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易之、张昌宗：武周权宠的浮华与覆灭
武周长安四年（704年）深秋，神都洛阳的上阳宫笼罩在一片金桂的浓香中。暮色渐沉时，一队装饰奢华的车马从宫门驶出，为首的两辆马车用整块白玉雕琢的鸾鸟为饰，车帘以蜀地织锦缝制，缀满珍珠流苏，行驶在青石铺就的御道上，竟无半分颠簸。街上的百姓见了这车队，纷纷低头避让，不敢多瞧——他们都知道，这是武则天最宠信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车驾。车内，张易之正手持鎏金酒杯，品着刚贡入宫中的岭南荔枝酒，张昌宗则轻拨琵琶，哼唱着新谱的曲子，二人脸上满是意气风发。彼时的他们或许不会想到，短短数月后，这份炙手可热的权势与荣华，会以最惨烈的方式化为泡影。野史之中，关于这对“武周双宠”的记载，远比正史的寥寥数笔更为鲜活，既有对其权倾朝野的描摹，也有对其奢靡生活的细节勾勒，更藏着武周末年朝堂暗涌与人性挣扎的诸多秘辛。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出身中山张氏，属唐朝宗室远亲，其祖父张行成曾在唐太宗、唐高宗时期担任宰相，算得上名门之后。但到了兄弟二人这一辈，家道早已中落，父亲张希臧仅官至雍州司户，一个掌管户籍、田宅的小官。在重视门第的唐朝，这样的出身若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要么凭借过人的学识考中进士，要么依附权贵，否则难有出头之日。而张易之、张昌宗选择的，却是一条最为特殊也最具风险的路——凭借容貌与才艺，博取帝王的青睐。野史《控鹤监秘记》中详细记载了二人入宫的契机。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已年过七旬，虽仍牢牢掌控着朝政，却也常感晚年孤寂。她晚年设立“控鹤府”，名义上是收纳天下文人雅士，探讨文学艺术，实则是为自己挑选陪伴左右的宠臣。当时，太平公主为讨母亲欢心，四处寻访容貌出众、精通技艺之人，偶然间得知了张昌宗。彼时的张昌宗刚满二十岁，生得肤白如玉，眉目如画，且自幼学习音律，琵琶弹得极好，还擅长跳《胡旋舞》，身段轻盈，旋转如飞。太平公主见后十分满意，亲自将他送入宫中。
张昌宗入宫当日，便在武则天的长生殿献艺。他身着织金胡服，怀抱琵琶，指尖轻拨，一曲《霓裳羽衣曲》的片段便如流水般倾泻而出，曲调悠扬婉转，引得武则天连连点头。随后，他又跳起《胡旋舞》，腰间的金铃随着旋转叮当作响，身姿灵动如仙，看得武则天眉开眼笑。野史中记载，武则天当即赏赐他黄金百两、锦缎千匹，并封他为“云麾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让他每日陪伴在自己身边。张昌宗深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见武则天对自己如此喜爱，便趁机举荐兄长张易之，说道：“臣兄易之，才貌远胜于臣，精通医术、棋艺，还擅长书法，若能入宫侍奉陛下，定能为陛下分忧解闷。”武则天本就对张昌宗极为满意，听闻其兄更为出色，当即下令召张易之入宫。时年二十七岁的张易之，虽比张昌宗年长七岁，却更显成熟俊朗，眉宇间带着几分沉稳，言谈举止也更为得体。他入宫后，先是为武则天诊脉，准确说出她常年操劳导致的心悸、失眠等症状，并献上自己配制的安神汤药，服用后果然见效；随后，他又与武则天对弈，棋风稳健却不失灵动，时而还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让武则天刮目相看；更难得的是，他的行书笔法飘逸，兼具王羲之与王献之的神韵，武则天让他在屏风上题诗，成品竟引得满殿大臣称赞。就这样，张易之很快也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被封为“司卫少卿”，与张昌宗一同成为宫廷中最受宠的“双璧”。
