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也是自古有之的风气，包括现在影视作品和小说中，习惯性的在打官司之前要好好的和官员交流一番。但是，这种行贿，真的像审死官、九品芝麻官里面那样，那么堂而皇之，甚至都不背人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古代司法一定公平，不然也不至于有那么多的千古冤案了。只是想让大家明白，古代的司法流程，也在最大限度的保障老百姓权益，尽管这个权益可能很难保障。
很多人一提起古代打官司，就觉得全靠送钱、找关系，仿佛县衙就是个“看谁贿赂多谁赢”的赌场。但历史上真实的司法体系其实远比穿越小说描述得要严格复杂得多。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就已经确立了完备的刑法制度。尤其自唐律开始，“重证据、重笔录、重程序”成为核心司法精神。唐《永徽律疏》明确规定：凡刑狱之事，须有三类证据：人证、物证、供词。而且，供词必须“自愿为之”，不得刑逼——否则“罪归主审”。
唐律之后的宋、元、明、清各代更是把“审案过程”程序化到极致，从初审、复审、覆审到奏审，每一道环节都要层层盖章、层层背书。不是你有钱就能胡来，否则办案官员也会被一并问罪，轻则革职，重则下狱。
口供不是随便写，必须“三覆三验”防冤假。在穿越小说里，官吏随便拷打一顿就写下口供定罪，其实真实古代讲究的是“三覆三验”。
以明清为例，一份口供须经过以下程序：
覆问：即初次审问后隔日再审，确认供词无误。
复供：若有关键证据，再次询问是否自愿承认、是否遭受胁迫。
覆验：最后由上级或法司再次复核整案，确认证据、供词、人证一致，才准予定案。
《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因拷打逼供而得口供，若后查明属实，审讯官须与错判人“一体问罪”。也就是说，想靠刑讯敲出结案，是要“连带责任”的。
这也是为何历代都有“死囚押三年”的制度，尤其是死刑案件，必须经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合审，并由皇帝钦准，才可行刑。三层过滤，就是要杜绝贪官草率断案。
古代衙门不是判完就完，每一件刑事案卷都必须留下书面“断语”，说明案情来龙去脉、证据出处、法条依据、审问过程。这个断语不是内部材料，而是要交送到上一级政府备案的。
比如县令审完案子，案卷要送府衙，府再送道、送省、送刑部备案。如有疑点，可驳回重审或抽调改判。这套机制被称作“断狱审核”，就像今天的上诉与复核程序。
明清还有“京控制度”，即百姓可以越级上告到京师，如果发现县官草率定罪、偏袒一方，那官员不仅案子被推翻，自己也会被问责。清代道光年间一位知县偏袒地主，被控“徇私枉法”，判了革职永不叙用。
许多人以为古代有“官官相护”，其实律例对官员反而更苛刻。唐律、明律、清律中都有“官员犯罪从重”的明文。
举例：明代《大明律》写道：“官吏为奸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民人同罪，仅徒一年。”也就是说，官吏犯法要重判。
历史上，宋代宰相丁谓因徇私枉法被贬岭南；明代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因屡屡枉法被凌迟处死；清朝的和珅虽然权倾一时，乾隆一死也照样被嘉庆下令“全家抄斩”。
特别是在“枉法、草菅人命”这类罪上，哪怕你权势再大，也一样被审查清算。更别说普通县官，若收贿判错案，不仅乌纱帽不保，弄不好还得蹲监狱、流放边疆。
“钱能通神”只是谣言，贿赂一旦被抓下场很惨。古代确实存在司法腐败，但风险极高。一旦被查实“枉法徇私”，轻则罢官，重则流放、斩首。《唐律》规定，凡收受贿赂致使冤狱者，“枉者斩、受者绞”，双双处死。
清代雍正年间设“养廉银”制度，就是为了杜绝贪腐。县令一年俸禄虽少，但“养廉”可达数千两银子。朝廷就是用高薪把官员养住，然后重罚贪官。一旦贪污枉法，查实直接砍头，以此形成“高薪重罚”的制度震慑。
康熙年间的“察吏大典”中，就记载有一县丞收贿断错案，被揭发后“杖责四十，流放伊犁”，财产全抄。还不如当初按律办案，安全又省事。
有一种误解认为“告官就是造反”，其实在很多朝代，“击鼓鸣冤”“跪诉衙门”“上书告御状”都是合法、常见的司法渠道。清代更设立了“都察院”和“京控处”，专门接待百姓告状。
宋代百姓王某，因县官徇私，越级到京控状，经过开封府再交三司审理，最终平反。连宋仁宗都说过：“官错民讼非民咎，断错狱乃为吏失。”
民间流传的“冤枉不许伸张”其实是地方恶政或土豪乡绅压制之举，不是国家法理所支持的。从程序上讲，民告官不但合法，而且若查实，官员要重罚。
清代审案设有完整的“三级六审”制度，即县、府、省三级，各层都有初审、复审、覆审三次，尤其是死刑、杖责、徒刑类案件，必须逐级递送刑部审定。
乾隆年间一桩“冤杀案”，从起案到终审，前后走了三年时间。案卷多达十二卷，笔录三十余份，证人十六人。就连地方主审官都被调职三次。最终皇帝钦定“冤杀”，主审官被降职调离，案子平反。
如此“拖沓”，从今天看效率低，但正是古人司法的“慎断文化”在起作用。怕的就是“快刀断冤案”，所以宁可拖，也不能草草了结。
古代不乏冤案，比如宋代“洗冤集录”成书，就是为避免误判误杀。但也正因为重视程序、讲究文书，才使得很多案件后来能“翻案重审”。
最着名的如“赵作海案”前身——宋代“张氏冤案”，一妇人杀夫被冤，后来真正凶手落网，案件重审，平反昭雪。而案件能重审，靠的就是有案卷、有人证、有程序记录，不是一锤子买卖。
冤案的存在，反而反映出古人对“慎刑”的高度警觉。越是讲证据、讲程序的年代，翻案越有可能。相反，那种“衙役一句话、棍子伺候人”的情节，反倒是对律法完全不尊重的极权行为，在多数时期都属于“法外之事”。
很多小说主角喜欢打人后“去县衙喊冤”，或者“怒怼官差不服”，甚至“强闯公堂”——在真实历史中，这种行为不是耿直，而是犯法。
《大明律》规定：“殴打官差者，杖一百，徒三年。”“闯衙门擅入者，杖八十。”甚至大声喧哗、拍案闹堂，也会被以“扰讼”治罪。至于什么“英雄打抱不平”“强揍衙役”，那是要立即拿下、枷锁示众的。
真实的司法秩序，不是靠“拳头讲话”，而是靠证词、口供、律例、法条一步步走出来的。想“以武犯禁”，在古代只能换来棍棒与流放。
不可否认，古代司法也有腐败、冤案、贪官，但这不是制度的本质问题，而是执行中的偏差。从制度设计上，唐宋以降的中国法律体系堪称世界前列，不仅讲证据、重程序、设监督、讲慎刑，还有错案申诉机制。
如果你真穿越回去想打官司，靠的不是“送钱开道”，而是事前准备、证据扎实、熟悉律条。搞不清律例的人，别说赢，能保住自己不被反告就不错了。那些小说中“聪明人随便赢官司”的桥段，在真实历史里，多半进班房。因为古人那套司法程序，远比你想象得更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