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1616年2月17日），赫图阿拉城，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踏着木阶登上汗位时，他身后的八面旗帜突然被风卷得猎猎作响——那是按八旗制式缝制的新旗，黄、白、红、蓝四正色与镶边四色。
赫图阿拉坐落于苏子河与加哈河交汇处的台地上，三面环山，一面濒水，夯土筑成的城墙刚过丈高，却将河谷里最肥美的土地圈入怀中。城墙沿山势蜿蜒，像条蛰伏的巨蟒，东、南、北三面各开一门，唯有西门留作泄洪通道。城内分内外两重，外城住着八旗兵丁与工匠，内城则是努尔哈赤的宫室与议事大厅，十几座青瓦木屋错落排列，最显眼的是那座挂着“尊号台”匾额的大殿，松木梁柱尚未上漆，露出新鲜的木纹。
站在尊号台上的努尔哈赤已五十八岁。他身着明黄色常服，腰间悬着那柄随他征战三十年的鲨鱼皮鞘宝刀，刀柄上的宝石在晨光里闪烁。台下跪着的不仅有建州女真的大小贝勒，还有来自海西女真辉发、乌拉部的降将，甚至有蒙古科尔沁部的使者——这些人曾是他的死敌，如今却垂首听候号令。当额尔德尼巴克什用满语高声宣读“复育列国英明汗”的尊号时，努尔哈赤缓缓抬手，止住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目光扫过台下一张张或敬畏或忐忑的脸。
这一天的仪式，努尔哈赤筹备了整整三年。
四十五年前春天，赫图阿拉还只是建州左卫一个不起眼的屯寨。十岁的努尔哈赤攥着母亲喜塔腊氏留下的一副鹿骨梳，躲在祖父觉昌安的帐幕后，看着继母那拉氏将家里最后一袋小米搬到自己儿子的帐篷。父亲塔克世在一旁沉默着。三年后前母亲病逝，努尔哈赤成了家里多余的人，他带着弟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搬到外祖父王杲的部落，靠采参、打猎换取衣食。在抚顺马市上，他用晒干的人参换过汉人商贩的铁锅，也听过说书人讲岳飞抗金的故事，那些“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旧闻，像种子落在他心里。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的儿子阿台在古勒寨起兵反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围剿。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本是为劝降阿台而来，却在明军攻破寨门时被误杀。当努尔哈赤从李成梁营中奔回古勒寨，只找到父亲被烧得焦黑的铠甲碎片时，抚顺关的明军还在清点缴获的首级。他攥着那副残甲找到明朝边官，得到的答复是“误杀”，外加三十匹马、三十道敕书的赔偿——这轻飘飘的补偿，成了点燃燎原之火的火星。
同年五月，努尔哈赤以祖父、父亲留下的十三副铠甲为兵，在赫图阿拉附近的二道河子誓师。他站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将一支箭插进地里：“尼堪外兰（引导明军的女真叛徒）杀我父祖，此仇不共戴天！有不从我者，犹如此箭！”台下只有百十来号人，多是沾亲带故的子弟，连像样的兵器都凑不齐，有人手里还握着削尖的木棍。但就是这十三副甲胄，成了女真重新崛起的起点。
努尔哈赤先攻打尼堪外兰盘踞的图伦城，对方一触即溃，带着残部逃往嘉班城；转年春天再攻嘉班，尼堪外兰又跑到抚顺关下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在关前扎营三日，明朝边将终究不敢护着这个麻烦，眼睁睁看着尼堪外兰被女真兵斩杀。这场持续两年的追杀，让努尔哈赤在建州女真中崭露头角，但真正让他站稳脚跟的，是对内部的铁腕整合。
