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市二院妇产科轮岗的那天，是惊蛰。老院区的红砖墙爬着半枯的爬山虎，砖缝里嵌着经年累月的雨渍，像一道道暗褐色的血痕。护士长李姐把我领到值班室，指了指靠窗的旧木桌：“这是陈医生以前用的，你先将就。”
我刚把白大褂搭在椅背上，就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腥甜，像过期的红糖水混着消毒水。窗台上摆着个缺了口的青花瓷瓶，里面插着几根干枯的桃枝，枝桠歪歪扭扭地抵着玻璃，在风里晃一下，影子就会落在桌角的病历本上，像只抓挠的手。
第一个夜班，我值后半夜。凌晨两点多，走廊里的声控灯突然自己亮了，惨白的光从门缝里渗进来，伴着细碎的脚步声——不是护士鞋的软底声，是那种绣着花的软底布鞋，踩在水磨石地上，“沙沙”地擦过地面。我攥着笔的手出了汗，听着那脚步声从走廊尽头过来，停在值班室门外，然后慢慢往下走，停在了产房门口。
产房是老楼里最偏的一间，门是深棕色的木门，上面贴着张泛黄的“囍”字，边角卷得厉害。我记得李姐说过，三年前这里出过事，一个产妇生二胎时大出血，孩子没保住，产妇也没救回来，从那以后，夜班就总有人听见产房里有动静。
我起身想去看看，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产房里传来“呜呜”的哭声，不是大人的哭，是婴儿的，又细又弱，像小猫叫。我手放在门把手上，指尖冰凉——产房锁了大半年了，钥匙在护士长的抽屉里，不可能有人进去。
哭声断断续续的，中间还夹杂着女人的哼唧声，像是在哄孩子。我壮着胆子敲了敲门，哭声立刻停了，只剩下走廊里声控灯熄灭的“咔嗒”声。我贴着门缝往里看，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股腥甜气顺着门缝飘出来，比值班室里的更浓。
第二天早上，我跟李姐说这事，她脸色白了白，往产房的方向瞥了一眼，压低声音说：“别跟别人提，陈医生就是因为这个调走的。”她顿了顿，说那产妇姓王，生的是个女儿，当时孩子生下来没气，护士抱出去给家属看，回来就发现产妇不对劲，血止不住，最后没抢救过来。后来家属来闹，说医院没尽力，再后来，夜班就总有人听见产房里有婴儿哭，还有人看见过一个穿碎花睡衣的女人在走廊里走，怀里抱着个东西。
我没当回事，只当是老楼里的风声和自己的幻觉。直到第二个夜班，我又听见了动静。
那天凌晨三点，我在写病历，突然听见窗外有“笃笃”的声音，像是有人用手指敲玻璃。我抬头看，窗外是老楼的后院，种着几棵老槐树，枝桠离窗户还有一米多远，不可能碰到玻璃。我走到窗边，刚要开窗，就看见玻璃上贴着一张脸——不是大人的脸，是个婴儿的，眼睛闭着，小脸皱巴巴的，皮肤是青紫色的，像憋死的孩子。
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撞到了桌子，桌上的青花瓷瓶“哐当”一声倒在地上，碎了。桃枝散在地上，其中一根的断口处，竟然渗出了红色的汁液，像血一样，顺着地砖缝往门口流。
我蹲下去捡碎片，手指被划破了，血滴在桃枝上，那根桃枝突然“啪”地断成了两截。就在这时，走廊里的声控灯又亮了，脚步声又响了起来，还是软底布鞋的“沙沙”声，这次直接走到了值班室门口，停在那里。
我不敢抬头，盯着地上的血珠，看着它们慢慢聚在一起，顺着地砖缝往门外流，流到脚步声旁边，就不动了。然后，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像贴在耳边说：“我的孩子，冷……”
我猛地抬头，值班室门口空荡荡的，只有风从走廊尽头吹过来，带着产房里的腥甜气。我赶紧把碎片扫起来，用创可贴包了手指，再看地上的桃枝，断口处的红色汁液已经干了，变成了深褐色，像结了痂。
第二天，我发现青花瓷瓶的碎片不见了，窗台上只剩下那几根桃枝，其中一根断了的，断口处整整齐齐的，像是被人用刀割过。李姐来上班，看见窗台上的桃枝，脸色变了，说这桃枝是陈医生当年特意从老家带来的，说能镇东西，怎么断了。她让我赶紧扔了，再找根新的来，我没敢扔，偷偷把断了的桃枝收进了白大褂的口袋里。
接下来的几天，夜班都很安静，没有哭声，也没有脚步声。我以为事情过去了，直到一周后的一个雨夜。
