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士良（约781年—844年），字匡美，循州兴宁（今广东兴宁）人，是唐朝中后期极具影响力的宦官。他历经唐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朝，曾拥立穆宗、文宗、武宗三位皇帝，官至骠骑大将军、楚国公。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仇士良从循州辗转来到长安。他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听人说入宫做宦官可以吃饱穿暖，便不顾路途遥远，长安前来。这一年的大唐，正处在一场宫廷变革的余波中：顺宗李诵即位后推行“永贞革新”，试图削弱宦官与藩镇势力，但八个月便宣告失败。顺宗被迫传位给太子李纯（即宪宗），革新派大臣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或贬或逐，宦官群体则借势巩固了在朝中的地位。
刚入宫的仇士良，因出身低贱，没有背景，被分配到东宫做最底层的杂役。
一次，宪宗（时为太子）深夜研读《贞观政要》，负责掌灯的宦官不慎打翻灯油。仇士良恰好当值，见状取来新的灯盏与灯油，轻手轻脚地换上，全程未发一言。宪宗看在眼里，事后问起他的名字，仇士良恭顺回答：“奴才名叫仇士良。”这件事让宪宗对他印象很好，便将仇士良调至掖庭局，任掖庭局令，负责管理后宫宫女名册与日常用度。
在掖庭局令任上，仇士良做事极为细致：他将每位嫔妃的喜好、忌讳一一记在纸上；宫女犯错，他从不厉声斥责，而是帮着找补救之法。两年之中，后宫上下几乎没人说他的坏话，宪宗宠爱的郭贵妃对人说：“仇令做事稳妥，让人放心。”
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宪宗下诏讨伐。唐军与淮西叛军在蔡州一带对峙，军报往来频繁，却常因藩镇眼线拦截而延误战机。宦官王守澄时任监军，向宪宗举荐仇士良：“仇士良行事谨慎，可派他负责传递军报。”宪宗准奏，命仇士良即刻前往淮西前线。
从长安到淮西，需经过叛军控制的区域，风险很高。仇士良出发前，将军报缝在贴身的衣料里，换上粗布衣衫，伪装成贩卖茶叶的商人。行至颍州境内时，他遇到叛军的巡逻队，对方见他行囊单薄，便搜身盘问。仇士良故意装作慌乱，将随身携带的碎银扔在地上，趁巡逻队争抢时，拔腿就跑，最终躲进一处废弃的破庙，直到深夜才敢出来。
抵达淮西唐军大营后，仇士良未作休息，立刻将军报交给主帅李光颜。李光颜见他衣衫破损、脸上带着划伤，感叹道：“若军报延误，我军恐遭大败，你立了大功。”此后半年，仇士良往返于长安与淮西之间，每次都能避开叛军的搜捕，准时传递消息。
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军平定淮西之乱，宪宗论功行赏，将仇士良升为内侍省丞，正式进入宦官高层。也是在这一时期，仇士良与王守澄的交集增多——王守澄因监军有功，已是宪宗身边的红人，王守澄欣赏仇士良的能力，仇士良则看清王守澄在宦官群体中的号召力，将其视为可依附的对象。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宪宗突然驾崩于大明宫中和殿，死因成谜（《资治通鉴》记载“宦官陈弘志等弑宪宗”）。王守澄迅速联合部分宦官，封锁消息，拥立太子李恒（穆宗）即位。此时的仇士良任内侍省丞，手握部分宫廷守卫权，却选择保持中立——他既未参与王守澄的拥立行动，也没有进行破坏，只是下令手下宦官“严守宫门，不许任何人擅自出入”，稳定了宫廷秩序。
穆宗即位后，对王守澄极为信任，任其为骠骑大将军，而仇士良因“护宫有功”，被升为左监门卫将军。穆宗生性贪玩，登基后沉迷于蹴鞠、击球，甚至常常因玩乐而荒废早朝。宦官们为讨穆宗欢心，纷纷陪他游玩，唯有仇士良始终保持分寸：穆宗击球时，他负责安排护卫；有时穆宗玩到深夜，他会轻声提醒：“陛下明日需临朝，若太过劳累，大臣们恐会担忧。”
