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枝江，数百名头裹白布的教徒手持刀矛，呼喊着“官逼民反”的口号冲进县城，捣毁衙署，开仓放粮。这场民变，后来发展成席卷川陕楚三省、撼动清王朝统治根基的白莲教大起义。
白莲教的源头可追溯至南宋初年的“白莲宗”，本为佛教净土宗分支，因倡导“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救世思想，在底层民众中颇具号召力。元代以后，它逐渐与明教、道教等融合，成为反抗官府的秘密组织，“每遇荒年，民多相从”（《明史·韩林儿传》）。
清代前期，白莲教虽屡遭禁绝，却在民间潜滋暗长。乾隆年间，其支派遍布川陕楚豫，尤以川陕楚三省交界的大巴山区最为活跃。这片区域山林密布，土地贫瘠，聚集了大量从各省流亡而来的流民——他们或因土地被兼并，或因灾荒逃难，“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七十三）。这些流民无地可种，无籍可入，只能靠开垦荒山、受雇为佃农为生，却还要承受官府的苛捐杂税与地主的盘剥。
白莲教恰恰为这些苦难者提供了精神寄托与互助网络。教首们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核心教义，宣称入教可“消灾避祸”“共享太平”，并通过“吃斋、念经、互助”凝聚人心。教内实行“男女平等”“财货共通”，教徒之间“穿衣吃饭，不分彼此”（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这对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流民而言，不啻为绝境中的希望。
乾隆后期，教首们开始暗中积蓄力量。湖北襄阳的齐林、姚之富，四川达州的徐天德，陕西兴安的冯得仕等，各自发展教徒，打造兵器，约定“弥勒佛转世，当辅牛八（‘朱’字隐语，暗指反清复明）”。他们的活动虽隐秘，却已如干柴遍布，只待一星火种。
白莲教起义的爆发，直接导火索是清廷的“教匪清查”。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荆州知府于成龙（与康熙朝名臣同名）查获当地白莲教活动，上奏朝廷。乾隆帝晚年好大喜功，视民间教门为心腹大患，当即下令“严密查拿，勿使滋蔓”。
然而，地方官吏借“查教”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州县吏役，乘查拿教匪，肆行掳掠，良民稍有赀财者，莫不遭其荼毒”（魏源《圣武记》）。在湖北襄阳，官员宣称“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百姓若不缴纳“赎罪银”，便被指为教匪，轻则鞭笞，重则斩首。有记载称，某县官吏“将无辜百姓数千人指为教匪，尽行屠戮，家产抄没”（《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这种“官逼民反”的局面，让白莲教的号召愈发有力。齐林之妻王聪儿（后成为起义军核心领袖）曾痛斥：“吾辈本无反意，奈官吏步步紧逼，不反亦死，反亦死，不如拼死以求一线生机！”嘉庆元年正月，齐林因密谋起义事泄被杀，王聪儿遂与姚之富在襄阳黄龙珰（dāng）举事，“旬日之间，聚众数万”，白莲教起义正式爆发。
王聪儿起义后，川陕楚各地教徒纷纷响应，形成燎原之势。湖北境内，张正谟在长阳起义，林之华在来凤举事；四川境内，徐天德在达州起义，冷天禄在东乡（今宣汉）响应；陕西境内，冯得仕在安康起义，龙绍周在紫阳起事。各路义军以布为号，故称“白号军”“蓝号军”“黄号军”等，彼此呼应，声势浩大。
起义军初期采取流动作战策略，利用大巴山区的险峻地形与清军周旋。他们“忽分忽合，忽南忽北”，时而奇袭州县，时而潜伏山林。王聪儿与姚之富率领的襄阳义军最为精锐，曾转战湖北、河南、陕西三省，“日行数百里，清军疲于奔命”。嘉庆二年（1797年），他们一度逼近西安，吓得清廷急调京营八旗驰援。
义军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流民，也有破产手工业者、矿工，甚至部分被裁汰的绿营兵。他们提出“兴汉灭满”“杀官放粮”的口号，每到一地，便“焚署劫狱，开仓济贫”，得到底层民众广泛支持。据记载，陕西某县义军“所过之处，百姓壶浆以迎，青年多从军者”（《秦疆治略》）。
面对起义浪潮，清廷起初并不重视，认为“乌合之众，不难扑灭”。乾隆帝虽已禅位为太上皇，仍掌控实权，命陕甘总督宜绵、湖广总督毕沅等率军镇压。但清军此时早已腐朽不堪：八旗兵“耽于安逸，疏于训练”，绿营兵“克扣军饷，畏战避战”，将领多“虚报战功，克扣粮饷”。
清军的镇压手段极为残酷，“大兵所至，烧杀掳掠，与贼无异”（《清史稿·额勒登保传》）。在四川，某将领竟下令“不分良莠，一概屠戮”，导致“民皆怨愤，反助贼势”。这种“以杀止乱”的策略，反而将更多百姓推向起义军阵营。
嘉庆帝亲政后（1799年，乾隆去世），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撤换主帅，以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统一指挥各路清军，并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在川陕楚边境修筑堡垒，将百姓强行迁入，断绝义军补给；同时悬赏捉拿义军首领，瓦解其内部。这一政策虽有成效，却也造成“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惨状，进一步加深了清廷的统治危机。
白莲教起义的高潮在嘉庆三年（1798年）后逐渐消退。这年三月，王聪儿、姚之富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围困，突围无望后跳崖自尽，年仅二十二岁。此后，徐天德、冷天禄等首领也相继战死，义军余部在川陕山区坚持游击战，直至嘉庆九年（1804年）才被彻底镇压。
这场历时九年的起义，给清王朝带来沉重打击：清军损失近十万人，耗费军饷超过二亿两白银（相当于清廷五年财政收入），“国库存银为之一空”。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康乾盛世”的虚假繁荣，暴露了清廷吏治腐败、军备废弛、民生凋敝的深层危机，成为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魏源在《圣武记》中评价：“白莲教之役，川陕楚之民死者数百万，清廷元气大伤，此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不可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