野史《朝野佥载》中记载，二人入宫后不久，武则天便将控鹤府改名为“奉宸府”，任命张易之为奉宸令，张昌宗为奉宸侍郎，让他们掌管府中事务。奉宸府名义上是“供奉宸居”，为皇帝提供娱乐、文化服务，实则成了二张培植势力的据点。他们利用职权，将一批趋炎附势的文人、官员招入府中，如诗人宋之问、沈佺期，官员郑愔、崔日用等，这些人每日陪二张饮酒作乐，写诗吹捧，甚至为了讨好二张，不惜互相攻讦，丑态百出。宋之问曾写下“不知今夕是何夕，只缘身在奉宸中”的诗句，将奉宸府比作仙境，其谄媚之态可见一斑。随着恩宠日盛，二张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武则天不仅赏赐他们大量的金银珠宝、良田宅邸，还特许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宫禁，甚至在朝堂上为他们设座。按照唐朝礼制，官员上朝需站立奏事，唯有宰相可坐，而二张并非宰相，却能享受这般待遇，可见武则天对他们的宠爱已到了逾越礼制的地步。野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长安三年（703年）正月，武则天在洛阳宫设宴，邀请文武百官赴宴。席间，张昌宗起身跳舞，武则天看得高兴，竟当场宣布封张昌宗为“邺国公”，张易之为“恒国公”，并赐实封三百户。百官见状，虽心中不满，却无人敢提出异议，唯有宰相韦安石忍不住说道：“二张虽受陛下恩宠，却无寸功，封国公恐难服众。”武则天听后脸色一沉，当即命人将韦安石贬为蒲州刺史，从此，再也无人敢公开反对二张。
凭借武则天的宠爱，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很快便从“宫廷宠臣”蜕变为“朝堂权臣”。武则天晚年精力衰退，许多政务都交由二张处理，他们借此机会，一步步掌控了朝政大权，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将朝堂搅得乌烟瘴气。野史《唐阙史》中记载，二张掌权后，第一件事便是整顿吏部——当时的吏部负责官员选拔，是朝廷的核心部门之一。他们任命自己的亲信郑愔为吏部侍郎，将官员任免的权力牢牢抓在手中。想要当官的人，只需向二张行贿，无论学识、品行如何，都能得到相应的官职；而那些不愿依附他们的正直官员，即便有真才实学，也会被排挤打压。野史中记载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有一位名叫苏味道的官员，为人正直，才华出众，曾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榜首，却因不愿向二张行贿，被外放为坊州司马，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官。而另一位名叫崔湜的官员，虽无甚才学，却向张易之行贿了黄金百两、美女两名，很快便被提拔为考功员外郎，负责官员考核。当时的百姓为了讽刺这种现象，编了一首民谣：“吏部选官不用愁，黄金美女送邺侯（张昌宗封邺国公）。若无金银来铺路，纵有才华也难留。”这首民谣在洛阳城中广为流传，却无人敢传到武则天耳中——二张早已安排亲信掌控了宫廷的信息渠道，任何不利于他们的言论，都会被及时拦截。
除了掌控官员任免，二张还大肆干预司法。野史《御史台记》中记载，张易之的弟弟张昌期曾在洛阳城中强抢民女，将其纳入府中为妾。民女的父亲悲愤交加，向御史台告状。御史台御史宋璟为人刚正，当即下令逮捕张昌期，准备依法处置。张易之得知后，立刻入宫向武则天哭诉，称宋璟“故意陷害皇亲，挑拨离间”。武则天本就对二张极为信任，听后不分青红皂白，便下旨将宋璟贬为睦州刺史，释放张昌期，还命人将民女的父亲流放岭南。此事过后，朝中官员再也无人敢调查二张及其亲信的罪行，司法部门几乎成了二张手中的工具。二张的擅权，不仅引起了普通官员的不满，也触动了李唐宗室与武氏族人的利益。当时，武则天在继承人问题上犹豫不决，李唐宗室希望她能传位给儿子李显（庐陵王）或李旦（相王），而武氏族人如武三思、武承嗣则希望她传位给侄子，双方明争暗斗，互不相让。二张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他们既不属于李唐宗室，也不属于武氏集团，却凭借武则天的宠爱，占据了权力的中心，这让双方都对他们心怀忌惮。
