士英更是阴阳怪气地说：“史大人，咱们现在最该做的是让陛下安心，至于打仗嘛，有江北四镇在，怕什么？”
其实马士英心里打得是另一笔算盘：只要把史可法这样的忠臣排挤出去，自己就能牢牢掌控朝政。于是他借着“督师江北”的名义，把史可法打发到了扬州。史可法临走前，望着南京城的方向，长叹一声：“江面千帆过，谁是济世人？”（《史忠正公集》）他这一去，竟成了与这座城市的永别。
江北四镇的将领们更是把“拥立新君”当成了发家致富的本钱。高杰在扬州城外纵兵抢掠，黄得功在庐州（今合肥）圈占土地，刘良佐和刘泽清则忙着走私贩盐，个个都成了土皇帝。有一次，高杰和黄得功因为抢地盘打了起来，史可法亲自跑去调解，差点被流箭射中。他苦口婆心地劝双方：“如今国难当头，你们都是大明的将领，怎么能自相残杀？”可这两位根本不听，照样我行我素。
更荒唐的是，弘光政权居然还搞出个“联虏平寇”的国策。意思是说，咱们可以联合清军，一起消灭李自成的大顺军。为了这个，弘光帝还派使团带着十万两白银、一千两黄金去北京“犒劳”清军，说什么“愿效前明旧例，合兵讨贼”（《清世祖实录》）。可他们忘了，清军早就把自己当成中原的新主人，哪会甘心做明朝的“盟友”？多尔衮直接把使团扣了下来，还派人传话：“要么自己投降，要么打到你投降，自己选。”
就在弘光政权醉生梦死的时候，清军已经悄悄南下。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攻破潼关，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向湖北撤退；次年正月，清军兵分三路，直指江南。消息传到南京，弘光帝正在宫里看戏，听完汇报居然满不在乎地说：“急什么？等看完这出《燕子笺》再说。”
马士英倒是慌了，可他不想着怎么组织抵抗，反而想出个馊主意：让阮大铖编了本《蝗蝻录》，把东林党人比作“蝗虫”，说清军南下都是东林党人招来的祸事，忙着在朝堂上搞大清洗。朝堂上下鸡飞狗跳，谁也没心思管前线的战事。
只有史可法在扬州苦苦支撑。他写信给南京求援，可马士英扣下奏章，还对大臣们说：“史可法有江北四镇，怕什么？咱们还是先对付东林党要紧。”甚至有官员说：“宁可亡于清，不可亡于东林。”（《明季南略》）
就这样，弘光政权在一片内斗和荒唐中，走向了注定的结局。这个只存在了一年的南明政权，就像一场仓促上演的闹剧，开场时锣鼓喧天，落幕时却只剩下满地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