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一院正门往西走三十步，有间没挂招牌的铺面。灰扑扑的卷闸门常年只拉到胸口高，得猫着腰才能进去，里头总飘着股樟脑和线香混在一起的怪味儿，像把老衣柜和城隍庙的味儿揉在了一起——这是老周的寿衣店，开了快二十年，比斜对门的急诊楼还要老。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店，是去年冬天陪外婆复诊。那天飘着碎雪，风裹着医院里特有的消毒水味儿往脖子里钻，我缩着脖子找便利店买热饮，路过时瞥见卷闸门缝里漏出点暗红色的光。不是灯泡的暖光，是像浸了血的红布蒙在灯上的颜色，里头还隐约有穿针引线的“沙沙”声，细得像虫子爬。
当时没太在意，只觉得这店透着股凉气。直到三个月后，我因为连续加班晕倒在办公室，被同事送进市一院急诊，才真正跟老周打上交道。
那天我挂完水已经是后半夜，走廊里的灯只剩应急灯亮着，绿幽幽的光把影子拉得老长。护士让我去一楼取药，路过正门时，又看见那间寿衣店——这次卷闸门拉得更开了些，能看见里头摆着排黑布蒙着的架子，老周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件白色的寿衣缝补。他的手很糙，指关节肿得像核桃，针脚却密得惊人，白色的线在黑夜里几乎看不见，只有针尖偶尔闪过一点冷光，像极了停在尸体上的苍蝇。
我本来想绕着走，脚却像被钉住了。老周没抬头，声音哑得像砂纸磨木头：“小伙子，脸色这么差，要不要进来暖暖？”他说话时没张嘴，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滚出来的，带着股土腥气。
我摆摆手，刚要走，就看见他手里的寿衣领口处，绣着朵极小的白梅——那图案我太熟了，我外婆去年冬天走的时候，穿的寿衣领口就有一模一样的花，是我妈特意找裁缝绣的。可外婆的寿衣，明明已经跟着骨灰一起下葬了。
“您这寿衣……”我嗓子发紧，话都说不囫囵。老周终于抬头，他的眼睛很浑浊，像是蒙了层白翳，看人的时候总像在看空气：“别人订的，说老太太喜欢白梅。”他把寿衣拎起来抖了抖，布料在空中划过的声音像纸片摩擦，“你外婆走的时候，穿的也是这个吧？”
我后背瞬间冒了层冷汗。那天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外婆的事，他怎么会知道？老周没等我追问，又低下头缝补，手指上的顶针在应急灯下发着冷光：“这店开在医院门口，见的人多，记的事也多。有些人走了，衣服还得留着念想。”
我没敢再问，几乎是逃着离开的。后来我才知道，医院里的护工都绕着这间店走，说老周的寿衣，从来不是给活人订的。
真正让我害怕的，是半个月后的一个雨夜。那天我值夜班，接到急诊电话说有个车祸重伤的病人要转来，我拿着病历本往急诊楼跑，路过寿衣店时，看见卷闸门全拉开了，里头亮着那盏暗红色的灯。
店里站着个穿碎花裙的女人，背对着门，正在看架子上的寿衣。她的头发很长，湿漉漉地贴在背上，水珠顺着发梢往下滴，在地上积了一小滩水。我本来没在意，直到看见她的脚——她没穿鞋，脚踝上有圈明显的淤青，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而且她的脚根本没沾地，离地面还有半指高，走路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有裙摆偶尔扫过地面，发出“窸窸窣窣”的响。
我吓得停下脚步，那女人像是察觉到了，慢慢转过身来。她的脸很白，嘴唇却红得刺眼，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一片浑浊的白，跟老周的眼睛一模一样。她手里拿着件粉色的寿衣，领口绣着朵小雏菊，笑着对老周说：“这件就好，我女儿最喜欢粉色。”