野史《洛中纪异》中记载了一件足以点燃矛盾的大事：长安三年（703年）深秋，太子李显的儿子李重润（邵王）、女儿李仙蕙（永泰公主）与女婿武延基（武承嗣之子）在私下议论时，谈及二张“恃宠乱政，干预朝政”，认为他们“不配享受如此恩宠”。这番话被二张的亲信听到，很快便传到了张易之耳中。张易之深知，李唐宗室与武氏族人虽有矛盾，却都视自己兄弟为眼中钉，若不趁此机会打压他们，日后必成大患。于是，他立刻入宫向武则天告状，添油加醋地说：“李重润、李仙蕙夫妇与武延基勾结，私下诋毁陛下，说陛下‘年老昏聩，被小人蒙蔽’，还妄图谋反，推翻武周政权。”武则天晚年最忌恨别人说自己“年老昏聩”，也最担心有人谋反，听了张易之的话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李重润、李仙蕙、武延基三人召入宫中，不由分说便命人将他们赐死。李显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却因惧怕武则天，不敢为子女求情；武承嗣虽心疼儿子，却也因忌惮二张的权势，只能忍气吞声。此事过后，李唐宗室与武氏族人对二张的怨恨达到了顶点，只是碍于武则天的庇护，暂时不敢发作。野史中记载，李显曾在深夜偷偷哭泣，对亲信说：“二张不死，我李家难安。”武三思也私下对人说：“这两个小白脸，迟早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面对朝野上下的不满，二张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深知，自己的权力完全依附于武则天，一旦武则天去世，失去靠山的他们必然会遭到清算。因此，在武则天晚年病重之时，二张开始暗中谋划自保之策。野史《武则天实录》（野史版本）记载，张易之首先想到的是掌控兵权——他利用奉宸府的名义，招募了一批身强力壮的少年，组成“奉宸卫”，名义上是保卫宫廷安全，实则是自己的私人武装。他还暗中联络禁军将领，许以高官厚禄，试图拉拢他们。当时的左羽林将军李多祚，因战功卓着却一直未被提拔，张易之便派人向他许诺，若能投靠自己，日后定让他升任大将军。但李多祚深知二张不得人心，婉言拒绝了。与此同时，张昌宗则在舆论上下功夫。他派人伪造了一份“符谶”，上面写着“圣母临朝，张氏辅政；圣母归天，张氏当兴”，并将这份符谶悄悄散布到民间。符谶在古代被视为“天命”的象征，张昌宗此举，是想为自己在武则天去世后称帝制造舆论基础。他还命人在洛阳城中修建了一座“张公庙”，供奉所谓的“张氏先祖神位”，让百姓前来祭拜，试图塑造自己“天命所归”的形象。只是，这种拙劣的手段不仅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让更多人看清了二张的野心，也让张柬之等支持李唐的大臣更加坚定了除掉他们的决心。
在擅权弄政的同时，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生活也极尽奢靡，其铺张浪费的程度，即便在盛行享乐之风的武周时期，也令人咋舌。野史中关于他们奢华生活的记载数不胜数，从宅邸、服饰到饮食、娱乐，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他们作为“帝王宠臣”的特权。先说宅邸。二张在洛阳城中的府邸，位于最繁华的定鼎门大街旁，占地数百亩，仿照皇宫的规制建造。野史《洛阳伽蓝记》（后世野史续作）中记载，张易之的府邸名为“昌隆府”，大门用紫檀木打造，门上镶嵌着数百颗珍珠和玛瑙，门两侧立着两尊高三丈的白玉石狮，狮子的眼睛用红宝石镶嵌，远远望去，光彩夺目。府内修建了数十座亭台楼阁，其中最着名的是“瑶台”，台高十丈，全部用汉白玉砌成，台上建有一座“集仙殿”，殿内的柱子、梁枋都用金箔包裹，墙壁上镶嵌着玉石和琉璃，地面铺着西域进贡的地毯，踩上去绵软如云端。瑶台的四周种满了从各地搜罗来的奇花异草，有岭南的荔枝树、西域的葡萄藤、江南的梅花，甚至还有从高句丽引进的人参。为了让这些植物在洛阳的气候中存活，二张专门命人修建了温室，用炭火供暖，耗费的钱财不计其数。
