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侍平稳的声音再次响起，念出了第四条与第五条：“其四曰，广言路，杜谗口。”
这两条，如同在已然暗流汹涌的朝堂上，又投入了两块性质迥异却同样引人瞩目的石头。“广言路”令人心潮澎湃，“杜谗口”则让某些人脊背发凉。
几乎是话音刚落，一位素以清流自居、官职并不算高的监察御史王义方，便激动得几乎要颤抖，他迫不及待地出列，声音因激动而略显高昂：
“陛下！天后娘娘！圣明啊！‘广言路，杜谗口’，此乃廓清政治、直达天听之千古良策！”
他挥舞着玉笏，仿佛要将胸中积郁已久的块垒尽数吐出：“昔日太宗皇帝虚怀纳谏，乃有贞观之治。然近年来，言路时有壅塞，阿谀奉承者得道，耿介直言者见疏。今天后娘娘重启广厦，不唯品秩，不避贵贱，许天下人皆可上书言事，此真乃……真乃日月重光，士林之幸，天下之幸也！”
他的赞誉毫不吝啬，代表了那些渴望一展抱负、却苦于无门或因言获罪的底层官员与士子的心声。他们仿佛看到了一道冲破门阀与资历束缚的曙光。
紧接着，又有几位御史台和翰林院的年轻官员出列附和，言辞恳切，盛赞此条能“集思广益”、“洞察民隐”、“使奸佞无所遁形”。
然而，在这片看似激昂的赞颂声中，一些资深重臣，尤其是那些习惯于通过固定渠道和门生故吏掌控信息的官员，面色却变得微妙起来。礼部尚书许敬宗，这位以文采着称却也深谙权术的老臣，捻着胡须，缓缓出列，语气听起来颇为持重：
“陛下，娘娘。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初衷自然是好的。然则……‘不唯品秩，不避贵贱’，是否……是否过于宽泛？若任由贩夫走卒、山野村夫皆可妄议朝政，呈递文书，恐非但不能裨益国是，反而会滋生淆乱，使无用之言充斥省闼，徒增纷扰，甚或……被有心之人利用，散布流言，动摇人心啊。”
许敬宗的话，委婉地表达了对此条可能打破现有信息垄断和权力结构的担忧，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高阶官僚的普遍心态。
而“杜谗口”这一条，则让气氛更加诡异。当内侍念出“严惩诬告、谗言，肃清官场风气”时，不少官员的目光下意识地、或明或暗地扫向了站在前排的某几位以“洞察上意”、“善于纠劾”而闻名的官员身上，如时任中书侍郎的李义府。
李义府脸上那惯常的、如同面具般的温和笑容微微一僵，虽然瞬间恢复，但眼底深处掠过的一丝阴霾却未能完全掩饰。他深知，自己能屹立不倒，除了揣摩圣意，也离不开暗中运作、甚至利用言官打击政敌的手段。“杜谗口”若严格执行，无疑将极大限制他这类人的活动空间。
他并未立刻出列反对，只是垂着眼睑，仿佛事不关己。但与他关系密切的几位言官，却按捺不住，有人出列，试图为“风闻奏事”的传统辩护：
“陛下，娘娘。御史风闻奏事，乃古制，旨在使百官有所畏惧，廉洁奉公。若过于严惩‘谗言’，恐令言官束手，不敢尽其职分，于吏治澄清，恐非益事……”
这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实则是在为潜在的诬告行为预留空间。
立刻便有反对者驳斥：
“荒谬！风闻奏事，乃是为查证提供线索，岂能成为诬陷良善、挟私报复的护身符？天后娘娘明令‘杜谗口’，正是要厘清界限，惩处那些心怀叵测、以言杀人的宵小之徒，此正所以保护真正忠直敢言之士！”
双方围绕着“言路”的边界与“谗言”的界定，又展开了一番引经据典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是政治清明的保障，反对者则担忧会导致言路萎缩或权力失衡。
武媚高坐于上，冷静地俯瞰着这场争论。她提出此条，目的极为明确：既要打破现有信息壁垒，更直接地了解下情，网罗更多可用之才（这或许也暗含了与华胥那种可能更高效沟通模式的比较），也要借此机会，整顿官场风气，剪除那些只会搬弄是非、于国无益的毒瘤，尤其是可能威胁到她权威的潜在势力。
待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下时，她再次开口，声音清晰而坚定，带着一种终结讨论的意味：
“广言路，非是纵容妄言，乃是为求直言；杜谗口，非是堵塞言路，乃是为护正气。”
她目光扫过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如何甄别有益之言与无用之谈，如何界定风闻与诬告，正是尔等台谏、刑部、大理寺官员之职责。着尔等会同详议，拟定章程，务使忠良得伸，奸佞得惩，言路通畅而纲纪肃然。”
她再次将具体操作层面的难题抛给了臣子，自己则牢牢掌控着原则和方向。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若自身立身持正，又何惧言路广开？若心中无私，又何畏谗口被杜？”
这两句反问，轻飘飘地落下，却重若千钧，让许多心中有所计较的官员，不由得心神一凛。
第四、五条，便在这样一种有人欢呼、有人隐忧、有人警惕的复杂氛围中，得以确立。百官们已然清晰地认识到，这位天后的意志与手腕，正通过这《建言十二条》，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重塑着帝国的肌理与朝堂的生态。接下来的条款，只怕会更加深刻地触及每个人的利益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