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只要不涉及违禁物品，一般的商业物品都可以正常市场交易。但是在古代，很多的商品不是普通人能涉猎的，往往属于官家私营。如盐、茶叶、丝绸等。
丝绸、茶叶这些东西，在今天是普通特产，但在古代，都是国家的“外交武器”和“财政支柱”。
丝绸，是皇家垄断的大宗出口物资，尤其是在汉唐时期，丝绸代表着皇权的面子和帝国的威严。茶叶更是大宗税收来源，唐宋以来，朝廷靠茶叶榷税补贴军费、稳固边疆。
所以，别以为能自己种茶、织布、拉着骡马就出关卖货。每一匹丝、每一斤茶都牵涉到朝廷的经济和外交布局。私自出口？那是与国家争利，等同谋逆。
古代丝绸、茶叶想卖到国外，第一道坎就是“官引”。什么是官引？就是官方发放的许可证，证明你这批货可以出关、入市、交易。
唐代的市舶司专门管海上贸易，没官引的货船不许出海。宋代的榷茶司、榷货务也是一样，凡出境茶叶、丝绸，都要登记在册，缴纳重税，领引通行。
元明时期，沿海各大港口设立“市舶提举司”，海商必须先报关纳税、领取通关文书。无证偷运者，一旦查获，不仅货物充公，人还要处斩。
丝绸茶叶为何管制那么严？因为它们是外交工具和战略物资。
汉代对匈奴、乌孙、高句丽、月氏等民族输出丝绸，是为了联络、羁縻、换取边境和平。唐朝出口丝绸、茶叶，主要流向中亚、波斯、东罗马，同样是服务外交和贸易平衡。
宋代开始，茶叶成为“茶马互市”的硬通货。西北边疆的马匹、战马都是用茶叶换来的。没有官引的私茶，等于破坏国家军需体系，所以私卖茶叶罪比私盐还重。
在很多历史记载里，私自出口丝绸茶叶，朝廷一律按重罪论处。唐律就有明文：“私运绢帛茶叶出境者，流三千里，情节重者斩。”
宋代《宋刑统》也规定：“私贩茶叶出边者，杖一百，籍没家产，徒三年。”元代更狠，私运出海的商人被抓到，当场处决。
明清时期，海禁政策下，未经许可私通外商、私运丝绸茶叶者，一律论以私通外夷之罪。明成祖时，曾一次处斩沿海私茶贩子三百余人，震慑海商。
海禁、榷场、互市管得死死的。海禁不是随口说说，而是有一整套管理体系。明代严禁民间私自出海，哪怕是渔船也需领牌登记。市舶提举司、巡海御史专门盯着丝绸茶叶出海贸易。
宋元时期，西北互市、榷场，专管茶马交易。茶叶运往西北，必须通过官设榷场，按品类、数量交税，私运者视同走私军火。
明清对蒙古、吐蕃的茶马贸易更是国策核心。私茶乱市，就是乱军需。康熙年间一度因私茶泛滥，边马供应出问题，朝廷大震怒。
很多人以为，丝绸茶叶是暴利，卖到国外就能富甲一方。可实际上，历代王朝对这些物资的重税、专营，已经把商人的利润层层剥光。
宋代榷茶，每斤茶叶的税负高达三成以上，运到边境再加关税、互市费，商人到手的净利所剩无几。明清海商，即使合法出口，每船货物除去关税、捐输、贿赂，赚的微薄得很。
而且贸易利润还得冒极大风险——风浪、劫匪、官兵、海盗，每一样都可能让一船丝茶血本无归。
不止是货物，连织造丝绸的技术也受到严防死守。
汉代到唐代，私自将丝绸机具、工匠、图样传出境外者，都是死罪。史书上记载，唐代一度因吐蕃、回鹘觊觎中原织造技术，边关加强巡查，严防技术外泄。
宋元时期，丝绸生产由官府专营，民间大作坊也需登记在册。明清时江南织造局、苏州织造局直接受皇帝管辖，织造档案严格保密。
所以，幻想自己搞个织坊出口国外，一来工艺难求，二来就是死罪。
茶叶不仅是商品，还是军需物资。宋代以来，西北防线的马匹几乎全靠茶叶换取。
茶马互市严格控制茶叶流向，每年茶引限定数额，任何超额私茶都被视作扰乱边防之举。朝廷担心私茶流入敌手，反过来换回劣马、扰乱军政。
因此，茶马使司、互市监司沿边设卡，茶叶出口一查到底。私茶贩子若被抓，往往先杖后流，重则弃市示众。
丝绸茶叶出口，还关系到大国博弈。
唐代输出丝绸，不只是为了赚钱，而是要用丝绸换取盟友支持，稳住西域诸国。宋元茶叶更是边防经济链的一环，用茶换马，用马保疆。
明代郑和下西洋，所带礼品主要就是丝绸、瓷器、茶叶。这些东西不是随便能卖，而是代表天朝上国的体面。商人私下贩运，就等于削弱朝廷手里握着的外交筹码。
所以，私运被抓，往往被指为“通番通虏”，重罪处置。
古代海贸风险极高。合法的市舶司贸易，手续繁复、费用高昂，还要防御海盗、风暴。私运商人更是九死一生。
明代广东沿海曾记录：十船私商出海，能有一船活着回来就算幸运。大量商人死于海盗劫掠、海禁缉捕、风浪覆舟。
更何况，合法贸易都被严限在特定口岸和特定品种。一个没背景、没许可证的穿越者，想靠丝绸茶叶发大财？现实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