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年仅19岁的同治帝载淳在养心殿驾崩。这位自6岁继位、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皇帝，亲政仅两年便猝然离世，且无子嗣，给清廷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关于同治帝的死因，民间历来众说纷纭，有“天花”“梅毒”等多种传言。但据《清穆宗实录》记载，其病症始于“天花”：“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上（载淳）遘（gou，遭遇）天花之喜，命内外臣工斋醮祈祷。”宫廷档案《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从发病到去世的37天病程，包括脉案、用药情况，可见官方认定为天花。不过，同治帝亲政后与慈禧因权力产生矛盾，常微服出宫，《翁同龢日记》曾隐晦提及“上近日颇不检”，或许加剧了病情。
皇帝驾崩当日，慈禧便在养心殿西暖阁召集御前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择选新君。按清朝“父死子继”的祖制，应从同治帝下一辈（“溥”字辈）中择一人过继为子，继承皇位。当时“溥”字辈已有合适人选，如道光帝长子奕纬之孙溥伦，辈分、年龄皆合礼法。然而，若立“溥”字辈，慈禧将成为“太皇太后”，按祖制需退居后宫，无法再干预朝政——这是她绝不能接受的。
会议一开始，慈禧便打断众臣议论，直言：“溥字辈无当立者。文宗（咸丰帝）未有次子，今遭此变，须择一近支宗室为文宗嗣，兼祧（继承两家宗祧）穆宗（同治帝），方可名正言顺。”（《光绪朝东华录》）这番话直接否定了“父死子继”，转而主张“兄终弟及”，且要过继给咸丰帝，而非同治帝，其用心昭然若揭：因为唯只有如此，她才能以“皇太后”身份继续垂帘。
慈禧心中早有合适人选——醇亲王奕譞（xuān）的次子载湉。此人有三重身份：其一，他是咸丰帝的侄子（奕譞为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异母弟），过继给咸丰帝后，可合法继承皇位；其二，他是同治帝的堂弟，符合“兼祧”的宗法要求；其三，他的生母叶赫那拉·婉贞，是慈禧的亲妹妹。这种双重血缘关系，让载湉成为慈禧眼中最易控制的“棋子”。
当时载湉年仅4岁，与同治帝继位时年龄相仿，这意味着慈禧至少能再掌政十年以上。更关键的是，奕譞性格懦弱，与慈禧关系密切（其福晋为慈禧胞妹），绝不会像恭亲王奕欣那样构成威胁。《剑桥中国晚清史》曾分析：“选择载湉，是慈禧长期掌权策略的核心一步，她需要一个年幼、听话且血缘亲近的君主。”
御前会议上，当慈禧提出立载湉时，在场的恭亲王奕欣、惇亲王奕誴等虽有异议，却不敢公开反对。奕誴曾试探性地说：“立长则顺，载湉年幼，恐难理政。”慈禧立刻厉色回应：“我朝圣圣相承，岂无幼主继统之例？道光爷（旻宁）继位时亦年幼，不照样开创盛世？”（《清代起居注册》）奕欣深知慈禧权势已固，只能低头附和：“太后圣明，臣无异议。”
军机大臣文祥道：“若立载湉，须明诏天下，言其兼祧两宫（咸丰、同治），以安人心。”慈禧顺水推舟：“此乃自然。”就这样，载湉的继位被确定。消息传出，朝野虽有私下议论，却无人敢公开质疑——经过辛酉政变、同治亲政的权力洗牌，慈禧早已清除了大部分反对势力。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的继位大典，是清朝历史上最特殊的仪式之一。按礼制，新帝应从乾清宫正门入宫，而载湉却从神武门被抬入，因他是“过继之子”，需先到咸丰帝灵前叩拜，再到同治帝灵前行礼，最后才登太和殿受贺。