老周点点头，把寿衣叠好，用张黄纸包起来：“明天早上来取，别耽误了时辰。”
女人接过纸包，转身往医院里走。我眼睁睁看着她穿过急诊楼的玻璃门，门没开，她就像穿过一层雾似的走了进去，没留下一点痕迹。
我僵在原地，浑身发冷。这时老周走过来，手里拿着块干毛巾，递到我面前：“小伙子，淋雨了吧？擦擦。”他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时，凉得像冰，“别害怕，她是来给女儿订衣服的。昨天晚上，她女儿在路口被车撞了，还在抢救室里没出来呢。”
我哆哆嗦嗦地接过毛巾，问他怎么知道。老周笑了笑，皱纹挤在一起，显得脸更皱了：“她进来的时候，身上带着抢救室的味儿——就是那股子消毒水混着血的味儿，我闻了二十年，错不了。而且她手里攥着张病历单，上面写着她女儿的名字，还有抢救室的床号。”
我往急诊楼里看，抢救室的灯还亮着，红得像块烧红的铁。第二天早上，我听说抢救室里的那个女孩没救过来，她妈妈在走廊里哭晕了好几次，手里紧紧攥着件粉色的寿衣，领口绣着朵小雏菊——跟我昨晚在寿衣店里看见的一模一样。
从那以后，我就总忍不住留意那间寿衣店。我发现老周的店从来不在白天开门，只有每天傍晚急诊楼的灯亮起时，他才会把卷闸门拉开一条缝。而且他店里的寿衣，永远是刚缝好的样子，布料崭新，没有一点灰尘，像是随时等着人来取。
有次我值夜班，看见个老太太拄着拐杖走进寿衣店。她走得很慢，每走一步都要喘口气，手里拿着个布包，里面不知道装着什么。老周看见她，连忙站起来，给她搬了个凳子：“张老太，您怎么来了？”
老太太坐下，打开布包，里面是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我想让你帮我把这件衫子改改，做成寿衣。我年纪大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穿自己的衣服，心里踏实。”
老周接过布衫，摸了摸布料，点点头：“您放心，我给您改得合身。三天后来取。”
老太太走后，我忍不住问老周：“您认识她？”老周把布衫铺在桌子上，拿出尺子量尺寸：“认识，十年前她老伴走的时候，就是在我这儿订的寿衣。她老伴走之前，还特意来跟我说，要件藏青色的，说年轻时没穿过好衣服，走的时候想体面点。”
我愣了愣：“您还记得这么清楚？”老周抬起头，眼睛里的白翳好像更厚了：“来我这儿的人，都是要跟这个世界告别的。他们的事儿，我得记着，不然没人替他们记了。”
那天晚上，我又看见那个穿碎花裙的女人来取寿衣。这次她手里抱着个小女孩，小女孩穿着那件粉色的寿衣，闭着眼睛，脸上带着笑，像是睡着了。女人抱着她，慢慢走出寿衣店，往医院后面的太平间走去。太平间的灯是暗黄色的，她们走进去的时候，灯闪了一下，然后就灭了。
我不敢再看，转身往办公室跑。跑过急诊楼的时候，看见护士站的护士正在聊天，说昨天晚上太平间里少了具小女孩的尸体，监控里什么都没拍到，只有个穿碎花裙的女人抱着个东西走了进去，然后尸体就不见了。
我浑身的血都凉了。原来老周的寿衣，不是给活人订的，是给那些还没来得及跟世界告别的死人订的。他们带着未了的心愿来这里，选一件合心意的寿衣，然后才能安心地离开。
后来我又见过几次老周。有次他在缝一件小男孩的寿衣，蓝色的，上面绣着辆小卡车。他说那是个得了白血病的孩子，才六岁，一直想要辆卡车玩具，他妈妈让他在寿衣上绣一辆，说这样孩子走的时候就不会孤单了。
还有次，他在店里摆了件红色的寿衣，绣着龙凤呈祥的图案。我问他是谁订的，他说那是给一对老夫妻订的，他们结婚五十年，上个月老太太走了，老爷子说等他走的时候，要穿红色的寿衣，跟老太太一起走，像当初结婚一样。
老周的寿衣店，从来没有客人讨价还价，也从来没有客人挑三拣四。来这里的人，都很安静，选好寿衣，付了钱，就慢慢离开。有时候老周会跟他们聊几句，问他们家里人的情况，有时候只是默默缝补，听他们低声诉说。
