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深秋，我把城里的小超市盘了出去，带着怀孕五个月的妻子晓梅回了乡下老家。不是图清净，是父亲开春摔断了腿，母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老家的院子是爷爷传下来的青砖瓦房，坐落在村西头的坡根下，院墙塌了半截，西厢房空了快四十年，窗棂上的纸早就烂成了碎絮，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灰。
搬回去的头天晚上，晓梅就不太舒服。她摸着肚子坐在炕沿上，说总觉得院子里有人盯着。我笑她城里人娇气，乡下晚上安静，虫鸣狗叫听着都新鲜，哪来的人？可转身去关西厢房的门时，指腹确实摸到门闩上有层黏腻的湿冷，像刚沾过露水，可那天明明是个大晴天，连一丝云都没有。
父亲拄着拐杖坐在堂屋抽烟，看见我关西厢房的门，突然咳嗽起来，烟锅子在炕沿上磕得砰砰响：“那屋别碰，锁上。”我问为啥，他却只闷头抽烟，说不出个所以然。母亲在厨房刷碗，隔着窗户喊：“听你爸的，那屋老早前就不住人了，霉得很。”
我没当回事。乡下老院子总有几间空房堆杂物，何况西厢房的门本来就挂着把生锈的铁锁，我不过是顺手推了推。
麻烦是从装监控开始的。晓梅怀孕后睡眠浅，总说半夜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我想着乡下治安虽好，但父亲腿脚不便，装个监控也能安心，就买了四个摄像头，分别对着大门、堂屋门口、院子中央，还有西厢房那面墙——主要是西厢房窗下堆着几袋玉米，怕夜里有老鼠或者野狗糟蹋。
监控装好的头三天，一切正常。画面里除了父母起夜的身影，就是几只鸡在院子里刨食，偶尔有邻居家的猫窜过墙头。晓梅也说没再听见脚步声，我以为是她刚换环境不适应，渐渐放下了心。
变故发生在第五天清晨。那天我起得早，准备去镇上买早点，临走前习惯性地打开监控App，想看看凌晨有没有异常。拉到凌晨三点十分的片段时，画面突然卡了一下，不是网络卡顿的马赛克，而是像老电视信号不好那样，屏幕上出现了一道道扭曲的黑白横纹，伴随着滋滋的电流声。
我皱着眉凑近手机，以为是摄像头坏了。可几秒钟后，横纹消失了，画面恢复了正常——但院子里多了个影子。
那是个女人的身影，背对着摄像头，站在西厢房的窗下。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很长，梳成一个低低的发髻，垂在背后。乡下凌晨三点多气温很低，她却赤着脚，脚踝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细。
我心里一紧，攥着手机的手出了汗。是小偷？可她就那样站着，一动不动，既不翻窗，也不碰旁边的玉米袋，像尊石像。
我按下快进，画面里的女人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姿势。直到凌晨四点零二分，她突然动了——不是转身，而是慢慢蹲下身，似乎在地上捡什么东西。就在她弯腰的瞬间，监控又开始出现横纹，电流声变得尖锐刺耳。等画面再清晰时，女人不见了。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大门是从里面插着的，院墙虽然塌了半截，但那半截墙旁边堆着柴火垛，除非是会飞，否则根本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进来又出去。我立刻跑到院子里，西厢房窗下的地面上干干净净，连个脚印都没有——前一天刚下过小雨，地面是湿的，别说人，就算是鸡走过都会留下痕迹。
我把父母叫起来，又把监控录像给他们看。母亲盯着手机屏幕，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一抖，手机差点掉在地上。父亲的烟锅子“当啷”一声掉在炕沿上，嘴唇哆嗦着说：“是……是她回来了？”
“爸，谁啊？”我追问。
父亲沉默了半天，才叹了口气，说出了一段埋在心里四十年的事。
1983年，西厢房住的是我大爷家的堂姑，叫秀莲。秀莲那时候十九岁，长得好看，又能干活，村里好多小伙子都盯着她。可她偏偏喜欢上了邻村一个跑运输的男人，那男人有家室，哄着秀莲说会离婚娶她。那年秋天，秀莲怀了孕，男人却突然断了联系。大爷大妈觉得丢不起人，把秀莲锁在西厢房里，逼她把孩子打了。
就在一个深秋的凌晨，秀莲从西厢房的窗户跳了出去，跑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有人说她跟着别的男人跑了，有人说她跳了村后的河。大爷大妈找了半个月，连个人影都没找到，后来也就渐渐不提了。只是从那以后，西厢房就再也没住过人，窗户也一直用木板钉着，直到前几年木板烂了，才露出空荡荡的窗洞。
“秀莲当年……就总穿那件蓝布褂子。”母亲声音发颤，“她蹲在窗下，是不是在找……找她掉的簪子？当年她跳窗的时候，头上插的银簪子掉在地上，我后来扫院子捡到了，埋在柴火垛底下了。”
我听得头皮发麻。监控里的女人，穿的、发型，都和父亲描述的秀莲对上了。可1983年到2020年，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年，秀莲就算还活着，也该是快六十岁的老太太了，怎么会是监控里那年轻的身影？