张昌宗的府邸“邺国公府”虽不如昌隆府宏大，却更为精致。府内有一座“玉泉池”，池水引自伊水，清澈见底，池底铺着彩色的鹅卵石，池边修建了九曲回廊，廊下悬挂着数百盏琉璃灯，夜晚点亮时，整个水池宛如仙境。池中有一座小岛，岛上建有一座“听月亭”，亭内摆放着一张用整块和田玉雕琢而成的石桌，四周是四张玉凳。张昌宗常与亲信在此饮酒赏月，听乐师弹奏乐曲。野史中记载，有一次，张昌宗为了宴请宾客，竟下令将玉泉池中的水全部换成美酒，让宾客们在池中划船饮酒，场面极为奢华。再说服饰。二张对衣着极为讲究，每次出行或入宫，都要换上不同的服饰，且每件服饰都由名师设计，用料极为考究。野史《唐六典》（野史补注）中记载，张易之有一件“集翠裘”，用数百只翠鸟的羽毛编织而成，羽毛都是从岭南专门搜罗来的，每只翠鸟只取胸前的一小块羽毛，为了这件裘衣，竟杀了上千只翠鸟。这件集翠裘色泽艳丽，在阳光下能变幻出不同的颜色，价值连城。有一次，张易之穿着这件裘衣陪武则天游玩，狄仁杰恰巧撞见，忍不住说道：“陛下，翠鸟乃益鸟，杀之取羽，太过残忍，且这件裘衣太过奢华，恐遭天下人非议。”武则天听后虽有些不悦，却也知道狄仁杰说得有理，便对张易之说：“日后莫要再穿如此奢华之物。”张易之表面答应，私下却依旧我行我素。
张昌宗则偏爱胡服，他的胡服多用丝绸和金线缝制，上面绣着精美的花纹，腰间系着玉带，挂着玉佩、金铃等饰物，行走时叮当作响。野史中记载，他有一套“金丝胡服”，上衣和裤子都用金线编织而成，耗费黄金百两，穿在身上金光闪闪，极为夺目。他还喜欢佩戴各种珠宝，手指上戴满了玉扳指、金戒指，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连鞋子上都镶嵌着宝石。当时的官员见二张如此讲究服饰，纷纷效仿，一时间，洛阳城中的珠宝价格暴涨，甚至出现了“一珠难求”的局面。饮食方面，二张的铺张更是令人咋舌。野史《食经》（野史版本）中记载，张易之喜欢吃新鲜的驴肉，且只吃驴身上最嫩的“驴唇”和“驴腩”部分。为了让他随时能吃到新鲜的驴肉，他命人在府中养了上百头驴，每天宰杀数头，只为取其中一小块肉。烹饪驴肉时，更是极为讲究——先用清水将驴肉浸泡三天，去除血水，再用数十种香料腌制，最后用文火慢炖，还要加入人参、当归等名贵药材，炖好的驴肉入口即化，香气扑鼻。张昌宗则喜欢吃“烤鹅”，且要求烤鹅的羽毛必须是白色的，鹅肉要肥瘦相间。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府中的厨师会先将鹅养在铺着绸缎的笼子里，只喂以蜂蜜、杏仁等食物，待鹅长得肥嫩后，再用黄泥将其包裹，放在炭火上烤，烤好后敲开黄泥，鹅毛会随黄泥一起脱落，露出鲜嫩的鹅肉。
除了日常饮食，二张还经常举办奢华的宴会。野史《开元天宝遗事》（野史续作）中记载，张易之曾在昌隆府举办“夜宴”，邀请了朝中数十位官员和文人雅士。宴会设在瑶台的集仙殿内，殿内点燃了数百支蜡烛，照亮得如同白昼。桌上摆放着数十道珍馐美味，有烤全羊、清蒸鲈鱼、驼峰羹等，还有从西域引进的葡萄、石榴等水果，以及用蜂蜜、牛奶制成的甜点。席间，有舞姬跳着《胡旋舞》《霓裳羽衣曲》，乐师演奏着琵琶、古筝等乐器，文人雅士则当场作诗，互相吹捧。为了增加趣味性，张易之还命人将金银珠宝撒在地上，让舞姬们争抢，谁抢到的珠宝多，就能得到额外的赏赐。这场宴会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深夜，耗费的钱财足以让普通百姓生活数十年。娱乐方面，二张更是花样百出。他们不仅喜欢听曲、跳舞、下棋，还喜欢狩猎、斗鸡等活动。野史中记载，张昌宗喜欢斗鸡，他养的斗鸡都经过专门训练，且每只斗鸡都穿着用丝绸缝制的“战衣”，脚上绑着锋利的刀片。他经常邀请官员到府中斗鸡，赌注高达数千两黄金。有一次，他的斗鸡输给了一位官员的斗鸡，他竟当场将自己的斗鸡杀死，并说：“无用之物，留之何用。”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张易之则喜欢狩猎，他在洛阳城外修建了一座大型猎场，圈养了大量的鹿、兔、狐狸等动物。每次狩猎，他都会带领数百名随从，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弓箭，浩浩荡荡地进入猎场。为了确保他能猎到猎物，随从们会先将动物赶到他面前，让他轻易射中。狩猎结束后，他还会在猎场举办“烧烤宴”，将猎到的动物当场烤熟食用。
