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帝王的开堂第一课，便以其鲜明的个人风格，给学生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朱元璋的“洪武实用技能课”设在校园劳动实践基地。他穿着一身粗布短打，扛着锄头，面对一群穿着校服、满脸好奇的学生，开门见山：“同学们，今儿个咱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跟咱下地！看好了，这锄头要这么握，地要这么锄！光会背‘锄禾日当午’顶屁用，得来真的！”他亲自示范，挥汗如雨，并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动手实践。一节课下来，学生们满身泥土，累得气喘吁吁，却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劳作乐趣与成就感，看着自己翻整的土地，小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光彩。
乾隆的“十全美学鉴赏课”则设在学校最雅致的多媒体教室。他要求所有选课学生必须衣着整洁，甚至对坐姿提出了“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要求。课堂背景音乐是悠扬的古琴，屏幕上展示的是他精心挑选的传世名画。“此乃王希孟之《千里江山图》，青绿设色，意境恢宏……尔等观此画，当思江山之壮丽，生爱国之情怀。”他讲解时引经据典，辞藻华丽，从笔墨技法讲到画外典故，再上升到人生哲理。学生们起初被这种阵仗震慑，感到些许拘谨，但慢慢也被那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所吸引。
李世民的“贞观韬略与领导力”课程最受学生欢迎。他不仅在学校课堂讲授《孙子兵法》的精要，结合凌烟阁功臣的实例分析领导艺术，更将课堂延伸至操场。“今日，我们演练‘鹤翼阵’！”他利用体育器材和学生们扮演的“士兵”，现场排兵布阵，讲解攻防转换、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课堂气氛活跃，学生们在模拟实践中深刻理解了何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嬴政的“大秦律法与标准化思维”课程，画风截然不同。他身着玄色冕服（简化版），面无表情地站在讲台后，ppt（他唯一接受的现代教学设备，因显示内容标准统一）上罗列着清晰的秦律条文和逻辑框图。“法者，国之权衡也。今日讲授《田律》中关于农耕时节之规定，其目的在于保障生产效率，维护国家稳定……”他授课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但语调平稳，要求学生们严格记笔记，并随堂进行标准化测验。课堂秩序井然，但气氛凝重，有学生私下嘀咕：“上嬴政老师的课，像在参加公务员考试培训。”
不同的教学理念，必然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教学方法。
朱元璋奉行“实践出真知”和“现身说法”。他很少用课本，经常指着校园里的植物、建筑，或者直接带着工具材料上课。“咱跟你们说，当年咱放牛的时候……”、“咱打仗那会儿，挖壕沟就得这么挖……”。他的语言极其通俗，甚至带着浓重的口语，但生动形象，充满了生活的智慧与历史的质感，让学生们感觉像是在听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辈讲故事，于无形中接受了教育。
乾隆则追求教学的“艺术性”与“仪式感”。他的每堂课都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演出。板书力求书法美感，语言务必典雅考究，就连提问环节，他也希望学生的回答能引经据典，富有文采。“这位同学，你观此画，可用何等诗句形容心中之感？”若有学生回答得过于直白，他会委婉提示：“嗯，意境稍欠，可再斟酌。”他力图将每一节课都打造成一次美的熏陶。
李世民善于运用“案例教学法”和“启发式教学”。他讲述历史故事引人入胜，分析人物命运鞭辟入里，并经常提出开放性问题，鼓励学生分组讨论，大胆发表见解。“若你是魏征，面对太宗皇帝的怒气，当如何进谏？”“如何看待玄武门之变？试从不同角度分析。”他的课堂充满了思辨的火花，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锻炼了批判性思维。
嬴政是“程序化教学”的坚定贯彻者。他的教案精确到每分钟讲什么内容，使用什么教具，提出什么问题。课堂节奏严格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绝不拖堂，也绝不允许学生打断他的教学流程提问。“疑问，留待课后答疑时间，按序提出。”他的教学如同运行一套精密算法，高效、准确，但缺乏即兴的互动与温度的交流。
对于如何评价学生，四位皇帝手中握着完全不同的“尺子”。
朱元璋的期末考评是一场“技能大比武”。学生们需要在他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一小块地的种植任务，或者制作一件简单木工、陶艺作品。“甭跟咱说你会背《农政全书》，把你种的这萝卜给咱看看！长得水灵，就是好学生！”实践成果是他衡量学习效果的唯一标准。
乾隆的考评则是一场“综合素质展示”。学生需要提交一份艺术鉴赏报告，要求文笔优美，见解独到；或者在课堂上进行一次限定主题的才艺展示，如朗诵、书法、国画等。“字迹工整，仪态大方，谈吐有物，方可得‘优’！。”他看重的是学生外在气质与内在修养的整体提升。
李世民的考评方式最为多元。既有关于兵法韬略、历史事件的笔试，也有模拟情境的领导力小组任务，甚至还包括体能测试（如长跑、投壶、射箭体验）。“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综合表现优异者，方为之上才。”他旨在考察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应变能力。。
嬴政的考评简单直接——标准化试卷。题型固定，答案唯一，评分标准极其细化，甚至作文也有严格的格式和字数要求。“九十分者，即为达标； 九十五分以上，可为优秀；不及格者，需重修。”在嬴政这里，知识被量化为冰冷的分数，公平、清晰，却也略显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