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天地初分，日月轮转，山川成形，万物渐生。然此时的宇宙，虽有物质之形，却尚无统摄之序——星辰运行无章可循，寒暑交替难以预判，草木枯荣若隐若现，人类在广袤天地间，如同置身于无规可循的混沌之中，茫然于自身与万物的关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伏羲应运而生，以观象悟道之举，创八卦符号体系，完成了从自然混沌到人文秩序的关键跃升，为华夏文明奠定了“天人对应”的认知根基。
伏羲画卦的传说，在《周易·系辞》中有明确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对天象的观测，是系统性的体察。他居于陈地（今河南淮阳），常于雷泽之畔静观苍穹：北斗七星如帝车般周期性轮转，苍龙、白虎等星宿随四季更迭隐现于天际，太阳东升西落划出恒定轨迹，月亮圆缺与潮汐涨落形成微妙呼应。这些看似零散的天文现象，在他眼中逐渐凝结为“气”的运动——阳气轻清而上浮为天，阴气重浊而下沉为地，阴阳二气的消长聚散，正是天地运行的核心动力。
转向地面，他观察山川走势如脉络贯通，河流蜿蜒似血脉流转，草木春生秋枯遵循着不可违逆的时序。这些具象的差异，在他心中升华为对“同与异”的抽象认知。而“近取诸身”的观照，则让他发现人体自身的阴阳对立——男刚女柔、昼动夜静，恰与天地阴阳形成奇妙的呼应。
这种观察，最终凝结为最简洁的符号系统。伏羲以“—”象征阳爻，代表天空、男性、刚健、白昼，其形源于太阳运行的直线轨迹；以“- -”象征阴爻，代表大地、女性、柔顺、黑夜，其形仿自月亮盈亏的弧形残影。三爻相叠，生成八卦：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
八卦的诞生常与“河图洛书”相联系。《尚书·顾命》载“河图在东序”，后世传说伏羲时黄河出龙马，背负“河图”；大禹时洛水出神龟，背负“洛书”，而八卦正是对这些神秘图式的破译。尽管河图洛书的具体形制在后世不断演化，但其核心意涵始终未变：宇宙规律并非不可捉摸的混沌，而是可以通过符号化的“图式”被人类认知。这种“以象载道”的思维，成为华夏文化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
在伏羲创造的八卦体系中，“乾”与“坤”构成了整个系统的核心，正如《周易·系辞》所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卦三爻皆阳，象征宇宙的创始力量，如太阳般散发光热与动能，主导“始生”；坤卦三爻皆阴，代表物质的承载与孕育，如大地般接纳万物并使其成长，主导“成形”。
从自然维度看，乾坤的对立统一解释了万物生成的原理。阳气上升、阴气下沉，二气相交而生“变”——春日阳气渐盛，大地解冻，草木萌发，正是乾阳与坤阴相互作用的具象；秋日阴气渐增，万物收敛，果实成熟，则是坤阴吸纳乾阳能量的结果。八卦中其余六卦，实则是乾坤二气在不同阶段的呈现：震为雷，是阳气在地下积蓄后的爆发；巽为风，是阴气在天空流动的形态；坎为水，象征阴气凝聚成的液态；离为火，代表阳气燃烧的状态；艮为山，是阳气停滞的坚硬；兑为泽，是阴气汇聚的柔润。这八种状态循环往复，构成了四季更迭、昼夜交替的自然节律，先民通过观察卦象的变化，便能预判天时流转——乾卦当令则盛夏至，坤卦主导则寒冬临，震卦显现则春雷动。
从人文角度看，乾坤的设定奠定了“天人同构”的伦理基础。乾卦的“元亨利贞”被阐释为君子应具备的四种德行：元始（开创）、亨通（通达）、有利（适宜）、贞固（坚守）；坤卦的“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则隐喻着“顺承天道”的处世智慧。这种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维，使八卦超越了单纯的自然观测工具，成为指导人类行为的准则。