那天雨下得很大，打在红墙上“噼里啪啦”的，老楼里的水管“滴答”漏水，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几盏，黑沉沉的。我值夜班，凌晨一点多，急诊室送来了一个产妇，羊水破了，宫口已经开了三指，我赶紧推着床往产房走——没办法，新院区的产房在装修，只能用老楼的这间。
产妇疼得直叫，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准备器械。突然，产房里的灯闪了一下，灭了。应急灯亮了起来，是暗红色的，照得整个房间阴森森的。我听见产妇“啊”的一声叫，指着门口说：“有……有人！”
我回头看，门口空荡荡的，只有风吹着门“吱呀”响。可产妇却一个劲地摇头，说：“穿碎花衣服的，抱着孩子，站在那里……”
我心里一紧，赶紧把产妇的眼睛蒙上，说：“别瞎说，没人，是你疼得眼花了。”可我自己的手却在抖，因为我闻到了那股熟悉的腥甜气，从门口飘进来，越来越浓。
就在这时，胎心监护仪突然响了起来，尖锐的警报声在房间里回荡——胎儿心率下降了。我赶紧叫护士，可护士跑进来的时候，却突然停在门口，脸色惨白地说：“姐，你看……”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产房的墙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道血痕，像个小小的手印，慢慢往下滑，最后停在墙角，变成了一滩暗红色的水渍。而胎心监护仪的声音越来越弱，最后变成了一条直线。
“保大人！”我大喊着，开始抢救产妇。可血止不住，像泉水一样从产道里涌出来，染红了手术布，也染红了我的白大褂。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听见产妇在耳边断断续续地说：“我的孩子……别带走她……”
最后，产妇还是没保住。护士收拾器械的时候，突然“啊”地叫了一声，指着手术台旁边的地上说：“有……有个银锁！”
我低头看，地上真的放着一个小小的银锁，上面刻着个“囍”字，已经发黑了。我认得这个银锁——李姐跟我说过，当年王姓产妇的女儿，脖子上就戴着这么个银锁，后来孩子没了，银锁也不见了，家属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我把银锁捡起来，冰凉的，上面还沾着点湿乎乎的东西，像是露水。就在我碰到银锁的瞬间，我突然听见了婴儿的哭声，又细又弱，就在我耳边，像是在说：“妈妈……”
我吓得把银锁扔在地上，银锁“当啷”一声，滚到了墙角，停在了那滩血渍旁边。然后，我看见那滩血渍慢慢聚起来，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人影，像个婴儿，顺着墙角往上爬，爬到墙上，变成了一道血痕，最后消失在天花板的缝隙里。
第二天，我把银锁交给了护士长，李姐看着银锁，眼泪掉了下来，说：“这是王家的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她跟我说，当年王产妇去世后，她的丈夫没过多久就再婚了，把王产妇的东西都烧了，包括这个银锁，怎么会出现在产房里。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值夜班了，跟主任申请调了科室。临走那天，我去值班室拿东西，看见窗台上放着一个新的青花瓷瓶，里面插着新鲜的桃枝，李姐站在窗边，手里拿着那根断了的桃枝，正在用红绳缠。
“这桃枝断了就镇不住了，”她看见我，笑了笑，眼里却有红血丝，“我让人从庙里求了符，缠在上面，应该能好点。”她顿了顿，指着产房的方向说：“其实她也可怜，孩子没了，自己也没了，就是放心不下……”
我走出老楼，阳光照在红墙上，却暖不热那股渗在砖缝里的寒气。我回头看，产房的木门紧闭着，门上的“囍”字被风吹得又卷了起来，露出下面一道淡淡的血痕，像个小小的手印。
后来，我听说市二院的老院区要拆了，新院区的产房早就装修好了，没人再去老楼的那间产房。可我偶尔路过老院区，还是会看见红墙下面，有个穿碎花衣服的女人，抱着个东西，慢慢往前走，走到老槐树下，就不见了。风一吹，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响，像是婴儿的哭声，又像是女人的叹息，飘在红墙上面，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