我强作镇定，说可能是监控出了故障，产生了残影。可当天晚上，更诡异的事发生了。
晓梅半夜突然惊醒，推我说肚子不舒服，想喝热水。我披了件衣服起身，刚走到堂屋门口，就看见院子里的监控摄像头正在自己转动——不是那种匀速的转动，而是一顿一顿的，像有人在后面手动掰动，镜头死死地对着西厢房的窗户。
我心里一沉，立刻打开手机监控。画面里，那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又出现了。这次她是侧对着镜头，我能看见她的侧脸，很白，没有表情，眼睛直直地盯着西厢房的窗棂。更吓人的是，她的左手按在窗台上，手指纤细，指甲缝里却沾着一点暗红色的东西，像干涸的血。
就在这时，女人突然抬起头，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目光直直地看向我所在的堂屋门口。我吓得心脏差点跳出嗓子眼，猛地后退一步，撞在门框上，发出“咚”的一声响。
手机里的画面瞬间变成了一片漆黑，只有滋滋的电流声。等画面恢复时，院子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监控摄像头也恢复了原位，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我的幻觉。
晓梅被我的动静吓醒，扶着肚子出来问怎么了。我不敢告诉她实情，只说不小心撞了一下。可那天之后，晓梅的精神越来越差，总说觉得冷，就算盖着厚被子也打哆嗦，脸色苍白得像纸。
母亲偷偷找了村里的老支书，老支书叹了口气说，秀莲跳窗那天，他早起扫街，看见西厢房窗下有一滩血，还有一只掉在地上的银簪子，后来被我母亲捡走埋了。他当时没敢说，怕惹麻烦，现在看来，是秀莲的魂儿放不下那孩子，回来了。
我本来不信这些，可看着晓梅日渐虚弱的样子，心里也慌了。我按照老支书的说法，在西厢房窗下挖了个坑，把母亲当年埋的银簪子找出来，用红布包着，埋在了村后的坟地里——那里有个无字碑，村里人都说那是秀莲的衣冠冢。
埋完银簪子的当天晚上，监控里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个女人的身影。晓梅的精神也好了起来，肚子里的孩子也安稳了。
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半个月后的一天，我整理监控录像，想把之前的诡异片段删掉，免得看着闹心。拉到秀莲第一次出现的那天凌晨，也就是画面出现横纹的那段，我鬼使神差地放慢了速度，逐帧播放。
在横纹最密集的那一帧，画面的角落里，也就是西厢房的窗玻璃上，突然闪过一行模糊的字迹。我把画面放大，又调亮了对比度，终于看清了那行字——不是用手写的，像是用指甲刻在玻璃上的，歪歪扭扭的三个字：
“1983.10.17”
我愣了半天，突然想起什么，跑去问父亲秀莲跳窗的日期。父亲想了想说，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只记得是1983年十月中旬，那天是个阴天，下着小雨。
我拿出手机查了一下2020年的日历，10月17号，正是我搬回老院的那天。而晓梅的预产期，也恰好是2021年的10月17号。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我看见一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坐在西厢房的炕沿上，轻轻地哼着歌谣。她转过头来，对着我笑，脸上没有血色，却很温柔。她把婴儿递到我面前，我看见婴儿的小脸上，有和晓梅一模一样的眉眼。
我猛地惊醒，一身冷汗。晓梅睡得很熟，手放在肚子上，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
第二天，我把西厢房的窗户用砖封了起来，又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监控我没有拆，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异常。
2021年10月17号，晓梅顺产生下一个女儿，眉眼清秀，很健康。我给她取名叫念安，希望她平平安安，也希望那个在老院徘徊了三十七年的灵魂，能真正得到安息。
有时候我会想，监控里的到底是不是秀莲的魂儿？或许是，或许不是。但我宁愿相信，她只是放不下当年的遗憾，回来看看，看到晓梅和孩子都好好的，就放心地走了。
现在的老院，青砖瓦房被我重新翻修了一遍，西厢房改成了婴儿房，阳光透过新换的玻璃窗照进来，暖洋洋的。念安已经会走路了，偶尔会指着西厢房的墙壁咿咿呀呀地说话，不知道在说什么。我问她看见什么了，她就咯咯地笑，伸手去抓墙上的影子。
我没有再提起过监控里的事，也没有再看过那些录像。有些事，或许不必追根究底，留在心里，当成一段关于时光、关于遗憾的记忆，就够了。只是每当深秋的夜晚，风吹过院子里的桃树，叶子沙沙作响时，我总会下意识地看向西厢房的方向，心里默默说一句：“秀莲姑，放心吧，都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