《翁同龢日记》详细记录了当日情景：“卯正，上（载湉）乘轿至乾清宫，诣文宗显皇帝（咸丰）神位前行礼，哭失声。复至穆宗毅皇帝（同治）神位前，哀恸不已。巳时，登太和殿，礼官赞礼，上战栗不能言，太后在帘内谕‘免拜’，众臣始三跪九叩。”一个4岁的孩子，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中，全程被当作傀儡摆弄，其恐惧与无助，恰是晚清皇权异化的结果。
大典后，清廷颁布诏书，明确载湉“入承大统，为文宗显皇帝嗣，兼承穆宗毅皇帝之祧”，既解决了宗法问题，又为慈禧垂帘提供了法理依据。诏书特别强调：“现在皇帝冲龄，未能亲政，着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垂帘听政，所有应行礼仪，着钦天监选择吉期，具奏举行。”（《清德宗实录》）
此时的慈安太后已无心政事，对慈禧几乎言听计从。两宫垂帘的实际运作中，“凡召见、批折、用人，皆决于慈禧”（《清稗类钞·宫闱类》）。为巩固权力，慈禧迅速调整军机处：将奕欣的权力进一步架空，提拔听话的醇亲王奕譞、协办大学士沈桂芬等人，形成“太后主导、亲贵辅弼”的新格局。
按清廷惯例，皇帝16岁即可亲政。但载湉长至10岁时，慈禧仍无归政之意。光绪六年（1880年），御史吴可读以“尸谏”方式抗议：“今皇上（载湉）既承继文宗，若不早定储位，将来必有争位之祸。臣愿以死谏，请明诏将来大统仍归穆宗嗣子。”（《吴可读奏疏》）吴可读的自杀，直指载湉继位的宗法漏洞，也间接要求慈禧归政。
慈禧虽震怒，却不得不做出回应，颁布懿旨：“吴可读所请，意在防患，其心可悯。将来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昭示天下，俾世世遵守。”（《光绪朝东华录》）这道懿旨暂时平息了舆论，却未提及亲政时间。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载湉已16岁，慈禧才“被迫”宣布次年归政，却同时安排“训政”——即亲政后仍由她“审阅奏章、裁决大事”，实则继续掌权。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载湉举行亲政大典，但权力核心仍在慈禧手中。据《光绪朝起居注》记载，亲政后的载湉每日需向慈禧“请安”，所有奏折需先送慈禧批阅，再由皇帝朱批；重要官员任免、军事决策，皆需“请旨于太后”。这种状态，让年轻的光绪帝充满压抑。他曾写道：“朕虽有帝位，事事不能自主，如坐针毡。”（《光绪帝密录》）
慈禧为进一步控制光绪，还在其婚姻上做文章。光绪十五年（1888年），她强行指定自己的侄女叶赫那拉·静芬为皇后（即隆裕皇后），同时选入珍妃、瑾妃。这场政治婚姻让光绪对慈禧更加不满，帝后矛盾逐渐激化。
载湉继位与慈禧再度掌权，看似延续了清廷的稳定，实则加剧了统治危机。从短期看，慈禧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继续推进洋务运动，维持了“同光中兴”的表象——光绪年间，北洋水师建成，电报、铁路等近代设施逐渐推广，国力看似有所回升。
但从长远看，这种“幼主政治”暴露了清朝宗法制度与皇权运作的矛盾。为个人权力而打破“父死子继”的祖制，选择年幼君主，虽能暂时巩固统治，却导致皇权失去权威，朝臣只知有太后，不知有皇帝。《清史稿·德宗本纪》评价：“帝冲龄嗣服，母后垂帘。甲午一役，丧权辱国，维新变法，复遭扼杀。盖帝之不幸，亦国之不幸也。”
更严重的是，慈禧的权力巩固术培养了一批依附于她的保守派官僚，如荣禄、刚毅等，他们后来成为维新变法的主要阻力。而光绪帝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形成了敏感、急躁的性格，导致其在戊戌变法中急于求成，最终被慈禧彻底软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