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五月十五,河北的旱情已如燎原之火,再也无法遮掩。
汴京的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不安,朝廷的每一道政令都围绕着赈灾、疏浚、维稳急速运转。年轻的皇帝赵顼连日操劳,眼窝深陷,眉宇间凝结着化不开的沉重。
就在这举国紧绷的关头,一封六百里加急的西北边报,如同又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紫宸殿的御案上,也砸在了所有重臣的心头。
奏报来自陕西经略使,内容简洁却字字如刀:西夏遣使前来,声称依据旧约,要求我朝归还绥州之地。
这分明是西夏梁太后与国相梁乙埋,窥见大宋河北遭逢大旱,国力受挫,意图趁火打劫,行“空手套白狼”之伎俩!
“砰!”
赵顼一拳砸在奏报上,连日积压的疲惫、焦虑,以及一种被轻视、被挑衅的屈辱感,如同火山般喷发出来。他猛地站起身,胸膛剧烈起伏,脸色因极致的愤怒而涨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他想起了治平三年,自己以太子身份监国时,西夏虽扰边不断,但宋军尚能维持局面。
然而,先帝重病,国势未稳,西夏便大举入寇,虽被种谔等人击退,但最终……最终还是在某些老成持重、但在他看来实为怯懦的主张下,与西夏再订和约,还是签下了令人屈辱的“岁币”!
那时,他虽监国,却未能完全掌权,只能眼睁睁看着国格受损。那份耻辱感,如同烙印,深深刻在他心底。
如今,他已是九五之尊,正欲励精图治,一雪前耻,对方竟敢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再次上门勒索!而且是以如此荒谬的理由!
他一把抓起奏折,目光如冰冷的刀锋,逐一扫过被紧急召来的韩琦、文彦博、曾公亮、吕公弼和韩绛。他几乎是咬着后槽牙,从齿缝里挤出一句话,声音低沉却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你们说……怎么办?!”
这简短的五个字,裹挟着帝王的无边怒火和几乎要失控的杀意。
几位重臣感受到那股几乎凝成实质的怒意,心中俱是一凛。文彦博作为枢密使,率先开口,语气沉稳中带着军人的硬朗:
“陛下息怒!西夏此乃试探之举,欺我河北有难,不能两顾。其心可诛!然,使者既来,我朝便不能失却礼数,更不可示弱。
臣以为,当严词驳斥其无理要求,示我坚守绥州之决心!”
曾公亮紧接着道:“文相公所言极是。然需防备其以此为借口,再生边衅。陕西诸路军备需进一步加强,以防不测。同时,此事不宜声张,以免动摇河北民心。”
韩绛眉头紧锁,从财政角度考量:“陛下,若西夏真敢动兵,军费开支将是天文数字,于当前国库更是雪上加霜。但绥州绝不可弃,弃则陕西门户洞开,后患无穷。
臣以为,需做两手准备,一面强硬应对使者,一面令三司秘密筹划,做好最坏的打算。”
资历最浅的吕公弼则补充道:“使者之来,亦是我朝窥探西夏虚实的良机。可借此观察其国内情势,梁太后摄政,未必稳固。”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始终沉默的首辅韩琦身上。韩琦缓缓抬起头,看向因愤怒而微微颤抖的年轻皇帝,他的目光深邃,仿佛能穿透眼前的危机。
“陛下,”韩琦的声音苍老却带着定海神针般的力量,“怒,不解决问题。西夏此举,正在于激怒陛下,使我方自乱阵脚。”
他顿了顿,继续道:“老臣之意,与诸位略同,但需更进一步。
其一,使者要来,便让他来。我朝以国君之礼相迎,礼仪周全,彰显天朝气度。
其二,待其提出索地要求,则由陛下亲自召见,或由老臣等与之廷辩,据理力争,引经据典,痛斥其背约无信,在道义上彻底压倒他!
其三,与此同时,密令种谔等边将,加强戒备,甚至可以小规模巡边示武,让其使者‘恰好’看到我边军之整肃!”
韩琦的策略,老辣而周全。他不仅要拒绝,还要在气势上、道义上、甚至军事威慑上,全方位地碾压对方,让对方偷鸡不成蚀把米。
赵顼听着韩琦的分析,胸中的怒火渐渐被一种冰冷的理智所取代。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几乎要脱口而出的“杀”字,缓缓坐回龙椅。他知道,韩琦是对的。逞一时之快,只会落入对方的圈套。
“好!”赵顼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是更加坚定的意志,“便依韩相公之策!朕,就在这汴京城,等着他西夏的使者!倒要看看,他们有何面目,来要朕的绥州!”
他目光扫过众臣:“诸公各司其职,陕西防务,万不可松懈!退下吧。”
“臣等遵旨!”
众臣退去后,赵顼独自坐在空旷的大殿中。他拿起那封奏报,又看了一遍,嘴角勾起一丝怒极而笑的笑意。
西夏的挑衅,非但没有让他退缩,反而彻底点燃了他内心深处那股不服输的狠劲与雄心。
河北的灾要救,西夏的狂更要打!这内外交困的局面,正是对他这位新君最大的考验。他不仅要度过难关,还要借此机会,让四方都知道,大宋……已经换了一个不一样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