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进老城区那栋民国小楼时，正是入秋后的第一个寒潮天。中介攥着褪色的房产证，指节泛白地把钥匙塞给我，反复强调“前房主出国急售”，却避而不谈这栋楼空置了整整七年。我那时刚丢了工作，口袋里的积蓄只够买下这处单价远低于市价的老房子，没心思细究那些不对劲的地方，只当是中介想尽快促成交易的话术。
小楼是典型的砖木结构，外墙爬满枯萎的爬山虎，像干涸的血管缠在砖缝里。推开大门时，合页发出“吱呀”一声长响，一股混杂着霉味与旧木头的气息扑面而来，呛得我猛咳了两声。一楼客厅空荡荡的，只有墙角堆着几个蒙满灰尘的纸箱，阳光透过积灰的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斑，空气中浮动的尘埃看得一清二楚。
收拾到三楼卧室时，我发现了一个嵌在墙里的老式衣柜。衣柜是深棕色的胡桃木材质，表面的漆皮已经开裂，铜制的拉手氧化成了青绿色。我试着拉了拉柜门，却发现被什么东西从里面顶住了。起初以为是卡住了旧衣物，可用力推了几下，柜门竟发出“咚咚”的闷响，像是里面有东西在回应。我心里发毛，又觉得可能是衣柜年久失修，内部的木板变形卡住了，便找来螺丝刀，一点点撬开了柜门。
柜门打开的瞬间，一股冰冷的寒气涌了出来，比深秋的夜风还要刺骨。衣柜里没有衣物，只有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月白色旗袍，布料是老式的真丝，边角已经泛黄，领口绣着一朵暗红色的海棠花，针脚细密得有些诡异。我伸手去碰旗袍，指尖刚碰到布料，就像摸到了冰块，猛地缩回了手。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旗袍的领口处，似乎残留着一圈淡淡的深色印记，像是干涸的水渍，又像是……血迹。
那天晚上，我在客厅搭了张折叠床，没敢睡三楼。窗外的风呜呜地刮着，像是有人在哭，小楼里的木头时不时发出“咔嗒”的声响，像是有脚步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我睁着眼睛到后半夜，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突然听到三楼传来“哗啦”一声，像是衣柜门被风吹开了。我心里一紧，抓起放在手边的手电筒，蹑手蹑脚地往三楼走。
楼梯的木板踩上去“咯吱”作响，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跳上。快到三楼拐角时，手电筒的光突然晃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飘在卧室门口。我吓得手一抖，手电筒掉在地上，光线歪向一边，照见那影子的下摆——是月白色的旗袍，领口的海棠花在昏暗的光线下，红得像要滴血。我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忘了，直到那影子缓缓转过身来，我才看清，那是一个女人的轮廓，长发垂到肩膀，脸埋在阴影里，看不见五官，只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中泛着淡淡的绿光，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尖叫一声，转身就往楼下跑，连掉在地上的手电筒都忘了捡。跑到一楼客厅，我抓起手机就想报警，可屏幕亮了半天，却连一格信号都没有。窗外的风更大了，窗户被吹得“哐当”作响，客厅里的纸箱突然一个个倒了下来，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全是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都是同一个女人，穿着那件月白色旗袍，站在小楼的院子里，笑容温婉。可仔细看，那些照片的背景里，总有一个模糊的黑影，像是站在女人身后，却又看不清形状。
我蹲在地上，捡起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民国三十六年，秋，与君别。”字迹娟秀，却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凄凉。我突然想起中介说的“前房主”，心里咯噔一下——这栋楼的历史，恐怕远比我想象的要长。
接下来的几天，怪事越来越多。我把那件旗袍锁进了楼下的储藏室，可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发现旗袍整整齐齐地铺在三楼卧室的床上，领口的海棠花像是更红了。我在卧室门口贴了符纸，是从小区门口的庙里求来的，可第二天符纸就变成了灰，风一吹就散了。晚上睡觉时，总能听到有人在耳边说话，声音细细软软的，像是在说“冷”“等你”，可一睁开眼，房间里又空荡荡的，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像个站着的人。