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设理政五大臣、扎尔固齐（断事官），制定“定国政”三条：“凡作乱、盗窃、欺诈者，严惩不贷”。他坐在自己搭建的木屋里，听五大臣汇报案情，用女真旧俗结合汉法断案。有一次，栋鄂部的人偷了建州的牛，努尔哈赤不仅罚其十倍赔偿，还让偷牛者在部落大会上自扇耳光——这种带着羞辱性的惩罚，比单纯的杀戮更能震慑人心。他还规定，无论贵贱，杀人者必须偿命，哪怕是贝勒犯错，也要当众受罚。这些规矩让涣散的女真部落第一次有了秩序，也让更多人愿意投奔赫图阿拉。
当时的女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其中海西女真的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四部最为强盛，他们阻碍了建州女真扩张的道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叶赫贝勒布斋联合乌拉、哈达等九部联军三万，分三路扑向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让人在城外险要处挖深壕、设栅栏，自己则在城楼上酣睡。妃子富察氏不解，他笑道：“九部联军虽多，却是乌合之众。我若害怕，他们必乘势来攻；我若安睡，他们倒要疑神疑鬼。”次日清晨，他亲率五千精兵在古勒山列阵，让额亦都率百骑挑战。叶赫贝勒布斋不知是计，怒冲冲挥刀冲阵，却被木桩绊倒，建州兵上前一刀斩下首级。联军见主帅被杀，顿时溃散，乌拉贝勒布占泰被俘时，还在乱军里咬掉了建州兵的一只耳朵。
古勒山大捷后，努尔哈赤开始了对海西四部的蚕食。他用联姻拉拢，将女儿嫁给布占泰；用离间计瓦解哈达部，趁其内乱时出兵吞并；又以辉发部“背盟”为由，攻破辉发城，将城主拜音达里父子斩杀。最棘手的是叶赫部，他们与明朝关系密切，明军多次出兵保护。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亲率三万大军攻乌拉，布占泰率三万骑兵在富尔哈河对岸列阵。两军相接时，努尔哈赤一马当先，头盔被流矢击中，他拔下箭继续冲锋，乌拉兵不敌溃散，布占泰逃往叶赫。这场战役持续了十天，乌拉部的城池、人口、牲畜全被并入建州，海西四部已去其三。
统一的过程里，努尔哈赤规定，凡归降的部落首领，保留原有地位；普通部众则按“牛录”编制，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管理。每个牛录分配土地、农具，战时则披甲出征。这种军政合一的制度，让原本松散的部落变成了高效的战争机器。他还创制满文，让额尔德尼、噶盖在蒙古文基础上增减笔画，记录女真语言——在此之前，女真各部没有通用文字，政令全靠口传，满文的诞生让赫图阿拉真正成了女真的文化中心。
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除叶赫部外，女真各部已基本统一。从抚顺关到长白山，从松花江到鸭绿江，都回荡着“爱新觉罗”的名号。赫图阿拉的城郭也一再扩建，外城周长三里，内城周长一里，城里有铁匠铺、粮仓、箭坊，甚至还有专门接待蒙古使者的“馆驿”。苏子河上的木桥每天都挤满运送粮草的牛车，河边的晒谷场能同时容纳千人打谷，这座曾经的小屯寨，已悄然具备了都城的气象。
称汗仪式的前一晚，赫图阿拉下了场小雪。努尔哈赤在宫室里召见五大臣，桌上摊着一幅辽东地图。“明日之后，”他用手指点着赫图阿拉的位置，“这里就不是建州左卫的治所了。”额亦都接口道：“汗王应定国号、建元，让天下知有新主。”费英东则忧心叶赫与明朝：“一旦称汗，明朝必视为叛逆，叶赫也会趁机作乱。”努尔哈赤笑了笑，拿起一支笔在地图上圈出抚顺：“明朝若来，我便去抚顺取粮；叶赫若跳，我便顺手摘了这最后一颗果子。”
