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六月，窦宪、耿秉从朔方鸡鹿塞出兵，南单于从满夷谷出兵，度辽将军邓鸿从稒阳塞出兵，他们都在涿邪山会合。窦宪分派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领南匈奴精锐骑兵一万多人，与北单于在稽洛山交战，把北单于打得大败，单于逃跑。汉军追击北匈奴各部落，一直追到私渠北鞮海，斩杀有名的王爷以下共一万三千人，俘获很多人口，缴获各种牲畜一百多万头，各小王率领部众前来投降的，前后有八十一部共二十多万人。窦宪、耿秉出兵塞外三千多里，登上燕然山，命令中护军班固刻石记功，记载汉朝的声威和德行后返回。窦宪派军司马吴汜、梁讽带着金银布帛去送给北单于，当时匈奴内部正乱，吴汜、梁讽在西海上追上单于，宣扬汉朝的威望信誉，按照诏书的旨意进行赏赐，单于叩头拜谢接受。梁讽趁机劝说单于效法呼韩邪单于的旧事，归降汉朝，单于很高兴，就带着部众和梁讽一起往回走；走到私渠海时，听说汉军已经进入边塞，单于就派他的弟弟右温禺鞮王带着贡品入朝侍奉，跟随梁讽到朝廷。窦宪因为单于没有亲自前来，上奏把单于的弟弟送了回去。
秋天，七月乙未日，会稽山发生山崩。
九月庚申日，朝廷任命窦宪为大将军，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封窦宪为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窦宪坚决推辞封爵，朝廷下诏同意了。过去，大将军的地位在三公之下，到这时，朝廷下诏让窦宪的地位在太傅之下、三公之上；大将军府的长史、司马俸禄为中二千石。封耿秉为美阳侯。窦氏兄弟骄横放纵，其中执金吾窦景尤为严重，他的奴仆、门客和骑兵强行抢夺别人的财物，劫走罪犯，霸占奸污妇女。商人们吓得像躲避仇敌一样，不敢做生意。窦景还擅自征调边疆各郡有才能、有勇力的突击骑兵，有关部门没人敢上奏举报。袁安弹劾窦景“擅自征发边疆军队，惊扰迷惑官吏百姓；二千石官员不等待朝廷的符信，就立刻听从窦景的檄文调兵，应当公开处死。”袁安又上奏“司隶校尉和河南尹攀附皇亲国戚，不举报弹劾，请求免去他们的官职，查办罪行。”这些奏疏都被搁置，没有回复。只有驸马都尉窦瑰，喜欢儒家经典，生活节俭，注重自我修养。
尚书何敞呈上密封的奏疏说：“从前郑武姜宠爱共叔段，卫庄公宠爱州吁，只知道宠爱却不加以教导，最终导致他们走向凶恶乖戾。由此看来，像这样疼爱孩子，就好比在孩子饥饿时喂给他毒药，恰恰是害了他们。我看到大将军窦宪，刚开始遭遇国丧，公卿们接连上奏，想让他主持国家大事。窦宪坚持谦逊退让，坚决推辞高位，言辞恳切，情真意切，天下人听说后，没有不高兴的。如今没过多久，服丧大礼还没结束，却突然中途改变，窦氏兄弟把持朝政，窦宪掌握着军队大权，窦笃、窦景总管宫廷禁卫大权，他们虐待百姓，奢侈无度，超越本分，诛杀无罪之人，肆意妄为，只求自己快意。如今人们议论纷纷，都说共叔段、州吁又在汉朝出现了。我看公卿们都持观望态度，不肯直言，是觉得如果窦宪等人有不懈怠的志向，那他们就可以像尹吉甫褒扬申伯那样得到功劳；要是窦宪等人犯下罪行，他们就像陈平、周勃顺从吕后那样，保住自己的权力，始终不把窦宪等人的吉凶当作忧虑！我何敞真心希望想出两全其美的计策，断绝灾祸的根源，堵塞祸端的萌芽，对上不想让皇太后损害像文母那样的美名、陛下遭受像郑庄公‘不到黄泉不再相见’那样的讥讽，对下让窦宪等人能长久保住福分。驸马都尉窦瑰，多次请求退身，希望抑制家族权力，可以让他参与谋划，听从他的意见，这实在是宗庙的大计，也是窦氏家族的福气！”当时济南王刘康地位尊贵，非常骄横，窦宪就奏请让何敞出任济南太傅。刘康有过失，何敞就直言劝谏，刘康虽然不听从，但一向敬重何敞，和他没有矛盾。
冬天，十月庚子日，阜陵质王刘延去世。
这一年，有九个郡国发生严重水灾。
评论
永元元年夏到冬季的史事，将东汉中期“军事胜利与政治腐败并行”的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的权力运作与治理教训引人深思。