我开始失眠，脸色一天比一天差，白天精神恍惚，总觉得有人跟着我。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结账时收银员盯着我的脖子，脸色发白地问：“小姐，你脖子上怎么有个红印啊？是不是过敏了？”我摸了摸脖子，什么都没摸到，可回家照镜子时，却看见脖子上有一圈淡淡的暗红色印记，和那件旗袍领口的印记一模一样。
我终于忍不住，去找了小区里一位姓陈的老人。陈老爷子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对老城区的事很清楚。听我说完小楼的怪事，陈老爷子沉默了很久，才叹了口气说：“那栋楼，以前是个姓苏的小姐住的。民国三十六年，她要和一个军官结婚，可结婚前一天，那军官突然被调去了前线，再也没回来。苏小姐就在家里等，等了三年，最后穿着那件旗袍，在三楼卧室的衣柜里上吊了。”
我浑身一冷，手里的杯子差点掉在地上。“那……她的尸体呢？”
“当时兵荒马乱的，没人管。后来有人想拆那栋楼，可每次动工，都会出怪事——工人摔下来，机器坏了，晚上还能听到女人哭。久而久之，就没人敢动了，那栋楼也就空了下来。”陈老爷子顿了顿，又说，“听说苏小姐死的那天，就是重阳节，民间说，那天是还魂夜，冤死的人会回来找自己的东西。”
我猛地想起，后天就是重阳节。
回到小楼时，天已经黑了。我推开门，发现客厅里的灯自己亮着，三楼卧室的窗户开着，风把窗帘吹得飘了起来，像是有人在里面招手。我咬了咬牙，决定今晚就把这件事了了。我从储藏室里拿出那件旗袍，抱在怀里，旗袍还是像冰一样冷，领口的海棠花似乎在微微发烫。
我走上三楼，卧室里空荡荡的，只有衣柜门开着，里面黑糊糊的，像个无底洞。我把旗袍放进衣柜，刚要关门，突然感到有人从背后抱住了我，一股冰冷的气息贴在我的脖子上，细细软软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怎么把我的衣服拿走了？我等他回来，要穿这件衣服见他的。”
我浑身僵硬，不敢回头，眼泪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他……他不会回来了。”
“会的，他说过会回来的。”那声音带着哭腔，“他说等打完仗，就回来娶我，带我去看海。我等了他三年，他怎么还不回来？”
我感到脖子上的印记越来越烫，像是有血在里面流动。“对不起，”我哽咽着说，“我帮你找他，好不好？我帮你问问，他到底去了哪里。”
怀里的旗袍突然动了一下，像是有风吹过。那个冰冷的怀抱渐渐消失了，耳边的声音也没了。我转过身，卧室里空荡荡的，只有衣柜门缓缓关上，发出“咔嗒”一声轻响，像是有人轻轻合上了眼睛。
那天晚上，我在三楼卧室的桌子上放了一盏油灯，旁边摆着那张写着“民国三十六年，秋，与君别”的照片。油灯的光忽明忽暗，映得照片上苏小姐的笑容格外温柔。我坐在桌子旁，直到天亮，再也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也没有看到那个白色的影子。
第二天，我去了市档案馆，查了民国三十六年的军事档案。在一堆泛黄的文件里，我找到了那个军官的名字——他在调往前线的第三个月，就牺牲在了战场上，遗体没能运回来，只留下一封写给苏小姐的信，信里说：“待山河无恙，我必归乡，与卿相守。”
我把信抄了下来，带回小楼，贴在衣柜门上。那天晚上，重阳节，我又在三楼放了一盏油灯。半夜时，我听到衣柜里传来轻轻的叹息声，像是放下了什么心事。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衣柜门上的信不见了，只有那件月白色的旗袍，整整齐齐地叠在衣柜里，领口的海棠花，像是褪去了血色，变得淡雅起来。
后来，我再也没有在小楼里遇到过怪事。只是每个重阳节的晚上，我都会在三楼放一盏油灯，有时候会看到窗外飘着一朵白色的花，像是海棠，又像是梨花，风一吹，就不见了。
有一次，我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张新的照片，夹在那些旧照片里。照片上，苏小姐穿着那件月白色旗袍，身边站着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两人笑得格外开心，背景是一片蓝色的海。照片的背面，还是那娟秀的字迹，写着：“民国三十九年，秋，与君见。”
我把照片放在桌子上，对着它笑了笑。窗外的风轻轻吹过，带着一股淡淡的花香，像是有人在说，我等的人，终于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