二张的奢靡生活，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也引起了百姓的强烈不满。当时的洛阳城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张家兄弟乐，百姓苦难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是，在武则天的庇护下，二张对此毫不在意，依旧我行我素，享受着极致的享乐，却不知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逼近。武周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卧床不起，住在长生殿内，几乎失去了处理朝政的能力。此时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他们掌控着宫廷的出入权，隔绝了武则天与外界的联系，朝中大臣想见武则天一面，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而二张也深知，武则天一旦去世，自己必然会遭到李唐宗室和大臣们的清算，因此，他们加快了密谋的步伐，试图在武则天去世前掌控大局，甚至取而代之。
野史《洛中纪异》中记载，二张当时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第一步，伪造武则天的遗诏，宣布由张昌宗摄政，处理朝政；第二步，派人暗杀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彻底铲除李唐宗室的核心力量；第三步，拉拢禁军将领，掌控京城的兵权，若有大臣反对，便以“谋反”的罪名镇压。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们暗中联络了一批亲信，如奉宸府的官员韦承庆、崔神庆等，让他们分头准备。同时，他们还将武则天身边的宫女、宦官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确保武则天不会提前得知消息。然而，二张的密谋并没有瞒过所有人。当时，有一位名叫王同皎的官员，担任太子左奉裕率，负责太子李显的安全保卫工作，同时也是李显的女婿。王同皎对二张的专权早已不满，且察觉到了二张的异动，便暗中派人监视他们的行动。当他得知二张计划暗杀李显和李旦后，深知事态严重，立刻前往宰相张柬之的府中，将二张的密谋全盘告知。
张柬之当时已是八十岁高龄，却依旧心系李唐王朝，一直想趁着武则天病重，发动政变，诛杀二张，逼迫武则天还政李唐。得知二张的计划后，他知道事不宜迟，必须立刻行动。他当即召集了崔玄暐、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四位大臣，这四人都是朝中的正直官员，且都对二张的擅权极为不满。在张柬之的府中，五人经过商议，制定了政变计划：由张柬之负责联络禁军将领，掌控兵权；崔玄暐负责联络朝中支持李唐的大臣，稳定朝堂；桓彦范、敬晖负责率领禁军入宫，诛杀二张；袁恕己负责保护太子李显，防止二张的亲信暗杀。野史中记载，张柬之联络的第一位禁军将领，便是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李多祚早年跟随唐高宗征战四方，立过赫赫战功，却因不愿依附二张，一直未被重用，心中早已对二张不满。张柬之见到李多祚后，开门见山问道：“将军今日的富贵，是谁赐予的？”李多祚答道：“是高宗皇帝。”张柬之又问：“如今高宗皇帝的儿子（李显）正处于危难之中，二张意图谋反，诛杀太子，将军难道不想报答高宗皇帝的恩情吗？”李多祚听后，当场落泪，说道：“愿随大人诛杀奸佞，保护太子，恢复李唐江山。”随后，李多祚又联络了羽林军中的将领李湛、杨元琰等人，这些人大多是忠于李唐的旧部，很快便组成了一支五百人的“政变部队”。
