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春秋末期鲁国曲阜人，生卒年月无确切史料记载，据《史记》《汉书》等文献推断，大致生活在公元前556年至公元前451年之间，与孔子处于同一时代且稍晚。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曾任鲁国太史，以编纂《左传》（《左氏春秋》）和《国语》两部经典史籍闻名于世。他以“信史”为准则，用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春秋时期的风云变幻，其着作不仅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更开创了中国叙事史学的先河，被后世尊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
左丘明出身于鲁国的贵族，其家族世代担任鲁国的太史一职，负责记录国家大事、整理历史文献、掌管天文历法。长辈们常带他出入鲁国的藏书府，那里存放着从西周以来的竹简档案，左丘明常常在其中流连忘返，亲手翻阅那些记载着历史兴衰的简牍，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
青年时期的左丘明，为了开阔眼界、丰富学识，曾游历各国。他先后前往齐国、晋国、楚国等诸侯国，考察当地的历史遗迹、风土人情，收集各国的历史传说与文献资料。
这段游学经历，让左丘明不仅掌握了各国的历史史实，更深刻体会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他看到诸侯们不再遵守周礼，为了争夺土地与人口相互攻伐，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秩序混乱。这种现实冲击，让他萌生了用史学记录历史、警示后人的想法。
左丘明与孔子的交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两人同为鲁国人，年龄相差约二十岁，都致力于传承传统文化。《论语·公冶长》中记载了孔子对左丘明的评价：“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句话的白话解释是：花言巧语、面目伪善、过分恭敬的行为，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我（孔子）也认为是可耻的；心里藏着对别人的怨恨，表面上却和他做朋友，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我也认为是可耻的。
这段记载生动地展现了左丘明与孔子在道德观念上的高度一致。两人常常一起探讨历史与礼仪，孔子编纂《春秋》时，曾多次向左丘明请教鲁国的历史细节，左丘明则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档案资料提供给孔子。孔子对左丘明的学识与品格极为推崇，而左丘明也十分敬佩孔子的思想，认为孔子的《春秋》虽然言辞简略，却蕴含着“褒善贬恶”的微言大义。
公元前481年，孔子完成了《春秋》的编纂。这部史书以鲁国为中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共二百四十二年。《春秋》的语言极为简练，往往用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来记录一件大事，被称为“微言大义”，但也正因如此，很多历史细节被省略，后人难以理解其中的深意。
正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句话的白话解释是：鲁国的君子左丘明担心孔子的弟子们对《春秋》的理解出现偏差，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解读，从而失去《春秋》的本意，因此他依据孔子编纂的《春秋》，详细阐述其中的历史事件，写成了《左氏春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左传》。
左丘明编纂《左传》时，充分利用了鲁国的宫廷档案、各国史书以及自己游学收集的资料，对《春秋》中的每一条记载都进行了详细的补充与解读。例如，《春秋》中仅用“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记录了郑国的一场内乱，而《左传》则用了近千字的篇幅，详细叙述了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之间的矛盾由来、发展过程以及最终的结局，生动地展现了郑庄公的隐忍与谋略，共叔段的骄纵与贪婪，以及武姜的偏心与后悔。
在编写《左传》的过程中，左丘明展现出了高超的叙事技巧。他擅长通过具体的人物对话、动作和心理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让历史人物变得有血有肉。比如“曹刿论战”的故事，《左传》中详细记录了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通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等经典言论，展现了曹刿的深谋远虑与鲁庄公的虚心纳谏。这个故事不仅是一段精彩的历史记录，更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流传千古。
完成《左传》的编纂后，左丘明发现《左传》主要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历史事件，侧重于叙事，而对于各国诸侯、卿大夫的言论记载不够系统。于是，他又开始着手编写《国语》。《汉书·艺文志》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
《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共二十一篇，记载了从西周穆王时期到春秋末年约五百年的历史。与《左传》的“编年叙事”不同，《国语》以“分国记言”为特点，主要记录各国诸侯、卿大夫的言论，通过这些言论来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历史事件。
左丘明在《国语》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很多内容是《左传》中没有记载的，起到了补充《左传》的作用。例如，《国语·越语》中详细记载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打败吴国的故事。其中“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这句话的白话解释是：越王勾践退守到会稽山上，于是向全军发布命令：“凡是我的父老兄弟和同姓宗族，有能够帮助我谋划击退吴国的人，我将和他共同治理越国的政事。”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勾践在战败后的反思与决心，以及他求贤若渴的态度。《国语》中还收录了范蠡、文种等谋臣的言论，详细记录了越国复兴的全过程，为研究吴越争霸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左丘明在编写《国语》时，同样坚持“信史”原则，对所收录的言论进行了严格的考证，确保其真实性与可靠性。
