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与百姓同耕同赋”的政令，如同在滚烫的油锅里泼了一瓢冷水，炸得杞县士绅阶层晕头转向，却还没等他们从“与泥腿子平起平坐”的屈辱中缓过神来，龙天策甩出的第三记重锤，直接砸碎了他们最后的精神支柱——剥夺为非作歹者的功名。
这道政令，比前两道更直接，更狠辣：“凡本县有功名之士绅，若仗势欺人、霸占田产、勾结匪类、祸害乡里，经查证属实，无论秀才、举人，一律报请州府及礼部，褫夺功名，贬为庶民，与普通百姓一体论处，该坐牢的坐牢，该赔偿的赔偿，绝不姑息。”
政令一出，杞县彻底沸腾了。
功名，是士绅阶层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区别于“凡夫俗子”的终极特权。自隋唐开科举以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一旦考取功名，便意味着脱离了“编户齐民”的束缚，享有免税、免役、见官不跪等一系列特权，甚至在犯下罪行时，也能凭功名“赎罪”或“降级论处”。在杞县这些士绅看来，功名就是“护身符”，是“铁帽子”，只要功名在身，哪怕做些出格的事，官府也得礼让三分。
可龙天策的政令，直接将这顶“铁帽子”踩在了脚下。
“他敢！他竟然敢剥夺功名？！” 孔老秀才捧着他那本泛黄的《论语》，手指因愤怒而颤抖，“功名是朝廷所赐，是圣人门生的凭证！他一个小小的县令，有什么资格褫夺？这是对圣人的亵渎！是对朝廷的大不敬！”
郑三在大牢里（因之前阻挠新政被关押）听闻消息，更是气得在牢房里大骂：“龙天策！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啊！我郑家世代读书，好不容易出了个秀才，你说剥夺就剥夺？我跟你没完！”
而那些平日里仗着功名作威作福的劣绅，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杞县有个秀才叫赵秉仁，是郑三的表亲，平日里横行乡里，霸占了邻居张老汉的两亩良田，还强抢了佃户的女儿做妾。张老汉告了几次官，都因赵秉仁是“秀才”，被县衙以“乡邻纠纷”为由，不了了之。
“赵秀才，这……这政令下来，张老汉要是再告，咱们……” 赵秉仁的管家，忧心忡忡地说。
赵秉仁起初还嘴硬：“怕什么？他龙天策不过是小题大做！功名岂是说夺就夺的？州府、礼部那里，难道会听他一个县令的？” 可嘴上虽硬，心里却发虚，连夜将抢来的佃户女儿送回，还偷偷给了张老汉几两银子，想私了。
可张老汉这次却铁了心，拿着赵秉仁霸占田产的地契（当年被威逼利诱签下的），直接冲到了县衙。
“县令大人！民妇张王氏，状告秀才赵秉仁，霸占我家良田，强抢民女！求大人为我们做主！” 张老汉的妻子，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跪在县衙大堂，泣不成声。
龙天策亲自审理此案。他让人传来赵秉仁，看着眼前这个穿着长衫、故作镇定的秀才，开门见山：“赵秉仁，张王氏告你霸占田产、强抢民女，可有此事？”
赵秉仁梗着脖子，拱手道：“大人明鉴，此乃乡邻误会。田产是张老汉自愿典押给我的，那女子也是……也是自愿的。学生有功名在身，岂会做此等不法之事？” 他刻意强调“功名”二字，眼神中带着一丝傲慢。
“自愿？” 龙天策冷笑一声，让人呈上证据——当年的典押文书（上面有明显的涂改和指印模糊的痕迹），以及几位邻居的证词，还有那被抢女子的哭诉。
证据确凿，赵秉仁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赵秉仁，你可知罪？” 龙天策的声音，冰冷如铁。
赵秉仁还想狡辩：“大人，学生一时糊涂，但学生是秀才，有功名在身，还请大人看在圣人的份上，从轻发落……”
“功名？” 龙天策猛地一拍惊堂木，“本县令的政令，你没听过吗？仗着功名，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这样的功名，留着何用？！”
他看向堂下的百姓：“父老乡亲们！功名是用来教化百姓、为民表率的，不是用来作威作福、欺压良善的！像赵秉仁这样的败类，留着他的功名，就是对圣人的侮辱，就是对百姓的不公！”
“说得好！” 堂下的百姓，齐声叫好。
“来人！” 龙天策高声下令，“将赵秉仁拿下！即刻拟文，报请州府及礼部，褫夺其秀才功名！所霸占的田产，归还张老汉；强抢民女之事，按律杖责四十，赔偿安家银五十两！”
“大人饶命！学生再也不敢了！” 赵秉仁彻底慌了，瘫倒在地，哭喊着求饶，可衙役们早已上前，将他拖了下去。
三日后，州府和礼部的批复传来——准！
当县衙的差役，敲着铜锣，在杞县的大街小巷，宣读褫夺赵秉仁功名的告示时，整个县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太好了！赵秀才的功名被夺了！”
“龙县令真是青天大老爷！”
“原来……功名也护不住坏人啊！”
张老汉捧着失而复得的地契，老泪纵横，对着县衙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而那些士绅，看着赵秉仁被剥去长衫、打了板子、贬为庶民，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如同丧家之犬。
孔老秀才亲眼看着赵秉仁被押着游街示众，那张曾经倨傲的脸，此刻布满了屈辱和恐惧。他踉跄着回到家，将自己关在书房，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十岁。他终于明白，龙天策不是在开玩笑，他是真的要打破延续了数百年的规矩，要让“功名”不再是劣绅的护身符。
另一个举人，平日里勾结地痞，垄断了杞县的盐业，听闻赵秉仁的下场，连夜将垄断的盐铺转让，还主动补缴了多年的欠税，闭门不出，生怕惹祸上身。
曾经不可一世的杞县士绅阶层，在“剥夺功名”这道政令面前，彻底崩溃了。
他们的崩溃，并非因为失去了财富或土地，而是因为失去了那层“高人一等”的精神屏障。当功名不再能庇护恶行，当士绅与百姓一样，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时，他们赖以生存的优越感，被彻底击碎了。
杞县的风气，为之一变。
曾经横行乡里的“功名之士”，收敛了许多；被欺压的百姓，有了告状的勇气；甚至连一些原本只读圣贤书、不问民间疾苦的读书人，也开始走出书房，关注民生，反思“功名”的意义。
凤鸣学堂里，玉倾城给女学生们讲述赵秉仁的案例，告诉她们：“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无论是有功名还是没功名，善恶终有报。真正的尊贵，不在于身份，而在于德行。”
杏花听得格外认真，她握紧手中的毛笔，在纸上写下：“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龙天策站在县衙的高台上，看着杞县的街道，百姓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士绅们的嚣张气焰越来越少，心中感慨万千。
他知道，剥夺功名，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要的，不是摧毁士绅阶层，而是让他们明白，特权与责任并存，功名与德行相配。
杞县的“新篇章”，在这场围绕“功名”的风暴中，翻开了最深刻的一页。这一页，不仅记录着士绅阶层的崩溃与转型，更记录着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正在这片土地上，缓缓建立。
而那些曾经崩溃的土绅，终将在阵痛之后，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新篇章”，不是谁打倒谁，而是每个人都能在规则之下，有尊严地生活，有责任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