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外，女主内”这句老话不仅仅是文化观念，更是明文规定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到了宋明以后，女子出门在很多家庭中并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而是“是否违法礼教”。一个出身士族或大户人家的女子，正常状态就是“三步不出闺门”，连上屋顶晒衣服、对外说话都要小心翼翼。
汉代以后，“妇德”逐渐体系化。东汉末年，《女诫》就是一份“行为准则手册”，要求女性不可随意窥看外界，走路不能抬头，不许快步行走。到唐宋，“闺训”一词正式被提出来，意味着女子在行为举止、交往方式、衣着仪容、日常出入都有规范，极端点说，连笑容和说话的语气也有规矩。
不仅如此，宅门制度也在物理上限制女性行动。大户人家的宅第往往建有专门的女眷居住区——内宅——与外院严格分隔。守门的老仆、门房、甚至宗族中年长男性的“耳目”系统，构成了全天候的“行动监管网”。出门？那要报备、写由头、请示长辈，很多时候还要带上保姆、嬷嬷、丫鬟作为“护卫”。
“礼以制人”，儒家礼教不仅规范了官吏、百姓、君臣，也为女性量身打造了一整套“限制包围圈”。
其中最为关键的概念，是“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礼记·内则》详细列举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言行举止，强调妇人不可随便和外人说话，更不能与男性有身体接触。哪怕是自己的堂兄表哥，也属“外男”，出门同行都是忌讳。
更可怕的是礼教并非仅仅来自典籍，而是成为地方乡规民约的一部分。例如《乡约》《家法》中常见的条文包括“不许妇人夜行”、“不得入集市”，甚至“妇人有朋至，须报丈夫”。这些不仅是规范，更有“处罚”：一旦违反，不仅女子名声毁了，还可能牵连家族。
唐代就有“清议”之风，一个女子哪怕只是被看到一次出门过于频繁，可能第二天整个县城的士人都在议论。而这种“名声”一旦败坏，就会直接影响婚姻前景，甚至兄弟的科考、父亲的仕途。
别以为只有朝廷的法律在限制女性，其实最日常的“铁笼子”是宗族。
在一个讲究“宗法血缘”的社会中，女性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归入父系宗族网络中，承担的角色是“他人之妻”、“宗族之女”。她不是一个独立个体，而是某某家的女儿、某某人的媳妇。自由出行？那意味着“失控”。
宗族中有“族长”、“长老”，还有庞大的亲戚网络——所谓“九族同堂”。一个女子是否常去庙里、是否和谁说了话、有没有单独出过门，都会被视作“族中大事”。她一举一动可能都在“姨婆”“堂叔”的监控下，甚至邻里都可以“代行监督义务”。
晚明时期福建的《林氏家训》里写道：“女不可独往，不可无由入市，不可夜观星月。”哪怕只是去买油盐酱醋，也得由丈夫或家中仆从代劳。宗族控制力最强的地方，女子一旦擅自出门，是要被“请到祠堂”训诫的，严重者还可能“逐出族籍”。
即便没有外部监控，女性也未必就能“大胆出门”，因为她们从小被教育要自我审查、自我压抑。
“闺训”是一套系统性的价值教育。书籍如《女四书》《内训》《烈女传》《贞节录》，被编入女子识字课程。女孩三四岁开始学认字，第一个学的不是《三字经》而是《女诫》——告诉她“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才是人生目标。
这种教育讲得很清楚：女子出门太勤快，容易被视为“浪荡”；交友太广，名声易毁；话多话快，不成体统。她们不是不敢去庙会、看戏、上街买菜，而是心中根本没有“这是我的权利”的概念。明代张岱记载某地女子“以出门为耻”，甚至到了病重时才请求一次“踏出大门”。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人拦着，一个从小浸泡在闺训里的女性，也会自己关起门来。这个“闺门”，已经在她心里种下了根。
“逛街”一词现代人觉得无比自然，可在古代社会，女子逛街是一件大事，甚至是一种“特权”。
市集是男性主导的空间，不少地方规定女子“非市日不得入”，意思是只有逢集日才能由丈夫陪同出门采购。而那天往往也是当地巡捕特别关注的日子，生怕出什么“男女相接”的风波。庙会也一样，虽然是宗教场合，但往往被当成社交场景。女子若“频繁上庙”，容易招来“求姻缘”、“勾搭香客”的流言。
《清嘉录》记载，江南女子上庙都要由年长女仆陪同，不能独自前往；若年纪轻轻就频繁“游庙”，甚至可能被写进地方文人的“谐记”中，被当成取笑的对象。
在很多地方，如河南、山东、浙江，地方衙门和宗族甚至会设“女禁”，标注某些区域女子不得入内、不得独行、不得参与议事。
