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经济学常识和历史知识，就想当然的认为古代没有通货膨胀，货币可以随便改，纸币可以随便发。真觉得古人不懂经济吗。
说起通货膨胀，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事：印钞票太多、物价上涨、百姓怨声载道。可事实上，这一幕在古代上演得更加残酷，而且常常伴随战乱、天灾、贪官污吏的盘剥，最终推倒一个又一个王朝。
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时期就是个典型例子。为了充实国库、推行理想化的新政，王莽不断更换币制，一会儿五铢钱，一会儿大泉五十，一会儿又出新泉、货布、错刀。币制混乱导致市场严重恐慌，民间交易停滞，大量百姓转向以物易物。物价飞涨的同时，钱币的信用彻底破产，一斗米价直逼千钱，百姓买不起粮食，饿殍遍地。
更讽刺的是，王莽曾幻想用国家力量控制物价，他设立“平准官”，限价收购，但由于钱币信用丧失、国家无力持续收购，反而加剧了市场恐慌。老百姓宁可囤积粮食，也不愿拿手里那一堆没人敢要的钱去换东西。
有些人会以为，只有钱多了才会通胀，其实历史告诉我们，钱少了同样会让物价飞天。南宋时期的铜钱荒就是活生生的教科书。
南宋偏安江南，铜矿大多丧失在金国、辽国手中。铜钱铸造严重不足，南方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数量断崖式减少。怎么办？朝廷不得已大规模发行纸币“交子”“会子”，希望用纸币弥补铜钱不足。但纸币背后没有足够的铜钱和实物支撑，纸币疯狂贬值。
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原本一两银可换钱一千文，到末期竟要一两银换一万文，物价涨了整整十倍！即便是普通的米粮、布匹，也价格飞涨，小民无力购买。许多地方甚至用瓷器、铁器临时替代钱币，市场交易一片混乱。
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有钱不如有粮，有粮不如有布。”这话反映的正是南宋钱荒背景下的生存智慧：钱已经不值钱了，还不如攒点能用的东西。
战乱时期的通胀，往往伴随着货币体系的彻底崩溃。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唐末、五代十国。
唐末黄巢起义，关中地区几乎成废墟。国库空虚，地方割据势力各自铸钱，甚至铸“铁钱”代替铜钱。《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当时洛阳、长安的市场上“钱文异形，轻重不一”，百姓彼此不认账，交易困难。一斗米竟要价千钱，普通人根本负担不起。
到了五代十国，更是货币混乱到了极点。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各自铸钱，不同的钱币互不通用，有的地区干脆回到以实物作货币的原始状态。铁钱、铅钱、甚至陶钱、石钱都被迫流通。老百姓出门买东西，要带上一堆称砣、钱秤，一边交易一边吵架，光是结账都能耗掉半天。
古代通胀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钱币失去信用后，白银、黄金、布匹等实物往往被迫充当货币角色。
比如明代中期以后，因倭乱与白银输入增加，白银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但白银供应本身不稳定，遇上矿产开采不足、海外贸易受阻（如隆庆封关时期），市场白银骤减，物价立即飙升。嘉靖、万历年间就出现过“米贵如珠”的怪象，一石米价格飙升至平时的五倍以上。
同时，各地商人和大户手中往往大量囤积布匹、盐铁、茶叶等实物，作为抗通胀的资产。明代江南就流行“有田不如有布，有布不如有银”的说法，说到底，就是普通老百姓对朝廷货币政策彻底失去信心。
面对通货膨胀，几乎每个王朝都试图以政府力量“平抑物价”，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西汉武帝时期，“平准均输”本是为了调剂物资、平抑物价，可惜因官员贪墨成风，平准之物大量流入官商之手，市场物价反而更加扭曲。到了东汉，地方豪强干脆自己囤积居奇，国家想收都收不到货。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纸币制度最发达的朝代，但也是通胀最惨烈的朝代。元初的中统元宝交钞、至元宝钞等纸币，最初还被百姓接受，可到元末，纸币泛滥成灾。商贾拒收纸钞，物价飞涨，百姓买不到粮食，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红巾军揭竿而起。
元末有记载说：“钞一贯，买不得斗米。”纸币本该是财富的代表，结果成了废纸一张。
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真正受害的是普通百姓，而不是那些大户豪强。因为有钱有势的人早已将资产转化成了田产、宅院、金银实物，哪怕钱再不值钱，他们依旧不愁吃穿。
东晋南朝时，门阀大族在货币混乱的年代趁机兼并土地。小民因买不起粮、交不起税，只能变卖田产、妻儿，或是直接逃亡。门阀趁机低价收购田土，豪强大族一边坐地生财，一边靠着官府庇护稳稳当当。
类似的景象在明末、清末再现。当通货膨胀让普通人倾家荡产时，地主、商人却能靠囤积实物、借贷盘剥发财。历史上“米贵如珠”“钱重如土”的年代，不是没有米，而是米都在豪强仓里，不肯拿出来卖。
历史上几乎所有王朝在灭亡前，都会经历一次或多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和货币信用崩塌。钱币失信、物价飞涨、百姓无以为生，是王朝衰亡的重要征兆。
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唐末、元末、明末、清末，无一例外。钱荒、通胀与民变、军乱交织在一起，最终掀翻了王朝的最后防线。
明末农民起义，就是从“米价十倍”“白银难求”的大背景下爆发的。百姓忍无可忍，揭竿而起，闯王、张献忠屠城、抢粮，谁还能在意手里那点早已不值钱的铜钱？
别以为古代的钱荒、通胀全是自己作死，还有不少是外部因素推动的。明清时期白银作为货币的主力，很大程度依赖海外输入。西班牙、美洲银矿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支撑起庞大的经济体。
可一旦海外白银供给受阻，比如西班牙殖民危机、贸易封锁、海盗猖獗，中国市场白银骤减，物价立即反弹。万历后期到天启、崇祯年间，正是因为白银输入锐减，引发一波又一波物价暴涨、社会动荡。
清中期以后的“钱荒”亦有外因，比如乾隆晚期因海外白银流入减少、鸦片白银外流剧增，导致国内白银奇缺，铜钱不足，市场物价波动剧烈。百姓怨声载道，社会矛盾积聚，最终引爆了太平天国的大火。
每次大通胀时期，历史总会见证以物易物的复兴。这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文明的倒退。
唐末、五代、元末、明末，货币失去信用后，百姓不得不以米换布、以盐换茶、以器物易粮。甚至在战乱时期，一件衣服、一把铁器的价值远高于一筐废纸般的钱币。
这种现象在地方志和史书中屡屡见到，例如《元史》中记载元末民间“持钞无所售”，《明史》中记载崇祯时“持银不售米”，其实都是钱荒与通胀双重作用下的社会悲剧。
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通货膨胀史，一个清晰的教训跃然纸上：钱币的价值，不仅靠金属含量、外在形态，更靠国家信用、制度保障、社会信任。
历代王朝钱荒、通胀的根源，无非是三条路走歪了：一是滥发货币而无实物支撑，二是财政失控举债度日，三是权贵豪强垄断经济资源盘剥百姓。每次钱荒通胀，都是国家治理失败的赤裸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