一次，穆宗与宦官们蹴鞠，因一方输球而发怒，要责罚输球的宦官。仇士良上前劝道：“陛下玩乐本是消遣，若因输赢责罚，反而失了乐趣，不如下次再比。”穆宗听后消了气，此后对仇士良梗多了几分欣赏，甚至允许他参与讨论一些宫廷事务。
长庆四年（824年），穆宗因长期沉迷酒色，病逝于寝殿，太子李湛（敬宗）即位。敬宗比穆宗更甚，不仅贪玩，且性情暴虐：他喜好“打夜狐”（深夜在宫中捕猎狐狸），若宦官陪他捕猎时稍有不合其心意，便会被杖责；有时玩到兴起，还会命宦官互相斗殴，以此取乐。宫中宦官多有不满。
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宦官刘克明因多次被敬宗责罚，心怀怨恨，联合苏佐明等人，趁敬宗打夜狐后醉酒，将其杀害于寝殿，随后伪造遗诏，拥立绛王李悟（穆宗之弟）即位。消息传出，宫廷大乱，王守澄得知后，立刻派人联络仇士良：“刘克明弑君作乱，若不除之，我辈恐无活路。”
仇士良深知此事关乎生死，当即点头同意。他迅速调集自己掌控的禁军，与王守澄的兵力汇合，趁夜突袭皇宫。刘克明等人猝不及防，很快被击溃，刘克明投井自杀，绛王李悟被斩杀于宫中。乱局平定后，仇士良与王守澄共同拥立穆宗次子李昂（文宗）即位。此事过后，仇士良彻底跻身宦官权力核心，被任命为左神策军中尉，与王守澄（右神策军中尉）共同掌控了大唐最精锐的神策军。
文宗即位初期，对仇士良、王守澄极为感激，不仅加官进爵，还允许他们参与朝政。但随着时间推移，文宗渐渐发现，自己不过是宦官手中的傀儡：朝政由王守澄把持，官员任免需经他同意；神策军由仇士良掌控，宫廷守卫全凭其调度；甚至自己的日常活动，都会被宦官上报给仇、王二人。文宗不甘心做傀儡，开始暗中寻找能帮助自己摆脱宦官控制的大臣。
太和四年（830年），文宗提拔宋申锡为宰相，秘密命他策划除掉王守澄、仇士良。宋申锡暗中联络朝臣，试图组建反宦官联盟，却因行事不密，被王守澄的亲信察觉。仇士良得知后，立刻与王守澄商议对策——他们深知文宗猜忌心重，便决定从“谋逆”入手，诬告宋申锡“欲立漳王李凑（文宗之弟）为帝”。
太和五年（831年）二月，王守澄、仇士良带着伪造的“证据”（宋申锡与漳王的“往来书信”）面见文宗，声泪俱下地说：“宋申锡勾结漳王，意图谋反，陛下若不早做处置，恐有不测。”文宗本就对漳王的声望有所忌惮，见状信以为真，下令将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其亲信或杀或贬。这场未及实施的“除宦计划”，以大臣惨败告终。
宋申锡案后，文宗并未放弃除宦的想法。太和八年（834年），他联合了翰林学士李训与户部侍郎郑注：李训能言善辩，深谙权术；郑注精通医术，曾为文宗治病，深得信任。两人都对宦官专权不满，很快成为文宗的“心腹”。他们向文宗建议：“王守澄权势最大，仇士良虽与他共事，却早有嫌隙，可利用二人矛盾，先除王守澄，再图仇士良。”
文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太和九年（835年），文宗先升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同时削夺王守澄的“知枢密事”之职，将其调任“左卫上将军”——看似升职，实则剥夺了实权。仇士良明白文宗的意图，却并未推辞，他早已不满王守澄的独断专行，如今有皇帝的诏令，正好借机取代对方。
同年十月，文宗赐给王守澄一杯毒酒，迫其自尽。王守澄死后，仇士良成了宦官集团的新首领，可他也清楚，文宗的最终目标是所有专权宦官，自己不过是下一个“王守澄”。他暗地里命人日夜监视李训、郑注的动向。
李训、郑注见王守澄已除，便加快了除掉仇士良的步伐，制定了“甘露之变”的计划：先谎称左金吾卫衙门的庭院里降下“甘露”（祥瑞之兆），请文宗带领仇士良等宦官前往查看，再埋伏士兵将其诛杀。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计划正式实施。
