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砚深的直觉，像一头被惊扰的猛兽，在黑暗中睁开了猩红的眼睛。
尽管他查不到任何确凿的证据，尽管我的伪装近乎天衣无缝，但他那在商海沉浮中淬炼出的、对失控感的极度厌恶和警惕，让他将所有的怀疑和不安，最终聚焦在了我这个看似最不可能、却也最“平静”得反常的所在。
无形的绞索，开始悄然收紧。
最先到来的变化，是保姆房外走廊上，多了一道几乎永不消失的影子。不再是之前那种偶尔的巡视，而是变成了固定的“岗哨”。两个穿着黑色西装、面无表情的保镖，开始八小时一轮换，像两尊没有生命的雕塑，一左一右地守在通往我房间的走廊两端。他们不说话，不交流，只是用那种冰冷的、毫无情绪的目光，时刻注视着这扇薄薄的门板。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都可能引来他们警惕的侧目。
这已不再是监视，而是赤裸裸的软禁升级。
我知道，这是陆砚深在施加心理压力。他用这种物理上的绝对控制，试图碾碎我可能残存的任何一丝反抗念头，或者，逼我在这令人窒息的压迫下露出破绽。
对此，我置若罔闻。
我甚至刻意调整了自己的作息。以往，为了尽量减少与他的碰面，我总是尽可能早地完成工作，早早缩回保姆房。但现在，我反而会在深夜，当宅邸陷入一片死寂，只有走廊上那个值班保镖偶尔发出的轻微踱步声时，坦然自若地推开房门。
我会穿着单薄的睡衣，抱着一个空水杯，脚步轻缓地走向厨房。经过那个保镖身边时，我目不斜视，脸上是刚被吵醒般的惺忪和茫然，甚至还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悦（当然，是极其克制和卑微的那种）。我会在厨房慢条斯理地接水，喝水，甚至打开冰箱看看有没有什么剩下的点心，动作自然得仿佛只是起夜口渴的寻常佣人。
然后，我会端着水杯，同样平静地走回房间，在保镖审视的目光中，轻轻关上门。整个过程中，我的呼吸平稳，心跳如常。我用这种近乎挑衅的“正常”，来回敬他这过度的“紧张”。我要让他知道，他的严密监视，对我这个“安分守己”的保姆来说，只是一种无谓的打扰。我无所畏惧，因为我一—至少在表面上—无可挑剔。
这种表面的顺从下，是我更加隐秘和高效的准备工作。每一次外出，哪怕只是跟着周姨去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点日用品，都成了我勘察地形的宝贵机会。我的眼睛像扫描仪，大脑像存储器，疯狂地记录着一切可能用到的信息。
从宅邸气势恢宏但戒备森严的正门，到相对隐蔽但常年锁闭的侧门，再到佣人通道连接的后院小门……每一扇门的位置、守卫情况、监控角度，我都了然于胸。
我注意到，正门保安换岗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和晚上十点，有大约三分钟的空窗期，但门口车流密集，风险太高。侧门仅供园林工人偶尔出入，钥匙由管家保管，难以入手。
而最大的发现，来自于每周三上午的例行食材补给。
每周三上午九点半左右，会有一辆印着“绿源生鲜”标志的白色厢式货车，准时停在后门专门卸货的区域。司机是个嗓门洪亮、喜欢和帮厨阿姨开玩笑的中年男人。
货车会停留大约二十分钟到半小时，因为需要搬运的食材箱筐较多。关键是，司机和随车的搬运工在卸货时，后车厢的门通常是敞开的，以便于进出。而且，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有时会直接将一些不太重的箱筐暂时堆放在后门内侧的通道边，然后再分批运进厨房冷库。
这段时间，后门区域会变得相对嘈杂和混乱。帮厨阿姨和搬运工的交谈声，箱筐碰撞的声音，会形成一定的噪音掩护。更重要的是，司机会下车，有时会靠在车边抽根烟，有时会进入宅邸借用洗手间。那扇敞开的车厢门，像一道诱人的缝隙，在向我招手。
我通过几次“帮忙”将一些小件物品从通道边挪到厨房门口的机会，仔细观察过那辆货车。车厢内部不算深，堆满了各种保温箱和货筐，但靠近车头的位置，似乎有一小块可以蜷缩藏身的空间。而且，这辆车出入小区门岗时，似乎只需要司机打个招呼，保安很少会上车检查。
周三上午，九点半到十点之间。后门。绿源生鲜的货车。
这成了我脑海中反复推演、不断完善的核心逃脱方案的关键节点。
当然，我知道这绝非万无一失。司机是否会准时？车厢内是否有足够的藏身空间且不被发现？货车行驶路线是否可控？出小区后如何安全下车？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变数和巨大的风险。但相比于其他几乎不可能突破的路线，这已经是黑暗中唯一可见的、稍纵即逝的微光。
我必须抓住它。
与此同时，我对陆砚深行程的观察也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我通过他书房电话的只言片语、助理送来的日程表碎片、甚至他西装领带的选择（这往往暗示着当天会议的重要程度），拼凑出他近期的动向。我知道，下周中，他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海外视频并购谈判，预计会持续一整天，从凌晨开始，因为时差关系，他将不得不长时间守在书房，无暇他顾。
那一天，也是周三。
时机，在无数次冷静的计算和危险的权衡中，逐渐浮出水面。像夜空中最黯淡却也最坚定的一颗星，指引着最终的方向。
最后的博弈，在无声中推向高潮。宅邸里的空气紧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陆砚深看我的眼神，探究中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可能未曾察觉的焦躁。他增加的监视，他偶尔的突然试探，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得不到任何回应。我这潭死水般的平静，似乎正在慢慢消耗着他本就因外部压力而濒临极限的耐心。
而我，则像一名潜入敌营最深处的间谍，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内心越是激动，越是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和逃离前的紧张，我的表面就越是平静，甚至比以往更加“认命”和“麻木”。
我甚至开始悄悄处理掉最后一点可能留下个人痕迹的东西——一本页角卷起的旧杂志，一支写不出水的圆珠笔，一张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印有模糊风景的明信片。我将它们混入日常垃圾，看着它们被运走，消失。我要让“沈清弦”这个人，从这座宅邸里彻底蒸发，不留下任何可供追忆或追查的线索。
夜晚，我躺在床上，能清晰地听到门外保镖换岗时低沉的交谈声，以及他们沉重的脚步声。那声音，不再让我恐惧，反而像倒计时的钟摆，一声声，敲击在我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