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四日，紫禁城太和殿的晨钟撞响三十声，回荡在寂静的宫阙间。十八岁的弘历身着麻服，跪在乾清宫雍正帝的灵前，接过庄亲王允禄手中的遗诏，登基为帝，是为乾隆元年。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帝于乾清宫西暖阁召诸王大臣，言“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夜，圆明园御榻前，鄂尔泰、张廷玉等重臣在雍正帝“大渐”之际，奉命从“万几宸翰”处取出另一份同款遗诏。两份遗诏内容完全一致，均写“皇四子弘历，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清高宗实录》卷一）。这种方法，彻底避免了康熙晚年“九子夺嫡”的乱象。
弘历的继位过程是清代最平稳的权力交接。八月二十三日雍正驾崩，二十四日弘历即于灵前继位，二十五日以新君名义颁布第一道谕旨，赦免部分罪犯、安抚宗室，二十六日接受百官朝贺。短短四天，从治丧到理政，水到渠成。张廷玉在《澄怀园语》中感叹：“国朝家法，立储最为精密，世宗此举，实万世法程。”
自雍正五年（1727年）起，弘历便以“皇四子”身份参与政务，批注奏折。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雍亲王手书》中，有雍正帝对弘历奏折的朱批：“汝之言，朕深然之。凡事务必躬亲，勿恃聪敏，勿惮劳苦。”可见其早被当作继承人培养。
康熙晚年也很喜欢这个孙子。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二岁的弘历第一次在圆明园“镂月开云”殿见到祖父康熙帝。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康熙帝“见皇孙聪慧，甚为钟爱”，当即命人将其接入宫中抚养，亲自教读《论语》《尚书》。
这段“皇孙承宠”的经历，成为弘历继位的资本。康熙曾对近侍说：“是孙儿福过于予。”（《啸亭杂录》）更有传言称，康熙帝晚年之所以属意胤禛继位，正是看中弘历的潜质，欲“隔代传位”。虽无确凿证据，但从康熙带弘历围猎时“亲射熊罴，命皇孙试之”（《御香缥缈录》）的刻意培养来看，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
在雍亲王府度过的少年时光，塑造了弘历的政治品格。他师从朱轼、蔡世远等理学大家，既学经史子集，也习骑射武艺。朱轼在《圣祖仁皇帝实录》序中写道：“皇子弘历，日侍讲席，研精义理，旁通世务，盖有得于圣人之教矣。”这种“文武兼修”的教育，为其日后治国奠定了基础。
乾隆帝继位后的首要任务，是在延续雍正新政的基础上缓和矛盾。雍正朝以严苛着称，士绅、宗室多有怨言。乾隆帝即位次日便下谕：“凡皇考办理未竟之事，皆当次第举行；其有稍过者，亦应酌量改正。”（《清高宗实录》卷一）
具体措施包括：释放被圈禁的允禵等宗室，恢复其爵位；减轻“摊丁入亩”在执行中的弊端，允许地方官根据实际调整数目；放缓文字狱的节奏，对吕留良案中未定罪的牵连者“免予究治”。这些举措迅速稳定了人心，正如《清史稿·高宗本纪》所言：“高宗初政，宽大之诏屡下，天下欣欣望治。”
在核心政务上，乾隆帝坚决继承父志。他继续推行“改土归流”，在西南边疆增设流官；强化军机处职能，规定“军机大臣每日晋见，承旨办理”；严惩贪腐，即位当年便查处了山西巡抚诺敏等一批雍正朝遗留的贪官。这种“宽严相济”的策略，既纠正了雍正朝的严苛之弊，又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
对于辅佐重臣，乾隆帝恩威并施。他重用鄂尔泰、张廷玉，加官进爵，称其“为皇考遗臣之冠”；但也敲打二人“勿结党营私”，在谕旨中明确“朕用人行政，一秉至公，从不稍存偏向”。
乾隆帝接手的，是一个经过雍正十三年整顿后日趋强盛的帝国。据《清文献通考》记载，雍正元年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至十三年已增至六千余万两；全国耕地面积从康熙末年的六亿亩，扩展至七亿余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使人口突破一亿四千万。
乾隆帝即位之初，下令免除雍正十二年以前的欠赋，总计白银两百余万两；调拨粮食赈济直隶、山东等地的灾荒；继续修建江浙海塘，加固防洪工程。这些举措既彰显了新君的仁政，也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乾隆将雍正的“密折制度”进一步完善，规定“各省督抚，凡有要事，皆可密折奏闻”，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他组建了自己的亲信班底，如讷亲、傅恒等，逐渐取代雍正旧臣。
乾隆元年（1736年），他又下令编纂《三礼义疏》，强调“以礼治国”，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虽放缓文字狱，但对“谤讪朝政”者仍严惩不贷，元年便查处了传播“雍正帝被刺”言论的江南士子。
乾隆的继位，是清代政治制度成熟的标志。秘密立储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中国古代皇权传承可以走出“嫡长子继承制”的窠臼；而乾隆帝“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则显示出他对前朝经验的吸收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