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的晨曦刚漫过塔霍河，城南那座刚翻修的石楼就传出了琅琅声。不是教堂的诵经，也不是市集的吆喝，而是二十几个肤色各异的年轻人，正用生硬的拉丁语和汉语夹杂着喊：“北回归线，北纬23度26分！”石楼门口挂着块新木牌，上面用两种文字写着“云欧航海学校”，字缝里还沾着未干的漆料。
郑伟站在二楼的露台上，看着院子里的景象，嘴角忍不住扬起。半个月前，这里还是座废弃的修道院，如今却成了最热闹的地方——云朝的海员正蹲在地上，用粉笔画着星图，指尖划过虚拟的北斗七星；几个金发碧眼的欧洲航海家则围着地球仪，用羽毛笔标注着洋流方向，时不时因为一个地名的发音吵起来，最后又指着对方的鼻子笑。
“大人，您看那边！”副官老李指着角落里的石桌，声音里带着笑意。郑伟望过去，只见云朝的老海员周伯正拿着六分仪，教一个葡萄牙少年怎么测量太阳高度。少年的手指太粗，总捏不稳仪器的刻度，周伯就握着他的手，一点点调整角度，嘴里念叨着：“眼睛要和刻度线齐平，看太阳的倒影落在哪条线……对，就这样！”
这所航海学校是郑伟和里斯本总督共同提议办的。云朝的海员熟悉天文导航，能用六分仪和星图确定位置，哪怕在茫茫大洋上也不会迷路；欧洲的航海家则擅长观察洋流和季风，知道哪些海域有暗流，哪个季节适合穿越大西洋。双方一拍即合——与其各守各的经验，不如凑在一起教给年轻人。
第一堂课就闹了笑话。周伯教大家用“牵星术”定位，说“北极星的高度就是纬度”，英国学生汤姆立刻反驳：“在南半球根本看不到北极星！我们靠南十字星！”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郑伟拿来地球仪，指着南北半球的星空分布，才让他们明白“方法得看地方用”。
这样的碰撞每天都在上演。云朝学生拿出《更路簿》，上面用“更”（航程单位）和“针路”（方向）记录航线，比如“从泉州到马尼拉，用丁未针，十更”；欧洲学生则掏出航海日志，上面标着经纬度和风速，精确到“北纬5度，东风三级”。起初谁都觉得对方的方法麻烦，直到有次模拟航行——云朝学生靠星图避开了暗礁，欧洲学生靠洋流知识节省了三天航程，大家才服了气。
“原来你们的‘更’，和我们的‘里格’（长度单位）差不多！”荷兰学生扬拿着尺子量《更路簿》上的航线，突然喊起来。他旁边的云朝学生阿福正对着欧洲航海图发呆，上面的等高线让他想起家乡的山脉：“你们画的洋流，像不像河里的漩涡？顺着走省力，逆着走费劲！”
院子中央的黑板成了“战场”。左边写着云朝的“二十四方位罗盘”，用“子、丑、寅、卯”标注方向；右边画着欧洲的“三十二点罗盘”，标着“N、NE、E”。学生们拿着粉笔在中间画连接线，把“子”和“N”（北）连起来，把“午”和“S”（南）连起来，很快就画出一张奇特的对照表。
郑伟让人把这些碰撞出的火花都记下来，编成课本。里面既有云朝的天文观测法，也有欧洲的洋流分布图，甚至还有双方总结的“避台风口诀”——云朝海员说“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欧洲航海家补充“马尾云（卷云）出现，风暴不远”，凑在一起竟格外管用。
实操课是最热闹的。学校后面的小码头停着两艘小船，一艘是云朝的“沙船”，平底宽舱，适合近海航行；一艘是葡萄牙的“卡拉维尔帆船”，尖底多桅，擅长远洋。学生们轮流掌舵，云朝学生学着调整三角帆，欧洲学生则试着用橹划水，常常手忙脚乱把船开得歪歪扭扭，却没人肯认输。
有次练习定位，周伯故意把船开到陌生海域。汤姆急得满头汗，拿着六分仪测了半天太阳高度，算出纬度是北纬38度；阿福则观察海浪的方向，结合星图，断定“这里离里斯本港最多五十里”。等第二天返航时，果然如阿福所说——原来他用了云朝海员的“浪向定位法”，而汤姆的经纬度计算也分毫不差，只是没结合本地地形。
“你们的方法像算术，精准；我们的像看天气，灵活。”阿福挠着头对汤姆说，两人都笑了。
学校的消息传开后，连威尼斯和西班牙的航海家都来旁听。有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总缠着郑伟问“从欧洲向西航行，能不能到云朝”，还拿着自己画的海图，上面把地球画得比实际小了一半。郑伟没直接否定，而是让他跟着云朝海员学测经纬度：“先算出真实的距离，再谈航线更稳妥。”
三个月后，第一届学生结业了。他们要完成一项挑战——驾驶一艘混合式帆船，从里斯本出发，绕过直布罗陀海峡，再返回。船上的导航工具既有六分仪和星图，也有欧洲的洋流表和日志本。
启航那天，郑伟站在码头，看着年轻人们升起船帆。阿福和汤姆并肩站在舵旁，一个看星图，一个查洋流表，配合得像老搭档。船刚驶出港口，就遇到了逆风，汤姆想按欧洲的方法绕道，阿福却指着天边的卷云：“按我们的老话，这种云预示着风向要变，等半个时辰再走更省力。”果然，没过多久，风向真的转了。
当帆船平安返回时，码头上爆发出欢呼。学生们抱着彼此，用混杂的语言喊着“成功了”，云朝的蓝布衫和欧洲的皮靴挤在一起，像幅流动的画。
郑伟走上前，给每个学生颁发了证书。证书上没有区分“云朝”或“欧洲”，只写着“合格航海员”，盖着学校的双语言印章。“航海不分东方西方，”他对学生们说，“能安全把船开到目的地的，就是好海员。”
夕阳把石楼的影子拉得很长，学生们还在院子里争论航线。周伯和汤姆的父亲——一个老葡萄牙航海家，正坐在石凳上喝酒，手里比划着星图，虽然语言不通，却靠手势明白了彼此的意思。
郑伟望着这一切，觉得这所学校就像那艘混合式帆船，把不同的导航术、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思维方式，缝合成了更可靠的“航海智慧”。而这些年轻的航海员，终将带着这份智慧，在茫茫大海上，开辟出更宽的航道——那里没有“你的”或“我的”航线，只有“我们的”远方。
晚风穿过石楼的窗户，带着塔霍河的潮气，吹动了黑板上的对照表。“子”和“N”紧紧连在一起，像两只握在一起的手，在暮色里闪着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