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缓缓展开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罪犯清单，上面密密麻麻罗列着五千多个名字。其中，超过半数皆是女眷，可别小瞧这些人，这近三千人身后可关联着数百个家庭，其中不乏勋贵、朝廷忠臣的家族。
犯案的男性，则无一不是身份显赫之辈——勋贵、官员、读书人们皆汇聚于此。这些人当中，大多数其实所犯罪行并未严重到非得处以极刑的地步。更何况，长久以来，朱由校始终坚守着文明执法的原则和底线，他并不想给后人留下一个残暴嗜杀的恶名。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那些胆敢买凶刺杀锦衣卫的首犯，以及鼓动百姓闹事、怂恿家丁对抗朝廷的家族，自然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还有此次经调查确凿无疑、草菅人命的官宦与士绅们自然是难逃严惩。毕竟他们的罪行天理难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而，面对这五千多名罪犯背后可能牵扯到的数百余个家庭，身为现代人的他却无论如何都狠不下心来，将那些本就命运多舛的女眷们无情地打入教坊司，从此过上生不如死的生活。
此时的何熊祥心中暗自窃喜，因为他此番求见皇帝的真正目的正是想要竭尽全力保下这些人的性命。如此一来，既能避免皇帝陛下在悠悠青史之上留下难以磨灭的污点，同时，在这其中也夹杂着他个人的一点私心——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拯救几位至交好友于水火之中。
于是，他在经过一番沉思与权衡后，终于下定决心向皇帝进言。他言辞恳切地说道：“陛下，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之人，若不施以极刑，恐怕难以平息天下百姓的愤怒和不满，无法堵住那悠悠众口！”
听到这番话，朱由校微微颔首，表示对此毫无异议。毕竟，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乃是当务之急。
紧接着，何熊祥又进一步提议道：“此外，依臣之见，针对不同犯罪程度的人，可以分别处以徒行一千至三千里不等的刑罚，以此来彰显律法的公正与威严。”
就这样，在经过整整一夜的深思熟虑之后，朱由校毅然决然地下旨：将这数百余个涉案家庭的全部财产尽数没收充公；同时，剥夺他们身上所拥有的一切爵位、官职以及读书人的身份，并将他们统统发配到遥远的四川、贵州、云南、远东等地。
要知道，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土司聚居之地，一直以来都是朝廷和地方官府治理的难题所在。然而，如今有如此众多的人员被发配至此等相对落后的地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人可以将最为先进的教育理念、生意经等引入当地，从而助力当地政府更好地对土司及百姓进行教化。长此以往，无疑能够大大加快当地改土归流的进程。说不定在数年之后，这些人甚至还有可能带动整个西南地区的发展，不至于还需要中央财政对其进行援助。简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至于徒行到远东，这也是朱由校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的事情。远东地区民族单一，根本没有汉族统治基础，平日里如果让这些读书人去那里教化外族，估计他们都会认为皇帝疯了，肯定打死也不会去。
现在不一样了，你犯罪了，把你们一家子流放到那里，为了活命，你不得不接受这个命运。到了那里，相信洪承畴一定会乐开了花，毕竟如今他手下可没几个读书人，管理人员奇缺，也根本无从谈起治理地方。他正为此事头疼着呢！皇帝此举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他估计要激动的上蹿下跳了。
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相信满朝官员，全国百姓包括那些高贵的读书人，以及这些被流放的家庭，只会对皇帝高功颂德。特别是这些流放之人，不但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还能携全家一起流放，虽然路途遥远，必定不会如此轻松到达目的地。可起码女眷没有被纳入教坊司，保住了他们家族的颜面，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如果他们还对皇帝有什么微词，那最后失去民心、仕林之心的就是他们了。所以，就算再有不满，这辈子他们都不能对皇帝有所怨恨，即使有，那也得带到坟墓中去。
......
越聊越投机的二人，仿佛找到了知音一般，话题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不知不觉间，他们竟聊到了两京制这个颇为敏感且重要的问题之上。
朱由校饶有兴致地看着何熊祥，轻声问道：“老何啊，你觉得在南京再重复设立这么一整套班子，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别看这何熊祥平日里一副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模样，但他可不傻，皇帝话语中的那个“重复”二字瞬间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心思辗转之间，便联想到了当今朝廷所面临的冗官问题。要知道，永乐年间那可是幅员辽阔，国土面积比之当下可要广袤得多了，然而当时的官员数量却连现今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可如今呢，国土面积虽说缩小了不少，但官员的人数却是与日俱增，愈发臃肿不堪，确实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紧迫关头了。
于是乎，何熊祥小心翼翼地向皇帝进言道：“陛下莫不是有意裁撤掉南京作为陪都的地位？”听到这话，朱由校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之色，心中暗自思忖着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这何熊祥竟然能跟自己想到一块儿去！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忙追问道：“哦？快给朕详细讲讲！”
何熊祥见皇帝如此感兴趣，略作沉思后便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微臣认为，南京六部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减轻了北京六部的工作压力。毕竟国家南北疆域广阔，可以分担一部分工作量。但也带来了诸多弊端，如今的南京六部官员们，仿佛已经将党派斗争视为生命中的头等大事，他们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全然不顾及政务的正常处理以及老百姓的死活。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政务处理效率极其低下，许多重要事务被搁置一旁，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更是无人问津。
尽管南京贵为陪都，但实际上其政治功能已大不如前。它逐渐沦为一个高配版的地方政府，徒有虚名而已。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关键在于所有重大决策与具体执行方案都必须获得北京方面的首肯方可实施。这一规定无疑极大地削弱了南京的实际作用。”
朱由校：老爷子，你真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