有天晚上，我路过寿衣店，看见老周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件黑色的寿衣，没缝补，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走过去，问他怎么了。他抬起头，眼睛里好像有泪光：“这是给我自己订的。我年纪大了，眼睛也快看不见了，趁现在还能缝，先给自己做一件。”
我看着他手里的寿衣，黑色的布料在夜里几乎看不见，只有领口处绣着朵小小的白色菊花，跟他店里其他的寿衣不一样，这朵菊花的针脚有些歪，像是没力气缝好。
“您在这里开了二十年店，就没想过搬走吗？”我问他。老周笑了笑，把寿衣叠好，放进一个木盒子里：“搬去哪里呢？这里离医院近，离太平间也近，那些走了的人，想来这里选件寿衣，也方便。我要是走了，他们就没地方去了。”
那天晚上，我跟老周聊了很久。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个裁缝，在乡下给人做衣服。后来他老婆得了重病，在市一院住了半年，最后还是走了。他没钱给老婆买寿衣，就自己找了块布，连夜缝了一件，白色的，上面绣着朵白梅，跟我外婆那件一样。
从那以后，他就在医院门口开了这间寿衣店。他说他想帮那些跟他一样没钱的人，也想帮那些走了的人，让他们能穿件合心意的寿衣，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
“有时候我会想，我老婆会不会也来这里看看？”老周说，“她走的时候穿的那件寿衣，我没舍得扔，一直放在店里的架子上，用黑布蒙着。说不定哪天她来了，会看见那件寿衣，知道我还记着她。”
我往店里看，架子上果然有个黑布蒙着的东西，形状像是件叠好的寿衣。风从卷闸门缝里吹进来，黑布轻轻晃动，像是有人在里面轻轻触碰。
那天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老周。过了几天，我路过寿衣店，看见卷闸门拉得严严实实，上面贴了张纸条，用毛笔写着：“店已转让，有事请找隔壁花店。”
我问隔壁花店的老板，老周去哪里了。老板说，老周前几天走了，在店里，手里还攥着那件黑色的寿衣，领口绣着白色的菊花。他走的时候很安静，像是睡着了一样。
后来，寿衣店换了个老板，是个年轻人，把店重新装修了一遍，挂了个醒目的招牌，叫“福寿堂”。店里的寿衣都是现成的，堆在货架上，五颜六色，却再也没有了那种樟脑和线香混在一起的怪味儿，也再也没有了穿针引线的“沙沙”声。
我再也没见过那些来店里选寿衣的人。急诊楼的灯依旧亮着，太平间的灯也依旧亮着，只是医院门口，再也没有了那个猫着腰才能进去的小铺面，再也没有了那个坐在小马扎上缝补寿衣的老人。
有时候我会想，老周是不是也变成了那些来店里选寿衣的人？他会不会在某个深夜，走进自己开的寿衣店，拿起那件黑色的寿衣，慢慢穿上，然后跟那些走了的人一样，慢慢离开，去跟他老婆汇合？
我不知道答案。只是每次路过那间重新装修过的寿衣店，我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往里面看一眼。有时候会闻到一股隐约的樟脑和线香混在一起的味儿，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又像是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想，老周可能还在那里，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角落，继续给那些走了的人缝补寿衣，听他们低声诉说，记着他们的故事，就像他这二十年来一直做的那样。而那些穿了他缝的寿衣的人，也一定带着他的心意，体面地、安心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