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夜，洛阳城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张柬之率领崔玄暐、桓彦范等大臣，与李多祚率领的五百名羽林军在玄武门汇合。此时的玄武门守将，早已被李多祚策反，见他们到来，立刻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入宫中。政变部队入宫后，分两路行动：一路由桓彦范、敬晖率领，前往东宫迎接太子李显，让他以“太子”的身份号令百官；另一路由张柬之、李多祚率领，直奔武则天所在的长生殿，目标是诛杀二张。野史《武则天实录》（野史版本）中，详细描绘了诛杀二张的场景。当时，张易之、张昌宗正守在长生殿外的廊下，与几名亲信商议着第二天的行动。突然，他们听到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还没等反应过来，李多祚便率领羽林军冲了过来。张易之见势不妙，拔腿就想逃跑，却被羽林军士兵一把抓住，按在地上。他挣扎着喊道：“我乃奉宸令，你们敢对我动手？”李多祚厉声喝道：“你等奸贼，意图谋反，诛杀太子，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说罢，一刀将张易之砍倒在地。
张昌宗见兄长被杀，吓得魂飞魄散，想要冲入长生殿，寻求武则天的庇护。但羽林军士兵早已将长生殿包围，他刚跑几步，便被一名士兵用长矛刺穿了肩膀，惨叫着倒在地上。桓彦范上前一步，抽出腰间的佩剑，一剑将张昌宗的首级砍下。随后，羽林军士兵又将二张的亲信韦承庆、崔神庆等人全部诛杀，长生殿外的廊下，顿时血流成河。殿内的武则天听到外面的动静，挣扎着坐起来，问道：“外面何人作乱？”张柬之推开门，率领众人走进殿内，跪在地上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谋反，意图诛杀太子，臣等已将他们诛杀，恐惊扰陛下，特来请罪。”武则天看到地上二张的尸体，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李显，瞬间明白了一切。她沉默了良久，最终叹了口气，说道：“罢了，二张罪该万死，你们做得对。只是，朕已年老，无力再处理朝政，即日起，便由太子李显监国，处理朝政吧。”
正月二十四日，武则天正式下旨，传位给李显，结束了自己长达十五年的武周统治，李唐王朝得以复辟，改元“神龙”。李显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下令清算二张的余党，将张易之、张昌宗的弟弟张昌期、张同休、张景雄等人全部处死，家产抄没，家人流放岭南。曾经围绕在二张身边的官员，如郑愔、宋之问等，也纷纷被罢官贬谪，有的甚至被流放。二张经营多年的势力，在短短数日内便土崩瓦解。野史《岭南杂记》中记载，二张的家人被流放岭南时，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向他们扔石头、唾骂，有的甚至追着囚车殴打他们。张易之的母亲韦氏，在流放途中不堪受辱，自尽而亡；张昌宗的妻子卢氏，被当地的恶霸抢走，下落不明。曾经风光无限的张氏家族，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而二张的尸体，被李显下令悬挂在洛阳城的南门外示众。百姓们得知后，纷纷前来围观，有的扔石头，有的唾骂，还有人用刀割他们的尸体，以泄心头之恨。