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一支绵延数十里的皇家仪仗自京师出发，沿运河南下。龙旗招展中，四十岁的乾隆帝端坐于龙舟之上，望着两岸跪迎的百姓，神色威严。这是他第一次南巡，拉开了清代历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帝王出巡序幕。
江南地区自明清易代以来，始终是清廷重视的区域。这里既是财赋重地，“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岁入粮赋占天下三分之一”（《清史稿·食货志》），又是反清思想的温床，明末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下深刻民族创伤，钱谦益、吕留良等文人的遗民情怀从未断绝。康熙帝曾六次南巡，意在“消弭反侧，安定人心”，乾隆帝延续此举，也有几分“超越圣祖、彰显盛世”的考量。
在谕旨中，乾隆帝将南巡目的归结为四点：“察民情吏治，阅河工海防，奠安民生，联络士心。”（《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八十三）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私下对人言：“上（乾隆帝）慕江南风物久矣，常以未睹西湖、太湖为憾。”（《啸亭杂录》卷一）这种个人情怀与政治目的交织，使得南巡既庄重又奢华，既严肃又浪漫。
乾隆南巡的规制，远超历史上任何帝王出巡。每次南巡前一年，清廷便成立“南巡事务处”，由亲王、大学士总领，统筹安排沿途食宿、交通、护卫等事宜。据《南巡盛典》记载，首次南巡动用马六千余匹、船五百余艘、役夫近三万人，沿途搭建行宫三十余座，仅苏州一处的行宫便“费银二十万两，饰以金玉，穷极奢华”。
龙舟是南巡的标志。乾隆帝乘坐的“安福舻”长三十六丈、宽三丈六尺，分上下三层，上层为寝宫与书房，中层为议事厅，下层为侍从居所，“舟身饰以龙凤，帆绘日月，行则两岸列纤夫三千人，鸣锣击鼓，声势震天”（《清稗类钞·巡幸类》）。随行人员包括后妃、皇子、王公大臣、侍卫等近两千人，每日消耗“肉千斤、米百石、果菜数十担”，饮食皆由京师特供，“虽江南鲜品，非上所习者不进”。
沿途百姓需提前数月“清道、净水、设香案”，凡龙舟经过之处，十里内居民均需跪迎，“违者以大不敬论”。为博帝王欢心，地方官竞相献媚：扬州盐商在瘦西湖畔搭建“白塔”，一夜之间用盐堆成，洁白如玉；苏州织造在虎丘造“万松亭”，移栽数千株松树，缀以彩灯，“夜如白昼，松涛与丝竹相和”（《扬州画舫录》卷一）。这种极致铺张，让首次南巡便耗资白银二百余万两，相当于全国半年的财政收入。
南巡期间，乾隆帝并未完全沉溺享乐，而是时刻展现“勤政君主”的形象。每日清晨，他在行宫召见地方官员，“询民生疾苦，察吏治得失”，对政绩突出者予以提拔，对贪腐懈怠者当场斥责。第二次南巡时，江苏巡抚庄有恭因“治水有功，民皆称颂”，被破格擢升为两江总督；而漕运总督瑚宝因“漕粮亏空，欺上瞒下”，则被革职查办，“令其徒步随驾，以示惩戒”（《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九十一）。
河工是南巡的核心政务。黄淮水患长期困扰清廷，乾隆帝每次南巡必亲临堤坝，“登高家堰，勘清口，阅云梯关”，与河道总督讨论治水方案。在清江浦（今江苏淮安），他采纳河臣高斌的建议，“改筑洪泽湖大堤，增建滚水坝”，有效缓解了水患；在浙江海宁，命人加固海塘，“易土为石，增高丈余”，使钱塘江北岸百姓“数十年无水患之虞”（《河防志》卷十二）。这些举措虽耗资巨大，却实实在在惠及民生，为江南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政务之余，乾隆帝的“风雅”无处不在。他酷爱书法，每到一处必题诗留字，南京燕子矶、苏州狮子林、杭州西湖均留下其墨迹，虽“笔力不及圣祖（康熙），然数量远超历代帝王”（《佩文斋书画谱》）。他还广纳江南文人，命纪昀、沈德潜等编纂《南巡盛典》，收录诗文、书画、方志，试图将南巡打造成“文化盛事”。在苏州，他召见沈德潜等诗坛领袖，论诗品文，“赐宴狮子林，命和御制诗”，刻意营造“满汉一家、文治昌明”的氛围。
