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的吊扇转了十七年，扇叶积着层浅灰的绒毛，像刘翠华鬓角新添的白发。我蹲在她工位旁时，正看见她把钩针穿过毛线的间隙，右手食指第二节的茧子在台灯下泛着光——那是五千多个日夜磨出的印记，此刻正捏着根橙黄丝线，给孙子的虎头鞋绣虎眼。
“记者同志你看，这针脚得斜着走才结实。”她把鞋样往我面前推了推，空气中飘着毛线的化纤味，混着她围裙口袋里装的山东花椒香。三年前我第一次来采访时，她也是这样教我辨认毛衫的针脚，只是那时她鬓角还没这么多白头发，车间的吊扇也还没开始发出“咯吱”的异响。
“翠华姐，山东来的毛豆到了！”仓库管理员的嗓门撞开车间门时，我的录音笔突然“沙沙”响起来。王强的儿子王磊推着平板车进来，车斗里的毛豆荚沾着黄土地的泥星子，晨露在绒毛上滚成小珠子。我跟着他往质检台走，发现车斗挡板上贴着张泛黄的照片：王强蹲在山东老家的豆地里，手里举着串饱满的豆荚，背后是刚插完秧的水田，泛着粼粼的光。
“这是俺爹五年前拍的，”王磊弯腰搬毛豆时，照片从挡板上滑下来，“那年嘉兴这边毛豆减产，俺爹带着村里十多户人家扩种了三亩地，就为了给厂里供豆子。”他指着秤盘里的毛豆给我看，荚壳上的细毛根根竖着，“你看这绒毛，俺们山东的豆子就是精神，跟俺们那儿的人一样。”
质检台旁的电子秤“嘀嘀”叫起来时，二十多个山东老乡围了过来。我举着相机，镜头里王磊正把一捧毛豆放在秤上，刘翠华凑过去捻起个豆荚，用指甲轻轻一掐——豆粒滚出来，饱满得泛着水光。“这豆子能出三成六的净肉，”她转头冲我笑，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点毛线絮，“俺们老家管这叫‘金豆豆’，以前只有过年才能吃上。”
“大熊猫”端着保温桶过来时，玉米面的香气突然漫过整个车间。我跟着大家围过去，看见桶底沉着层毛豆炒肉，翠绿的豆子裹着酱油色的汤汁。“尝尝？”她给我递来双一次性筷子，“这是俺男人凌晨三点起来炒的，用的山东辣椒面。”我夹起颗豆子放进嘴里，辣味刚漫开，就听见有人说：“这味道，跟俺娘炒的一个样。”
下午采访厂长时，他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摆着本厚厚的台账。“你看这个，”他翻到2018年那页，上面记着“捐赠毛衫320件，发往山东菏泽”，“每年重阳节都要捐，都是老乡们加班加点做的，领口内侧都绣着‘鲁’字。”我摸着件刚做好的毛衫，针脚细密得像山东的麦田，突然想起刘翠华说过，她们绣“鲁”字时，都要默念一遍老家的村名。
傍晚收工时，王磊的平板车装满了要发往菏泽的毛衫。我帮他把最后一件搬上车，发现领口内侧的“鲁”字旁边，还绣着个小小的毛豆荚。“这是翠华姐绣的，”王磊擦了把汗，“她说让老家的娃知道，嘉兴这边不仅有好看的毛衫，还有咱山东的毛豆。”
车间的铁门关上时，我看见刘翠华把钥匙串举到眼前。红船挂坠和槐树种荚在夕阳下晃着，像两个互相守望的影子。“记者同志，”她突然开口，“你写稿子的时候，能不能多写写俺们老家的豆子？它们跟着俺们到嘉兴，也不容易。”
回去的路上，我的采访本上记满了山东话：“金豆豆”“针脚要斜着走”“俺娘炒的一个样”。车窗外，嘉兴的路灯亮起来，恍惚间竟像是山东老家的麦地里，那些彻夜不熄的守夜灯。我摸出录音笔按下播放键，里面混着机器的轰鸣、老乡们的笑声，还有刘翠华说的那句话：“不管走多远，根还在黄土地上。”
此刻我坐在电脑前敲下这些字，窗外的月光正照着采访本上的毛豆荚图案。突然明白，这些山东老乡带着毛衫和毛豆在嘉兴扎根的故事，其实就是部流动的乡土志——针脚里藏着乡愁，豆荚里裹着希望，而那些跨越千里的牵挂，早就在黄土地与江南水乡之间，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