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价权……
一头牛，一只羊晋商说值多少钱就多少钱，王公们根本就没有的选。
就这样，王公贵族的牲畜草场，甚至是属民的赋税，慢慢的都变成了晋商的抵押品。
晋商就是用这一张张小小的印票，织就了一张越收越紧的大网，把高高在上的蒙古统治阶层牢牢的套住，让他们成了自己的高级打工仔。
光靠几个大商号和王公的印票，还不足以控制整个草原的经济，于是晋商把金融的毛细血管，铺到了蒙古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靠他们强大的票号，比如着名的日升昌，蔚泰厚等票号，他们在归化，张家口，库伦，甚至是更远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都设有分号。
这些票号解决了远程资金流动的大问题，蒙古牧民卖了羊皮给晋商，拿到的可能不是现银，而是一张汇票。
他们可以去归化城的分号凭票取钱，或者是直接把汇票转手给其他商人购买货物。
而晋商从内地采购货物，也不用真金白银的长途押运，通过票号网络就能把资金汇到采购地。
这大大降低了贸易风险和成本，让晋商的商业触角，能延伸到草原最偏远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这套覆盖整个蒙古草原的金融结算网络，使得资金流动完全就掌控在晋商体系之内。
蒙古的经济血液怎么流，流到了哪里，流多少，晋商都看的一清二楚，并且能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一个普通的蒙古牧民，可能一辈子也没离开过自己的旗，但他养的羊，买的茶，借的钱，都在无形中被这张庞大的金融网络所记录和支配。
山西票号史就明确的指出：“票号分支机构之遍设于各埠，不特为国内汇兑之枢纽，即边陲蒙藏各地，亦莫不有山西票庄之足迹。”
事实上印票这种高端的玩法只针对王公喇嘛，晋商很快就把这套模式，降维打击用到了普通牧民身上。
王公贵族们欠了晋商巨债还不上怎么办？
简单的很呐，把债务转嫁或者是摊派给属下的牧民呀。
《清实录》里记载，乾隆皇帝都看不下去了，多次下旨训斥蒙古王公：“尔等蒙古，习于安逸，不知节俭，将属下人等马匹牲畜恣意妄费，或赊与商人，或抵偿债务，致令属下人等生计窘迫。”
但这些还只是官方的转嫁摊派，晋商自己更是直接下场，把高利贷的触角伸向每一个蒙古包。
晋商发明了更亲民的借贷方式……小印票，或者干脆就是白条。
牧民春天青黄不接，要买粮……借；
冬天需要布匹茶叶御寒……借；
想扩大畜群买点牛羊……还是借；
而牧民借的这小印票，利息可比晋商借给王公贵族喇嘛的印票黑多了。
小印票的利息，普遍采用月滚利，季滚利，甚至是羊羔利，也就是借一还二。
俄国学者波兹德涅那夫，在《蒙古及蒙古人》这部实地调查巨着里，写的清清楚楚：“晋商向蒙古人放贷的利率，通常是月息三分，且多为复利计算。一旦到期无力偿还，债务将像滚雪球一样的迅速膨胀。”
打个比方：一个牧民借了十两银子买生活必需品，按复利滚上两三年，就可能变成了几十两。他拿什么还？唯一的指望就是他赖以生存的牛羊牲畜。
这就引出了晋商最核心的掠夺手段：牲畜抵押与折价权。
在蒙古草原，牛羊马驼它不是肉，也不是奶，那是硬通贸，是行走的黄金白银。
晋商深谙此道，他们放贷给牧民的时候，合同里往往就写明以牲畜做抵押。
而到期还不上，这实在是太好了，晋商直接收牲口。
关键的来了，这些牲口值多少钱？谁说了算？
当然是晋商说了算啊，他们早已经掌握了定价权。
他们更是利用牧民不知道外界牛羊马驼价格的信息差，以及对交易渠道的绝对控制，把牧民们抵押的牲畜价格，压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清稗类钞农商类》记载：“蒙人售牲畜于旅蒙商，值十仅得四五，商复以值四五之牲畜运至内地，鬻之即值十矣。”
用大白话说就是：晋商用市价四五成的骨折价，收走牧民的牲畜，运到内地一转手就能以市场价卖出去，利润翻倍不止。
是不是以为晋商的这个手段就很令人发指了？
所以说诸君还是太善良了，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最狠，只有更狠。
晋商还有一个更狠的掠夺手段，他们发明了一种割韭菜根的方法……放母畜，收子畜的金融创新。
打个比方：借给你十头母羊约定好，三年后不仅要还十头母羊，还要加上这三年里母羊生下的大部分羊羔。
牧民辛苦饲养，承担疫病等风险，最后大部分收益却被晋商拿走。
晋商就这样用金融杠杆，把原本应该自由放牧驰骋的牧民，变成了他们的打工仔。
根据清末民初的调查报告：在外蒙古地区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成年男性牧民，都背负着晋商的沉重债务。
很多人终其一生，甚至是子孙数代都在为还债而劳作。
牲畜牧场这些草原经济的根基，就这样源源不断的通过金融管道，流入了晋商的口袋。
当债务像山一样的压垮了牧民，连牲口都被搜刮干净后，晋商还能榨取什么？
答案……人。
还不起债的牧民，男的被迫给晋商当苦役，为他们放牧，运输货物，甚至是充当保镖打手，女的则可能被抵债为仆役。
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清代档案和蒙古地方文献里，这种人身为质的案例比比皆是。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里记载了清廷的禁令要求：禁止商人私债准折。
这恰恰说明这种现象有多么的普遍，多严重。
在靠近内地的蒙旗，如哲里木盟，晋商甚至是通过债务关系，直接控制了部分蒙古平民的劳役权，让他们为自己耕种土地，看管店铺。
晋商靠着这套精妙绝伦的金融武器，晋商在蒙古草原上的势力，于乾隆，嘉庆年间达到了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