当天清晨，文宗驾临紫宸殿，李训奏报：“左金吾卫庭中降甘露，是上天佑我大唐，请陛下前往观之。”文宗故作惊喜，命仇士良率宦官前往验证。仇士良带着十几名宦官来到左金吾卫衙门，刚走进庭院，便察觉异常：庭院里的“杂役”虽穿着粗布衣服，却个个身形健壮，不像普通杂役，更像行伍出身的士兵。
恰在此时，一阵风吹过，掀起了庭院里遮挡的幕布——幕布后，埋伏的士兵手持刀枪，赫然暴露。仇士良瞬间明白过来，大喊“有诈！”，转身便往外跑。守门的士兵想阻拦，却被仇士良身边的宦官推开，一行人连滚带爬地逃回紫宸殿。
回到殿中，仇士良一把抓住文宗的龙袍，将他拽到自己身边，厉声喊道：“陛下快走！李训谋反！”不等文宗辩解，便命宦官抬着文宗的御辇，往内宫方向狂奔。李训见计划败露，立刻命埋伏的士兵冲出，与宦官展开厮杀——紫宸殿前，刀剑碰撞声、喊杀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鲜血染红了台阶与栏杆。
仇士良一边护着文宗往内宫退，一边命人火速调集神策军入宫平叛。神策军士兵接到命令后，如狼似虎地冲进皇宫各衙门，按照“凡非宦官者，一律诛杀”的指令，对官员、侍卫、杂役展开屠杀。宰相王涯正在政事堂办公，被神策军士兵拖出，押至仇士良面前，未及辩解便被斩首；宰相贾餗、舒元舆，以及李训的亲信大臣，也先后被杀。
当天，长安城内血流成河，遇难的朝臣、士兵、平民多达数千人，史称“甘露之变”。经此一役，文宗彻底沦为傀儡，仇士良则完全掌控朝政——他不仅总揽神策军，还能随意任免官员，甚至可以当面斥责文宗。一次，仇士良因小事不满，当着大臣的面质问文宗：“陛下为何偏袒李训？难道忘了紫宸殿的事吗？”文宗吓得浑身发抖，竟无言以对。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病重，临终前想立太子李成美为帝。仇士良却假传圣旨，废黜李成美，拥立穆宗第五子李炎（武宗）即位。武宗即位和，封仇士良为楚国公，允许他入朝不拜。
但武宗与文宗不同，他性情刚毅，且重用宰相李德裕——李德裕是坚定的“反宦”派，多次向武宗建议削弱宦官权力。武宗渐渐采纳李德裕的意见，开始一步步收回仇士良的权力：先将神策军中仇士良的亲信调往外地，再任命自己的亲信为神策军副将，逐步掌控军权；朝堂上，武宗则支持李德裕整顿吏治，减少宦官对朝政的干预。
仇士良察觉到武宗的意图，曾试图反击——他暗中散布谣言，说李德裕“勾结藩镇，意图谋反”，却被武宗当众驳斥；他又想借祭祀之机，调动神策军施压，也被武宗以“无需劳烦神策军”为由拒绝。几次尝试均告失败后，仇士良明白，自己的权力已摇摇欲坠。
会昌三年（843年），仇士良主动向武宗请求退休。武宗顺水推舟，准其退休，并赐给他大量金银珠宝。退休前，仇士良召集宦官们前来告别，传授自己的“为官之道”：“天子不可令其闲暇，闲暇则必读书，读书则必近儒生，近儒生则必纳谏，纳谏则必疏斥宦官——此乃我辈大忌。汝等需常以奢靡之物惑天子，令其沉迷玩乐，无暇他顾，如此我辈才能长久富贵。”这番话，道尽了晚唐宦官专权的核心逻辑。
退休后的仇士良，回到长安的私宅中养老。他的私宅规模宏大，仅仆人就有数百人，家中收藏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不计其数。但好景不长，会昌四年（844年），仇士良病逝，享年六十四岁，武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
然而，就在他死后不久，武宗接到举报，说仇士良家中私藏了大量兵器。武宗命人前去查抄，果然在其宅中搜出“兵仗数千件”——按照唐朝律法，宦官私藏兵器属谋逆大罪。武宗大怒，下令剥夺仇士良的所有官爵，抄没其家产，甚至差点下令掘其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