关于左丘明，流传最广的传说便是他“失明着书”的故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句话的白话解释是：周文王被拘禁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厄时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才着成了《国语》；孙子被砍去膝盖骨后，修订了《兵法》；吕不韦被贬到蜀地后，世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时，写下了《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多是圣贤们为抒发愤懑之情而创作的。
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左丘明失明的具体原因，但这一传说被后世广泛认可。据说，左丘明在晚年时，因长期翻阅竹简、熬夜着书，眼睛逐渐失明。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着述事业，而是在弟子的帮助下，通过口述的方式继续整理文献、记录历史。他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将自己毕生所学的历史知识一一讲述出来，弟子们则在一旁认真记录，最终完成了《国语》的编纂。
晚年的左丘明，一边整理自己的着作，一边收徒讲学，将自己的史学知识与思想传承给后人。他的弟子众多，其中不乏后来成为鲁国史官或学者的人。左丘明在讲学过程中，不仅传授《左传》《国语》中的历史知识，更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教导弟子们要从历史的兴衰中汲取教训，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左丘明还十分重视对自己着作的整理与修订。他在晚年时，多次对《左传》和《国语》进行审阅，修改其中的疏漏之处，确保着作的准确性与完整性。他曾对弟子们说：“史者，信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吾着史，非为扬名，实为传信，让后人知历史之真相，明是非之准则。”这句话的意思是：史学的核心是“真实”。一个字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千里之外的误解。我编写史书，不是为了扬名立万，而是为了传递真实的历史，让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明白是非的准则。
左丘明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将《左传》《国语》两部着作整理成册，献给了鲁国的国君。鲁国国君对这两部着作十分重视，将其收藏在国家藏书府中，作为鲁国的重要典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左传》和《国语》逐渐流传到其他诸侯国，受到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战国时期，《左传》就已经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典籍之一，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都曾研读《左传》，并在自己的着作中引用其中的内容。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左传》被列为“十三经”之一，成为官方教育的重要教材。东汉的郑玄、晋代的杜预等学者都曾为《左传》作注，进一步推动了《左传》的传播与研究。
《国语》的流传同样广泛，它以独特的国别体形式和丰富的言论记载，成为研究先秦历史、语言、文化的重要文献。历代的史学家、文学家都对《国语》给予了高度评价，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称《国语》“其文深闳杰异”，清代的姚鼐则称赞《国语》“条理分明，文笔流畅”。
左丘明的着作不仅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叙事技巧、人物描写、语言艺术等，都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深受左丘明的影响，他在《史记》中采用的编年体与纪传体相结合的叙事方式，以及生动的人物描写，都能看到《左传》的影子。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小子何敢让焉！”这句话表达了司马迁对左丘明等先贤的敬佩之情，也体现了左丘明对他的影响。
左丘明在中国历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后世尊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史学方面，左丘明开创了编年体叙事史学的先河，《左传》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为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其次，在文学方面，左丘明展现出了高超的文学才华。他的着作语言生动形象，叙事简洁流畅，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左传》中的“曹刿论战”“烛之武退秦师”“崤之战”等篇章，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在思想方面，左丘明强调“以史为鉴”“褒善贬恶”，他的着作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与政治思想。他通过记录历史人物的言行，宣扬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批判残暴、贪婪、虚伪等不良行为，为后世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历代的文人学者都对左丘明给予了高度评价。汉代的刘向称左丘明“博文强识，明于治乱之道”；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左丘明“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清代的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左传》“叙事之最工者也”。这些评价充分体现了左丘明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