野史中记载，有一位曾经被二张迫害的官员，当场哭道：“老天有眼，这两个奸贼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直到数日后，李显才下令将二张的尸体下葬，但不准他们进入张氏祖坟，只能埋在城外的乱葬岗中，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在正史中，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定性为“奸佞之臣”，《旧唐书》《新唐书》中对他们的记载，多是“恃宠擅权”“弄权乱政”“谋害宗室”等负面描述，将他们视为武周末年朝政混乱的罪魁祸首。但在野史中，关于二人的记载却更为复杂，除了对其劣迹的批判，也有一些记载透露出不同的视角，让他们的形象不再是简单的“反派”。
野史中记载，张易之并非毫无所长。他在担任奉宸令期间，曾主持修订了一部名为《三教珠英》的大型类书，收录了儒、释、道三教的经典文献、诗词歌赋、历史典故等内容，共计一千三百卷。为了修订这部书，他召集了当时的着名学者，如李峤、张说、宋之问等，历时两年才完成。《三教珠英》虽然在后世因战乱大多散失，但在当时，它对文化传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后世研究武周时期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张易之还擅长医术，他曾根据自己的行医经验，编写了一部《张易之方》，收录了许多治疗疑难杂症的药方，其中一些药方在民间流传甚广，帮助了不少百姓。张昌宗则在艺术方面有着一定的造诣。野史《书断》（野史补注）中记载，他擅长行书和草书，其书法作品“飘逸如仙，兼具二王神韵”，当时的许多官员都以能得到他的书法作品为荣。他还擅长音律和舞蹈，曾根据西域的音乐，改编了多首乐曲，如《胡笳十八拍》《凉州词》等，这些乐曲在当时广为流传，丰富了唐朝的音乐文化。此外，他还曾在洛阳城中创办了一所“艺馆”，教授百姓学习音乐、舞蹈和书法，虽然其初衷可能是为了迎合武则天的喜好，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间艺术的发展。
更值得玩味的是野史中关于二张与武则天关系的记载。不同于正史中“纯粹的宠信与利用”，野史中常将二人描绘成武则天晚年的“精神寄托”。《控鹤监秘记》中记载，武则天晚年常与二张一同赏月、下棋、听曲，有时还会与他们聊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甚至会在他们面前流露出脆弱的一面。有一次，武则天因思念去世的丈夫唐高宗，忍不住哭泣，张昌宗便为她弹奏了一首《忆秦娥》，温柔地安慰她，让她渐渐平静下来。在武则天病重时，二张曾日夜守在她的床边，为她煎药、擦拭身体，甚至亲自喂她吃饭。这些记载，让二张的形象多了一丝“陪伴者”的色彩，也让人们看到了武则天作为帝王之外，作为一个普通老人的孤寂与脆弱。
当然，这些微末的长处，并不能掩盖二张擅权乱政的劣迹。他们凭借武则天的宠爱，掌控朝政，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导致朝纲混乱；他们生活奢靡，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他们谋害宗室，挑起矛盾，差点引发了更大的政治动荡。他们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他们咎由自取的结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兴衰，是武周王朝兴衰的一个缩影。他们凭借武则天的宠爱崛起，也随着武则天的退位而覆灭，他们的命运与武周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同时，他们的故事也印证了一个道理：权力若失去制约，必然会导致腐败与混乱；而依靠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权力，终究难以长久。