燕然勒功的辉煌与隐忧：军事胜利难掩政治动机
窦宪北伐匈奴的成果堪称辉煌：稽洛山大破北单于，追击至私渠北鞮海，斩获万余级、受降二十余万人，登燕然山刻石纪功，几乎重现了汉武帝时期的边疆盛景。但这场胜利的底色始终暧昧——其起点是窦宪为脱罪而“自求击匈奴”，本质是外戚借国家军功巩固私权。
班固刻石“纪汉威德”，却无法掩盖胜利背后的代价：鲁恭、何敞等人预警的“民间之急”“调度不足”已成现实，军事辉煌不过是用民脂民膏堆砌的政绩。更值得警惕的是，北单于本已同意“修呼韩邪故事”（如西汉时归附），窦宪却因“单于不自身到”而拒其侍弟，暴露出他更在意“耀武扬威”而非“长治久安”。这种“以私废公”的胜利，虽暂时震慑边疆，却为后续匈奴反复埋下隐患。
窦氏骄纵的狂欢：权力失控后的全面溃烂
窦宪被拜为大将军，位次跃居三公之上，其兄弟随即掀起“骄纵风暴”：窦景的奴客“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竟使“商贾闭塞如避寇仇”；他还“擅发边兵”，地方官“不待符信而辄承檄”，完全无视国法。这种嚣张，源于权力失去制衡——太后的纵容让窦氏集团坚信“刑不上大夫”，而袁安的弹劾“寝不报”，则宣告了官僚体系对权贵的彻底妥协。
窦瑰“好经书、节约自修”的个别案例，更反衬出窦氏整体的堕落。当一个家族同时掌控“三军之重”与“宫卫之权”，又不受任何约束时，其对国家的破坏力是毁灭性的：他们视百姓为鱼肉，视国法为无物，将朝堂变成私人领地。何敞以“郑武姜宠叔段、卫庄公宠州吁”为喻，直指“爱而不教”的危害，却无力改变现状，揭示了外戚专权最可怕的后果——整个统治集团的道德与制度底线被集体突破。
官僚集团的集体失语：“两端”心态与体制困局
何敞尖锐指出公卿“怀持两端”的心态：既想在窦宪“有匪懈之志”时捞取功劳，又想在其“陷于罪辜”时效仿陈平、周勃“顺吕后之权”。这种投机心理，让官僚集团丧失了最后的抗争勇气。袁安、任隗的“固争”已成孤例，多数人选择沉默或迎合，加速了权力的异化。
这种“失语”并非单纯的懦弱，而是专制体制下的生存逻辑：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规则下，坚守原则者（如郅寿）遭迫害，妥协者得保全，最终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何敞本人被外放济南太傅，也印证了“言者有罪”的现实——当批评者被边缘化，体制内部的纠错机制便彻底失效。
天灾与人祸的交织：“会稽山崩”的象征意义
七月“会稽山崩”、年末“郡国九大水”，在古代被视为“天谴”，实则可能是长期“兴动大役”“劳民伤财”引发的生态与社会危机。这些灾害与窦氏的骄奢形成强烈对比：当权贵沉迷于“崇饰玩好”，百姓却在水患与苛政中挣扎，“天人感应”的警示背后，是“官逼民反”的现实风险。
鲁恭“爱民者有天报”的谏言，在此得到反证：当朝廷“虐用百姓”，天灾便成了人祸的镜像。这种“天灾-人祸”的互动，揭示了一个朴素真理——政权的合法性最终源于民心，而非军事胜利或权贵威权。永元元年的辉煌与溃烂，实则是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加速键。
总体而言，永元元年的历史充满讽刺：军事上的巅峰成就，掩盖不了政治上的深度腐败；表面的“汉威远播”，实则是统治集团自我毁灭的开始。窦宪的“燕然勒功”与窦景的“强夺民财”，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当权力失去约束，辉煌与罪恶总会如影随形。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警示，远比那块纪功石刻更为深刻：能摧毁一个王朝的，从来不是外敌，而是内部失控的权力与腐烂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