江南盐商是南巡的最大“赞助商”，也是最大受益者。以扬州盐商为首的商人集团，每次南巡均“捐银百万两以上”，承办行宫、彩棚、游船等事宜。作为回报，乾隆帝特许他们“加引（增加食盐销售额度）、免税”，并赏赐“顶戴花翎”，使盐商们“富可敌国，势倾一方”。扬州盐商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曾一次捐银二百万两，获赐“奉宸苑卿”官衔，其府邸“仿大内规制，园亭之盛，甲于江南”（《扬州画舫录》卷四）。
普通百姓对南巡则感情复杂的多。一方面，帝王出巡带来短暂的“商机”，小贩可售卖食品、杂货，工匠可承接修缮工程，“每处巡幸前后，市面繁华十倍于常”；另一方面，繁重的徭役与摊派让百姓不堪重负。据《苏州府志》记载，为迎接南巡，苏州府“每亩加征银三钱，民有卖儿鬻女以应者”，而官员“借办差为名，勒索财物，民怨沸腾”。这种矛盾在第四次南巡时爆发，江苏如皋县百姓因不堪劳役，“聚众毁彩棚，殴差役”，最终被武力镇压，为首者处斩。
江南士人则在“抗拒”与“迎合”间摇摆。部分遗民后代仍坚守反清立场，如全祖望等人“闻南巡则闭门不出，以书为伴”；但更多士人选择妥协，通过献诗、献画获得功名。沈德潜因“诗才敏捷，善颂圣德”，从江南布衣被擢升为礼部侍郎，成为乾隆帝“文治”的点缀。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使江南士人的反清情绪逐渐消解，至乾隆末年，“明遗民思想几成绝响”（《清代学术概论》）。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七十高龄的乾隆帝完成第六次南巡。此时的他已显老态，却仍坚持“登虎丘，泛西湖”，试图重现早年盛况。但这次南巡已难掩帝国的疲态：国库因连年征战与巡幸而空虚，“户部存银较三十年前减三分之二”；地方官员贪污成风，“办差款项十耗其五”；江南百姓“见龙旗而怨声载道”，与首次南巡时的“夹道欢呼”判若两人。
六次南巡的总耗资，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高达白银两千余万两，若加上地方官员的私征滥派，实际花费远超此数。这笔巨额开支，直接导致乾隆后期财政危机，“乾隆盛世”已经不复存在。军机大臣阿桂曾劝谏：“南巡劳民伤财，恐非盛世所宜，愿皇上以民生为念，暂停巡幸。”乾隆帝虽未斥责，却在谕旨中辩解：“朕南巡为安民生，非为一己之乐，阿桂所奏过矣。”（《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七）
乾隆南巡还造成了官场风气的败坏。为迎合帝王，地方官竞相奢靡，“以办差为能事，以献媚为捷径”，政务逐渐废弛。两江总督高晋在奏折中承认：“近年官员皆以南巡为头等大事，河工、吏治皆置于其次，此风若长，恐误国家。”这种“重面子轻里子”的风气，成为乾隆后期腐败丛生的重要原因。
嘉庆元年（1796年），退位为太上皇的乾隆帝回顾南巡往事，在《御制南巡记》中自我评价：“朕六巡江南，凡水利、民生、吏治、文教，皆有兴革，虽耗费不赀，然功大于过。”这一评价虽有部分实情，但也有报喜不报忧之嫌。
从积极方面看，南巡确实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通过治水、整吏治，江南“岁稔年丰，户口日增”，至乾隆末年，江南人口已占全国三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粮仓”与“财富之源”；通过拉拢士商、弘扬儒学，清廷成功消解了江南的反清情绪，巩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历史学家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认为：“乾隆南巡，虽奢糜，然于巩固江南统治，功不可没。”
从消极方面看，南巡的巨额消耗加速了清王朝的由盛转衰。正如《清史稿》所评：“圣祖（康熙）南巡，俭而有节，意在安民；高宗（乾隆）南巡，奢而无度，意在夸功。”过度的铺张不仅掏空了国库，更助长了腐败与奢靡之风，为嘉庆、道光年间的内忧外患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