《周易》中八卦的排列暗含数理规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组数字既对应八卦生成的顺序，又与天文历法中的“八方”“八节”相呼应。汉代以后，八卦与“九宫”结合，形成更精密的宇宙模型——九宫格中，坎一居北，离九居南，震三居东，兑七居西，乾六、坤二、巽四、艮八分居四隅，中宫为五，恰与北斗七星的运行轨迹及九州方位相对应。这种“数象合一”的体系，使八卦既能指导农耕（如依卦象判断播种时机），又能规划城邑（如按方位卦象确定建筑朝向），真正实现了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的转化。
对于以农耕为生的先民而言，八卦的价值不仅在于对宇宙规律的解读，更在于其能转化为指导生产生活的实用知识。
八卦与历法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对“年”的划分上。传说伏羲根据八卦的循环规律，将一年分为八个节气，称为“八节”：立春（艮卦）、春分（震卦）、立夏（巽卦）、夏至（离卦）、立秋（坤卦）、秋分（兑卦）、立冬（乾卦）、冬至（坎卦）。春分时节震卦当令，雷动万物生，恰是播种的最佳时机；夏至离卦主导，阳气最盛，作物进入生长旺季；冬至坎卦当令，阴气最盛，万物蛰伏，先民则“休养生息”。后世在此基础上细化出二十四节气，但其核心逻辑仍延续着八卦的阴阳消长的原理。
八卦对方位体系的建构同样影响深远。早期神话中，方位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神性的体现——东方属木主生，南方属火主长，西方属金主杀，北方属水主藏，中央属土主化。这种“五方”观念与八卦结合，形成更细致的“八方”空间观：乾为西北，坤为西南，震为东，巽为东南，坎为北，离为南，艮为东北，兑为西。《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墟”作为“天帝下都”，其四方八隅的布局完全依照八卦方位：东方有扶桑神树（对应震卦），西方有若木神树（对应兑卦），北方有烛龙衔烛（对应坎卦），南方有炎火之山（对应离卦），使宇宙圣地成为八卦体系的具象化象征。
在民间生活中，八卦的方位知识渗透到建筑、丧葬等方方面面。陕西半坡遗址的仰韶文化村落，房屋多朝向正南（离卦），既便于采光取暖，又符合“向明而治”的卦理；河南安阳殷墟的墓葬，墓道方向多与八卦方位一致，贵族墓道朝东（震卦）象征“阳气回升”，平民墓道朝北（坎卦）寓意“回归大地”。
伏羲从部落首领升格为“人文始祖”，其神性的塑造与八卦符号的传播密不可分。早期神话中，伏羲与女娲常以“兄妹”“夫妻”形象并存，《风俗通义》载“伏羲、女娲，兄妹也，人面蛇身，共为夫妻”，这种“蛇身人面”的图腾特征，暗示他们可能是上古蛇图腾部落的联盟首领。但随着八卦体系成为华夏文化的核心符号，伏羲的身份逐渐超越部落神，成为整个民族的文化源头象征。
这种升格的关键在于“德”的赋予。《周易》称伏羲“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处的“德”并非后世的道德伦理，而是“顺应并阐释宇宙规律的能力”。传说伏羲不仅创八卦，还发明了渔网（“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音律（“作三十五弦之瑟”）、文字雏形（“画八卦为文字之祖”），这些发明均被视为“观象制器”的成果。
汉代以后，伏羲被纳入“三皇”体系，《白虎通义》将其列为三皇之首，称其“仰观俯察，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明确其“文明开创者”的地位。道教兴起后，伏羲又被纳入神仙谱系，成为“先天八卦祖师”，与后天八卦的创作者周文王并称，其形象也从人首蛇身的图腾神，逐渐演变为手持蓍草、神情睿智的老者。
伏羲画卦的神话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核心在于其提供了一套“共同的符号语言”。无论地域、族群差异，八卦的阴阳逻辑、天人观念都能被广泛认同：北方游牧民族以八卦占卜吉凶，南方农耕民族以八卦指导农事，中原王朝以八卦制定礼仪。考古发现印证了这种认同——从甘肃大地湾遗址彩陶上的卦象符号，到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易》帛书，再到明清故宫的建筑布局，八卦体系如同一条隐形线索，串联起不同时代、地域的文化，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