有人可能会问，那宫廷女子呢？贵族小姐是不是可以自由些？答案正相反。
皇宫、王府的女子，是最早也最严格被“内外有别”制度管控的一群人。从唐代起，皇宫内设“掖庭令”“尚宫局”，全部职责就是管理女性宫人——她们不仅不能随意走出寝殿，就连信件都要通过内侍或女官转交。
皇后、妃子，哪怕再受宠，也需要“召见”制度，非经允许不得出宫一步。就连临时迁宫、避暑搬迁，都要单独列车、设专队护送。
同样，王公贵族的女眷也是如此。王府内宅常常有“女墙”、“影壁”，甚至院墙上加盖“女不出门”的石雕文告。到了清代，八旗贵族女子常年居住在“闺房”，即便嫁人，也不一定能立刻“出嫁”住进夫家。
上层女子的出门自由，甚至比农妇还受限制。她们有身份，却也因此被束缚得更深。
当然也有女性出现在市井街头，那多数是因为家贫无奈。
低阶层女子，如农家女、女仆、寡妇，确实可能承担卖菜、担水、送饭等任务。但这并不代表她们有“自由”，而是她们“无可选择”。宋代一位文士在《笔谈》中就曾说：“市井妇多劳，而言语不敢稍高。”就是说，即使这些女子出门谋生，也要尽量“悄无声息”，免得惹人非议。
清代地方志也记载，女子“若非寡困，不宜贸易”。在正统的观念中，女子经商是“伤风败俗”，即使偶有例外，也要被贴上“迫于无奈”、“守节经营”的标签。
她们不是自由地出门，而是带着羞耻与危险，在社会边缘勉强求生。
古代文人极爱描写“贞女”——守节、守门、不见外人、不出家门，被赞为“冰清玉洁”；反过来，“出门女子”则多被塑造成“荡妇”或“红粉祸水”。
《聊斋志异》《世说新语》《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逃不出这个二元对立：你若出门、说话、接触男性，就注定会被“描黑”。
这种文学形象一再加深社会偏见，使得“贞节”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家族荣誉、社会标杆。甚至地方上建“贞节牌坊”，对出门女子就是无形的警告。
这类文化压力，远比明文律法更可怕。
除了宗族与礼教的束缚，古代女子还要面对来自法律制度本身的性别歧视。别以为官府公正严明，事实上，法律对女子的惩处不仅更重，而且更羞辱，其背后的逻辑根本不是“公平执法”，而是“维护礼法”。
先说一个现象：同样是“私奔”，男子通常会被斥为“轻佻”“不敬父母”，但女子往往直接按“淫奔”“失节”处理，有时还会被冠以“贱行”，轻则鞭笞驱逐，重则活活打死。为什么？因为她“坏了家门名声”“败坏纲常伦理”。
《大清律例》就明确写道：“妇逃奔他人而未婚配者，笞六十；若成婚，徒三年。”
这就意味着，只要你离家出走，不论是不是被逼婚、有没有自愿与人结合，你作为女人，默认就是“有罪”，哪怕你只是逃离一个施暴的家庭，也要被先打六十大板。
更可怕的是，“节妇观念”与“守礼规定”常常渗透进法律解释中。比如：
寡妇改嫁：虽说律上不禁，但很多地方律令或“乡约”默认禁止，若有“淫名”，可能被强迫出族、逐出家门；
非礼之交：女子与男性多说几句话，就可被定为“不正之行”，地方官府可“依乡规重责”，即使无实证也可鞭打羞辱；
所以，你穿越成古代女子，如果真的“离家外出、游市观花、抛头露面”，不仅要面对家里怒火、宗族非议，还可能面对官府鞭杖，整个体制就是要把你打回“闺门之内”，让你知道“女人不该走出去”。
古代女子不是不能走出家门，而是被现实中的千百条“无形锁链”层层围住。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写出符合历史逻辑的女性角色，也才不会让历史设定沦为戏说浮夸的“穿越白日梦”。
如果写作者想要塑造一个在古代依然活跃于市井、独立行走社会的女性角色，不是不可以，但必须交代清楚她的家境、身份、环境与所承担的后果。她是寡妇、医女、商户之女，还是身陷乱世？她如何应对名声的压力、如何突破礼教围墙、如何面对亲族非议？这些背景与挣扎，才是古代女性一旦选择“出门”，背后沉重社会代价的真实刻画。
否则，动辄“一个大家闺秀半夜跑到县衙破案”、“富家千金骑马游街引无数书生围观”、“皇宫妃子随意微服私访走街串巷”，不是戏说历史，就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人设幻想。写得越自由、越现代，越显得对古人真实生活缺乏基本尊重。
历史是复杂的，女性的压抑不是一两条法令的问题，而是一整套制度、文化、宗族、教育的合力结果。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否定现代女性的独立理想，而是在写作中真正理解古代女性之所以“难以自由”的现实根源——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现代自由来之不易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