正月初一的清晨，仪式从祭天开始。努尔哈赤身着十二章纹的衮服，在城外的天坛（今赫图阿拉遗址“汗王殿”东南）点燃松木，三跪九叩。萨满法师摇着神铃，唱着古老的祝词：“愿天保佑汗王，愿地滋养部众，愿八旗子弟如狼似虎，愿大金永固！”随后，他登上尊号台，接受贝勒、大臣的朝贺。额尔德尼宣读的册文里，历数他“十一年削平诸部，统一女真”的功绩，定年号为“天命”，国号为“大金”（史称后金）——这个国号，既是对完颜金的继承，也宣告着女真的复兴。
朝贺之后，是分赏群臣。努尔哈赤将掠夺来的绸缎、马匹、奴隶分赐各贝勒，特别赏赐额尔德尼“巴克什”（博士）称号，赏费英东“一等大臣”爵位。
定都赫图阿拉的决策，是努尔哈赤的深谋远虑。这座城距离明朝辽东都司治所辽阳三百余里，既便于监视明军动向，又有山水之险可守。他在内城设“汗宫大衙门”，作为处理政务的场所；在外城设八旗衙门，各旗贝勒在此办公；还在城东修建粮仓，储备足够三年食用的粮食。为了稳固人心，他颁布“计丁授田”令，将赫图阿拉周围的土地按人口分配，规定“每丁给田六晌，种粮五晌，种棉一晌”，这让跟随他征战的部众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
天命元年的赫图阿拉，处处透着新生政权的蓬勃气。铁匠铺里，工匠们正赶制新式铠甲，甲片上的铆钉闪着寒光；粮仓外，士兵们扛着谷物入库，麻袋摩擦的声音此起彼伏；议事大厅里，五大臣正争论着对叶赫的作战方案，唾沫星子溅在地图上；就连城门口卖针线的小贩，也能用几句满语夹杂着汉语招揽生意。有从辽阳来的汉人商人偷偷打量这座新城，回去后对人说：“那赫图阿拉，墙不高，却像个铁打的笼子，里面的人个个都像要扑出来的老虎。”
后金的建立，像一块巨石投入辽东的池塘。消息传到北京时，万历皇帝正忙着修建自己的定陵，内阁大学士们在奏折里争论了几句“女真蛮夷称帝，当兴师问罪”，最终却只批了“着辽东都司严加防范”——此时的明朝，已被张居正改革后的余波、万历三大征的消耗拖得疲惫不堪，国库空虚，边军欠饷达数月，根本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
叶赫部的反应最为激烈。贝勒金台石、布扬古派人向明朝哭诉，请求出兵讨伐后金。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派人到赫图阿拉，质问努尔哈赤“为何擅自称帝”，得到的答复是：“我乃女真之主，称帝与否，与明何干？”使者看到赫图阿拉城外操练的八旗兵甲胄鲜明，回去后如实禀报，李维翰也只能不了了之。
但努尔哈赤很清楚，平静只是暂时的。他在天命元年的下半年，多次召集贝勒议事，强调“明与叶赫，必为我敌，当早作准备”。他下令加固赫图阿拉城墙，将城外居民迁入城内；又命各旗挑选精锐，进行“围猎式”训练，模拟攻城略地的场景。有一次，他亲自考核士兵射箭，见一个士兵三箭皆中靶心，当即解下自己的貂裘赏赐给他，说：“有此等勇士，何愁叶赫不灭，明廷不破？”
天命元年的冬天，赫图阿拉下了场罕见的大雪，积雪没到马腹。努尔哈赤站在汗宫的高台上，望着白茫茫的原野，对身边的儿子代善说：“这雪下得好，能冻死害虫，明年必是丰年。”代善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八旗兵丁正在雪地里操练，旗帜在风雪中依然醒目。他突然明白，父亲建在后金的，不只是一座城，更是一个要吞掉整个辽东的雄心。
四年后，努尔哈赤将以“七大恨”告天，正式起兵反明；八年后，他迁都辽阳；十一年后，再迁沈阳（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